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 雯 ]——(2012-4-13) / 已閱12503次
“龍丘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這是蘇東坡的一首極有名的描寫“悍妻”的詩。
據說，在北宋的時候，元豐三年，蘇東坡因“烏臺詩案”被貶到黃州任團練副使，不期遇上陳慥，兩人遂成為好友。陳慥狂放不羈，傲視世間，隱居龍丘。陳慥在龍丘的房子叫濯錦池，寬敞華麗，家里養著一群歌妓，客人來了就以歌舞宴客，而陳慥的妻子柳氏，性情暴躁兇妒，每當陳慥歡歌宴舞之時，就醋性大發，拿著木杖大喊大叫，用力捶打墻壁，弄得陳慥很是尷尬。于是蘇東坡就寫下了這首詩來嘲笑陳慥。
這本是一個有趣的故事，但故事的背后所展示的卻是一個中國古代特殊卻又普遍的“悍妻”現象。
古代“悍妻”現象
翻看古籍史料，記載“悍妻”的并不少，如袁紹婦劉氏“甚妒。紹死未殯，寵妾五人，劉盡殺之，又毀其形”。李紹文的《云間雜識》也有這樣一段記載：“松之悍婦，不能枚舉。因夫以得貴，因貴以虐夫。有披發通衢，呼夫名而稠抵。”對“悍妻”諸多行徑的描寫可謂詳盡。錢謙益也在《陳府君合葬墓志銘》中這樣描述晚明時期的一對夫妻，丈夫陳欽光“長不滿六尺，低首俯躬，語言姁姁然”，而夫人“長身魁形，謦咳如偉男子”。兩人不僅外貌反差極大，妻子更是屢屢當著外人的面數落夫君，毫不顧忌丈夫的臉面和影響，可謂十分兇悍。
可見，在中國古代，無論是封建倫理制度尚未健全的秦漢，還是“程朱理學”出現后，封建禮教早已系統化、理論化的明清；無論是處于社會上層的官宦之家，還是處于社會中下層的尋常百姓，“悍妻”均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而普遍存在。她們強勢、彪悍甚至殘暴，與傳統的女性形象格格不入。她們毆打丈夫、威逼親屬、仇怨鄰里，對統治者所建立的社會秩序和儒家倫理道德規范都有一定的破壞。
古代關于“悍妻”的法律規定
然而，早在《周易》中“夫剛婦柔”的理論基礎就已牢固地建立，其言“坤”道柔順，承奉于天；“坤”道處卑，待唱乃和之理。《禮記》中記載“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也涉及到婦女的具體言行。在這種大的社會氛圍之下，妻悍逐漸上升為一種法律過錯，如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妻悍，夫毆治之，決其耳，若折肢指、胅體，問夫何論？當耐。”但此時，夫妻互相施暴，與常人斗罪量刑一致。
到了漢代，情況發生了變化，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賊律》規定：“妻悍而夫毆笞之，非以兵刃也，雖傷之，毋罪。”可見，此時“悍妻”開始為法律所強力禁止，并且是否為“悍”，完全由丈夫判定，成為夫權的重要保障。
此后歷代，隨著儒家倫理道德的逐步建立，法律體系與內容的完善，有關婦女言行的規定更加詳細而具體。
發展到清代，由于“例”成為與“律”并行的法律規范，根據個案成例而對“悍妻”加以懲處的情況更為廣泛，如“妻妾逼迫夫致死者擬絞立決”的新例，就是根據乾隆四十五年“山陽縣民婦倪顧氏逼迫伊夫倪玉自縊身死案”而確立下來的，倪顧氏生性潑悍，刻薄丈夫前妻的兒子，夫妻因此反目相毆，倪玉氣忿自縊。根據先前的法律規定，應處以絞監侯，但刑部認為，應比依“毆夫至篤疾絞決”律擬絞立決。乾隆皇帝同意了刑部的意見，認為“婦之于夫，猶臣之于君，子之于父，同列三綱，所關綦重？”最終判處倪顧氏絞立決，并頒行新例通行。
除了法律規定，民間亦有諸多家族法規對女性的言行進行約束，如山東孔府的《訓俗遺規》的規定“孝敬公姑，和睦妯娌，不凌虐婢妾，不殘害妾生子女，婦人撒潑干犯長輩者，罰銀一錢，責夫十板”等。
可見，在中國古代，無論是國家法律，還是家族法規均對婦女的言行作出了明確而嚴格的規定，并制定了嚴厲的處罰規則，那為何在中國古代，“悍妻”現象并不罕見，甚至頻繁地出現在社會生活領域呢？
古代“悍妻”形成原因
明代有一王氏，性格潑悍，竟一次性杖殺使女十余人。其時還有一程氏，也是窮兇極惡，居然把婢女杖殺后，將其尸體解剖放入木匣中，并把另外一婢女的陰部割落而欲殺之。
與上述類似的案例還有很多，“悍妻”殺死使女、婢女的原因，我們已經無法查明，但可以看出的是，這些“悍妻”生性潑悍、殘忍、兇暴，視人命為草芥，隨意殘害。這不能不說是“悍妻”現象形成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人性中所本來具有的某些惡性，是無法通過禮法來加以限制和遏止的。
《大理歷代名碑》中曾收進一塊古碑拓片，據碑文記載，清道光年間，鐵甲場地的男人們經常外出，而留守在家中的婦女卻經常“屢行不義”，如偷盜鄰居的家禽、菜園種植的蔬菜等。村姑們犯錯被發現后不但不認錯，反倒“轉加唬嚇尋死”。
可見，分析中國古代婦女的問題，注意到其順從、卑下的特點之時，亦不可忽視她們的“無知”。古代婦女受教育程度很低，平民的家庭婦女更是很少接受教育，這種對知識的缺失，導致她們不懂“禮”、“義”，在丈夫縱容或者無人管教的情況下，即有可能恣意妄為。
如前案例所述，中國古代男子往往有納妾、狎妓的風氣，而夫妻感情的“排他性”，必然會導致妻子在面對丈夫納妾或狎妓的行為時作出抗爭性的反應。感情上的妒忌，必然會造成婦女行為上的乖張與彪悍；同時，丈夫尋歡甚至納妾，必然會影響到妻子的經濟地位。為了自保，妻子往往會變得敏感、狠毒，壓榨對其構成威脅的其他女性。另外，中國封建社會男性的續婢納妾，除了玩弄女性的原因外，延續子嗣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婢妾一旦生子，其在家庭中的地位就會驟然上升，這對嫡妻——尤其是未育子嗣的嫡妻來說，便是一種致命的威脅。這種威脅所產生的嫉妒和憤怒，必然會以乖張、暴戾的方式發泄出來。
中國古代在“男尊女卑”的格局下，亦十分注重“長幼有序”。作為處于“尊長”地位的女主人，并在“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觀念影響下，妻子往往掌握家庭內部事物的管理權，包括子女教育權、懲罰權等。尤其在丈夫這方面能力欠缺的情況下，妻子往往要更加承擔起“家不破”的重任。此時，處于家庭中重要地位的妻子，其完全可以管教子女、懲罰家眷甚至彪悍從事。
明朝中后期曾經出現過十分有趣的現象，“男為女飾，女作道裝”的打扮，一時間成為社會風氣。這種現象盡管是當時人們爭奇斗艷的心理以及社會風俗奢靡的表現，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男女角色的變換。究其原因，與當時婦女在社會中經濟地位的提升有著必然的聯系。
商品經濟的發展，手工業產品需求旺盛，促使家庭手工業迅速普及，在手工業領域，婦女較于男子具有某種優勢，導致婦女在當時經濟生活中的作用大大提高。
經濟地位的提升，必然導致婦女話語權的增強，其對無能的男主人表示的蔑視或不滿，就往往以“悍妻”的現象表現出來。
當然，還有其他因素，如丈夫的放縱或者懦弱、處于不同階層的婦女地位的差異等。
中國古代的“悍妻”，有因“悍”入罪，受到嚴厲懲罰的；有恣意彪悍，周圍人苦不堪言的；有“御夫有術”，丈夫甘之如飴的等等。縱然均為“悍”，卻也形形色色，類型多樣，看似特殊，卻也普遍，對其原因的分析，或許對分析當今社會女性地位問題亦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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