[ 沈巋 ]——(2012-4-24) / 已閱24613次
⑨誠信原則要求公務組織信守承諾，保護個人或組織正當的信賴利益。平等原則要求公務組織在同等情況下同等對待，不能對甲適用這些規(guī)定，而對同等情況的乙則不適用。這兩個原則都為公務組織自我約束性規(guī)定的效力提供法理基礎。
⑩參見林國彬：“論行政自我拘束原則”，載城仲模主編：《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則(一)》，三民書局1999年版，頁255-259。
(11)例如，在“江蘇大江國際經濟實業(yè)公司與海口市人民政府不履行征用土地手續(xù)法定職責及行政賠償糾紛上訴案”(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2005)瓊行終字第108號)中，一審法院指出，“原瓊山市政府久拖不給辦理‘土地出讓合同’，也未按規(guī)定程序辦理報批手續(xù)，未交付土地給環(huán)基公司開發(fā)使用，其行為違反雙方簽訂的‘意向書’的約定。”一審法院判決適用了《行政訴訟法》第54條第(三)項，二審法院也在判決中指出“本案政府不履行交付土地義務的行為一直持續(xù)至今”，并維持了一審法院判決。
(12)參見楊小君，見前注⑧，頁44；葉百修，見前注①，頁1609。
(13)例如，在“無錫市第六建筑工程公司海南分公司與海口市人民政府等行政不作為及行政賠償上訴案”(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2008)瓊行終字第75號)中，法院認為：“無錫六建海南分公司多次要求兩被上訴人履行生效判決。兩被上訴人也曾協調解決工程款的清償問題，但未果。……上訴人主張兩被上訴人沒有按照生效判決的要求，解決工程款的清償問題，即構成了行政不作為。這一上訴理由成立，應予支持。”
(14)《行政訴訟法》第11條規(guī)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對下列具體行政行為不服提起的訴訟：……(四)認為符合法定條件申請行政機關頒發(fā)許可證和執(zhí)照，行政機關拒絕頒發(fā)或者不予答復的；(五)申請行政機關履行保護人身權、財產權的法定職責，行政機關拒絕履行或者不予答復的；(六)認為行政機關沒有依法發(fā)給撫恤金的……(八)認為行政機關侵犯其他人身權、財產權的。”
(15)例如，在“山西省晉城市畜牧局駐長治辦事處與山西省長治市城鄉(xiāng)建設局行政糾紛案”(最高人民法院，(1995)行終字第6號)中，上訴人(一審被告，山西省長治市城鄉(xiāng)建設局)對被上訴人(一審原告，山西省晉城市畜牧局駐長治辦事處)辦理住房改造建設的申請一直未予辦理。一審法院判決：“上訴人應對被上訴人申請辦理住房改造建設的有關手續(xù)給予支持。但上訴人無正當理由不予辦理有關開工手續(xù)，已構成拒絕履行法定職責。”一審判決還適用了《行政訴訟法》第54條第(三)項、《國家賠償法》第4條第(四)項等條款。最高法院二審判決維持了一審判決關于“拒絕履行法定職責”的認定及該兩個條款的適用。
(16)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庭關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在看守所羈押期間，被同倉人致殘而引起的國家賠償如何處理問題的答復》([2006]行他字第7號)指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在被羈押期間，被同倉人致殘所引起的國家賠償，應當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規(guī)定的行政賠償程序處理。”這個答復雖然也可能涉及看守所怠于履行職責情形，但其目的顯然不是解決行政怠于履行職責致害應否承擔國家賠償責任的問題，而是解決受害人在看守所羈押期間被同倉人致殘引起的國家賠償應作為行政賠償還是司法賠償來對待。由于《國家賠償法》(2010)已經明確將“看守所”行使職權致害賠償納入刑事賠償范圍，故最高法院應該會在不久的將來廢止這個答復。
(17)《民事、行政司法賠償若干解釋》第3條第(四)項、第4條第(五)項。
(18)參見“江蘇大江國際經濟實業(yè)公司與海口市人民政府不履行征用土地手續(xù)法定職責及行政賠償糾紛上訴案”。
(19)參見“無錫市第六建筑工程公司海南分公司與海口市人民政府等行政不作為及行政賠償上訴案”。
(20)參見“阿不都克尤木·阿不都熱依木訴吐爾尕特海關扣押行政強制措施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高級人民法院，(2007)新行終字第17號)，載海關總署政策法規(guī)司編：《海關行政復議訴訟案例選(十)》(未正式出版)，頁520-527。
(21)參見“趙仕英等訴秭歸縣公安局行政賠償案”(湖北省宜昌市中級人民法院)。
(22)參見“李尚英等與廣饒縣交通局不履行法定職責行政賠償上訴案”(山東省東營市中級人民法院，(2004)東行終字第53號)。
(23)關于共同侵權行為與無意思聯絡數人侵權之間的區(qū)分，參見王利明：“共同侵權行為的概念和本質——兼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載“中國民商法律網”，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23431，最后訪問日期：2010年8月9日。在普通侵權法學理上，曾經把“共同侵權行為”劃分為“共同過錯侵權行為”和“無意思聯絡的共同侵權”(又稱“直接結合的數人共同侵權”、“視為共同侵權行為”、“客觀關聯共同的共同侵權行為”等)。參見張新寶：《侵權責任法原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頁79-82；楊立新：《侵權行為法專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頁292；楊立新：“共同侵權行為及其責任的侵權責任法立法抉擇”，《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6年第5期。然而，《侵權責任法》把“共同侵權行為”限于“共同過錯侵權”，而無意思聯絡的共同致害屬于數人侵權之中的分別侵權。參見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民法室編、王勝明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釋義》，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頁51-58、67-71；王利明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釋義》，中國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頁43-48、56-62。
(24)關于對國家侵權損害的分類，參見沈巋：“國家侵權損害概念的‘雙層結構’”，《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10年第3期。
(25)《侵權責任法》(2009)第13條規(guī)定：“法律規(guī)定承擔連帶責任的，被侵權人有權請求部分或者全部連帶責任人承擔責任。”
(26)例如，在“陳太湖與樂東黎族自治縣公安局其他人身損害賠償糾紛上訴案”(海南省海南中級人民法院，(2007)海南民二終字第243號)中，二審法院判決：“本案系國家機關或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行使公共管理職權過程中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體傷害，要求賠償的糾紛。它屬于《國家賠償法》的調整范疇，上訴人可通過提起國家賠償解決其賠償問題。1995年1月1日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屬于特別法，1986年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屬于普通法，在法律適用方面，特別法優(yōu)于普通法，同時，關于國家機關或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執(zhí)行國家公共管理職權過程中發(fā)生的侵權糾紛，不同于公民與法人平等民事主體之間的民事賠償糾紛，不屬于民法通則調整范疇。上訴人的起訴不屬于人民法院民事受案范圍。”
(27)該條規(guī)定：“國家機關或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執(zhí)行職務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
(28)《侵權責任法》第14條規(guī)定：“連帶責任人根據各自責任大小確定相應的賠償數額；難以確定責任大小的，平均承擔賠償責任。支付超出自己賠償數額的連帶責任人，有權向其他連帶責任人追償。”
(29)參見鄭春燕：“賠還是不賠——行政不作為賠償案件中的哈姆雷特式問題”，《山東警察學院學報》2005年第2期。
(30)參見楊立新，見前注(23)，頁303；王利明，見前注(23)。
(31)參見張新寶：“我國侵權責任法中的補償責任”，《法學雜志》2010年第6期；楊立新：同上注，頁309-311。《侵權責任法》第37條規(guī)定：“賓館、商場、銀行、車站、娛樂場所等公共場所的管理人或者群眾性活動的組織者，未盡到安全保障義務，造成他人損害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因第三人的行為造成他人損害的，由第三人承擔侵權責任；管理人或者組織者未盡到安全保障義務的，承擔相應的補充責任。”第40條規(guī)定：“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在幼兒園、學校或者其他教育機構學習、生活期間，受到幼兒園、學校或者其他教育機構以外的人員人身損害的，由侵權人承擔侵權責任；幼兒園、學校或者其他教育機構未盡到管理職責的，承擔相應的補充責任。”
(32)例如，公安部于2001年6月8日發(fā)布的《公安部關于治安拘留所等行政監(jiān)管場所被監(jiān)管人員打死打傷其他被監(jiān)管人員是否給予國家賠償問題的批復》(公復字[2001]10號)指出：“對治安拘留所等行政監(jiān)管場所的被監(jiān)管人員在被監(jiān)管期間打死打傷其他被監(jiān)管人員的，如果不存在監(jiān)管民警唆使毆打的情形，則不屬于《國家賠償法》第三條規(guī)定的國家賠償范圍。但是，公安機關負有保證被監(jiān)管人員人身安全的責任，在監(jiān)管場所出現被監(jiān)管人員打死打傷其他被監(jiān)管人員的情況，公安機關應該對受害人或者其家屬給予適當的經濟補償。”
(33)參見石佑啟：“試析行政不作為的國家賠償責任”，《法商研究》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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