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文嬪 ]——(2011-12-29) / 已閱15517次
吳文嬪 北京交通大學 副教授
第三人利益合同(Contract for the Benefit of Third Party)又稱為第三人利益合同或利他契約，指當事人一方約定他方向第三人給付，第三人因之取得直接請求給付權利之契約。[1]例如，甲與乙約定，為丙的利益而由乙向丙為一定給付，這便成立了一個第三人利益合同，其中甲為債權人，或稱作受諾人(Promisee)；乙為債務人，或稱作允諾人(Promi-sor)；丙為第三人(Third Party Beneficiary)。就第三人利益合同而言，無論是大陸法還是英美法都承認合同當事人之外的這一“第三人”享有對債務人的給付請求權，即第三人不是合同當事人卻能享有合同的權利，這無疑是對古典契約理論的挑戰。因為大陸法系的“債的相對性”(Relativitat des Forderungsrechts)理論認為，合同僅于締約人間發生效力；合同對合同外的第三人不發生效力。其理由是：契約是當事人之間的合意，第三人未參加，自不能對其產生任何影響。[2]在英美法中，因為法律上并不存在債的概念及體系，所以大陸法中的“債的相對性”規則在英美法被稱為“合同的相對性”(Privity of contract)，我國也有學者將其譯為“合同當事人之間關系”，[3]還有學者將其譯為“合同的默契”。[4]雖然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在理解上都是指“合同項下的權利義務只能賦予當事人或加在當事人身上”，[5]認為合同效力僅及于“締約人”(parties－only)。
根據這一傳統的契約理論，合同當事人之外的第三人不能享有合同權利，即不能對債務人享有給付請求權。然而在有些特殊情形，合同之外的第三人卻能對債務人提起給付之訴。[6]由此，令人困惑不解的問題便接踵而至：第三人作為合同當事人之外的第三人，法律為什么要對他的利益進行救濟？他的合同權利是怎樣產生的？本文試圖以第三人利益合同為范式來闡釋第三人合同權利的起源。
一、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第三方效應——合同的外部性
古典契約理論將交易行為分割成獨立的環節，認為當事人除了單純的物品交換外不存在任何關系。這種理想的“個別性交易”[7]只有兩個當事人，除了每個當事人從交易中看到的即時所得外，是沒有契約性團結的，有關社會的穩定、實施承諾的機制和其他基本需要是由“外在之神”提供的。在這種交易中，權利義務來源于自己的承諾，責任來自確保實現承諾的外部之神。然而，在經濟的交易中，完全理想化的將社會關系分割成一個個獨立的“契約”單元的假設并不存在，事實上并不存在封閉的合同關系，人們之間的利益關系總是緊密相關。正如關系契約理論在對古典契約理論的批判中所認為的：古典契約理論人為地將個別性交易從整個社會大背景中剝離出來是不可取的。每個契約，即使是個別性契約，除了物品交換外，都涉及到關系，因此，每個契約必然地在部分意義上是一個關系契約。因為離開了社會，真正意義上的交換是不可能的，就如馬歇爾·薩林斯所言，一項物質交換通常是連綿不斷的社會關系中的一個短暫的事件。社會關系是支配性的，物品流動要受到現實情況的制約，是現實狀況的一部分。[8]
也就是說，以法社會學的觀點來看，由于社會關系的密切相關性，現代契約關系牽涉到很多人，合同當事人之外的第三人的利益也深受影響。同樣，就法經濟學的視點而言，在現實交易中，并不存在“完備的合同”。而且，由于合同效力的擴張，現實狀態下的合同都具有“外部性”。[9]古典契約法理論認為，合同效力只在合同當事人之間發生(合同相對性)，從法經濟學的角度而言，就是合同交易所產生的一切收益和成本全部由合同當事人分擔。合同相對性原則是對合同外部性存在的否定，然而，這種理想化的假設的合同封閉狀態在現實中并不存在。近代以來，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交易的連續性與相關性證明所謂的“完備合同”的假說在事實上并不存在。進而，隨著私法領域的公法化趨勢以及合同法的不斷發展，立法和司法實踐中逐漸承認和保護受合同效力影響的第三人，如保險合同中的受益第三人，貨運合同中的收貨人及他益信托中的受益人等，合同相對性原則日趨式微，這一現象的出現也是對“完備合同”的證偽，表明了合同外部性的存在。
合同外部性的存在意味其作為社會關系的基本利益結構無法孤立或是封閉地存在，總會影響到合同關系之外的第三人的利益。在第三人利益合同中，合同的訂立會導致第三人的信賴，第三人有可能基于此信賴而有所行為，若忽視了第三人將會出于對合同的信賴而安排自己事務的可能性，將使第三人的信賴落空，使第三人的信賴利益受損。[10]如在貨物運輸合同中，收貨人按時驅車前往收貨，卻被告知貨運合同撤銷。此時收貨人所花費的路費及誤工費等即為信賴利益之損失。合同的正外部性給第三方無償地帶來收益(權益)，由于是在不降低合同交易當事人效用水平的同時，提高了他人乃至整個社會的效用水平，因而是一種帕累托(Pareto Optimum)改進。即經濟實現“一般均衡”，任何重新改變資源配置的安排，都不可能在無損于任何人的前提下使任何一個人的處境較前更好。[11]這一類型的合同也正是由于具有積極的效益，才頗受立法及司法的重視，其中受益第三人的利益的保護也因此上升至立法層面，由法律明文規定予以保護。在美國，自1859年勞倫斯訴福克斯案(Lawrence v．Fox)[12]開創為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先河，判決第三人有權要求允諾人賠償損失以來，現在美國大多數州的判例表明，如果一個合同是為某一個人的直接利益而制定的，盡管這一第三人不是合同的一方當事人，也沒有提供任何對價，他也可以就該合同起訴，并向允諾人提出損害賠償的請求。[13]
二、第三人與第三人利益合同當事人間信賴關系之基礎——第三人之信賴利益與期待利益
由于現代交易關系的相關性，合同具有外部性，合同關系總會涉及合同當事人之外的第三人的利益，[14]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合同之外的第三人的利益都能得到法律的保護。而是在某類第三人的利益保護日趨重要之時，法律方將其納入保護范圍，正如第三人利益合同。此時，受益第三人的利益經由法律的選擇，成為一項法律所保護的利益，即法益。[15]這是第三人合同權利產生的前提。
在第三人利益合同法律關系構造中，允諾人與受諾人之間存在基礎合同，其原因關系為補償關系；受諾人與第三人之間存在對價關系；[16]允諾人與第三人之間的關系稱之為“第三人關系”(Vollaugsverhltins oder Drittverhltnis)。[17]此二人處于比較松散的結合關系之中，既不存在合同關系，也不存在法定義務或道德義務。雙方只是因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成立而在二人之間形成了給付關系。正如彼得·肯克(Peter Kincaid)認為，“被告(允諾人)為了實現他的允諾而向第三人履行義務，事實上，他并未向第三人為允諾，第三人也沒有給付對價，這里的對價與允諾毫不相干”。[18]這樣看來，似乎第三人只與受諾人之間存在對價關系，而與允諾人之間因缺乏對價，無法形成必要的結合關系而使第三人在未獲適當給付時無法對允諾人提起訴訟。然而，筆者認為，對于允諾人與受諾人之間形成的合同法律關系而言，此種法律關系并非封閉，允諾人的給付與否與第三人之間有利害關系，第三人對允諾人的給付產生了“信賴”，為了接受給付，可能導致對自身處境作了較之以往不同的安排，這樣，第三人與允諾人之間便形成所謂的“信賴關系”。誠然，從表面觀之，法律仿佛保護的是民事主體之間的信賴關系，但究其實質，法律是通過對信賴關系的確認來保護民事主體的合法利益。在合同法的理論發展中，信賴觀念的提出，是伴隨著信賴利益與期待利益的保護而產生的。這一規律在兩大法系信賴規則的產生、發展過程中清晰可見。
在大陸法，何為信賴并沒有得到明確的闡述。因合同理論建立在“合意”基礎上，信賴只是在“合意”之外，即合同不成立或無效這一較為狹窄的領域內發揮作用。從學者對締約過失的論述來看，信賴既可體現為締約關系，也可體現為一種信賴的心理。民法對交易主體之間的信賴關系的保護，主要體現在法律對信賴利益及期待利益之損害賠償的確認。關于信賴利益，根據大陸法學者的多數觀點，是指當事人相信法律行為有效成立，而因某種事實之發生，該法律行為不成立或無效而產生的損失，又稱消極利益之損失。[19]至于期待利益，在大陸法，是合同法保護的核心，指法律行為有效成立，債權人就其獲得債務履行所存之利益。期待利益之損害，指因債務人不履行其債務，致有效成立的法律行為的效力未獲實現所生的損害。[20]期待利益保護的目的，是把債權人恢復到合同得以適當履行后應處的狀態。英美法上的信賴(reliance)與大陸法相比，在合同法中的地位顯然重要得多。在英美法，隨著允諾禁反言規則在立法、判例上的確認，“契約理論從對價原理中解放出來”，[21]大有替代對價理論之勢，信賴成為合同具有執行力的根據，因信賴而作為或不作為，為允諾人所能預見的，也可視為具有適當的對價。美國第一次《合同法重述》第90條以允諾禁反言規則(the doctrine of estopple)首次將信賴作為執行力的根據規定在法典之中。[22]L．L·富勒(Fuller)在其劃時代意義的《合同損害賠償中的信賴利益》一文中提出將期待利益、信賴利益和返還利益作為違約賠償的依據的理論，認為合同中還有一種十分重要的利益，即信賴利益：“基于對被告之允諾的信賴，原告改變了他的處境。……要使他恢復到與允諾作出前一樣的處境。在這種場合受保護的利益可叫做信賴利益(the reliance interest)。”[23]至于期待利益，富勒對此定義為：“……使原告處于假若被告履行了其允諾，他所應處的處境。在這種場合所保護的利益我們可以叫做期待利益(the ex-pectation interest)。”[24]富勒的信賴理論的提出，使“信賴”的保護到達了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如果說允諾禁反言規制中的“信賴”只是一個雛形，仍擺脫不了對價制度的框架的話，那么，富勒的貢獻在于將“信賴”置于一個前所未有的重要的境地，甚至可以超過對價的重要性。其后，為了對富勒的命題加以歷史的實證，阿狄亞發表了《契約自由的盛衰》一文，由此提出了新的信賴理論。他進一步將富勒的信賴理論擴展到主張對約定原理(對價規則)的全面超越，信賴作為責任的根據表現出重大進展。[25]總之，在英美合同法，信賴的理念貫穿始終，對信賴利益以及期待利益的確認奠定了法律對當事人之間信賴關系之保護的基礎。
由此，筆者認為，信賴理念突破了傳統的對價規則，使得信賴關系并非限于當事人之間的合同關系，而且信賴還將合同責任擴張至侵權責任、[26]將合同內責任擴張至合同外責任，[27]這一理念為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利益的保護提供了理論基礎。第三人與基礎合同當事人之間存在信賴關系，此種信賴關系為合同法所維護的重要關系。第三人的“信賴”可有兩個不同范疇：一是基于與受諾人(債權人)的對價關系而產生的信賴。在對價關系中，受諾人之所以允諾第三人，使第三人得以向允諾人主張給付請求權，是因為受諾人與第三人之間可能存在雙務合同而產生的對待給付，或是法定義務，或僅僅是贈與關系。因為受諾人對第三人做了允諾，根據允諾禁反言規則，受諾人應當遵守自己的諾言，保護第三人對諾言的“信賴”。不過，這種“信賴”由于受諾人對第三人的允諾的存在，仍歸屬于對價制度的保護范圍。第三人“信賴”的第二個范疇是基于與允諾人的給付關系而產生的信賴。允諾人與第三人之間是一種很松散的給付關系，允諾人沒有對第三人作出允諾，但允諾人卻要遵守自己對受諾人作出的承諾，向第三人履行。第三人在對給付的“信賴”不能實現之時，可請求允諾人給付，并可對允諾人主張信賴利益之損害賠償。在這一范疇的“信賴”中，可謂是完全突破了傳統的對價規則，因為允諾人沒有對第三人作出任何允諾，第三人也未曾給付對價。之所以允諾人在第三人信賴不得實現之時，負擔對其信賴利益與期待利益的損害賠償責任，原因在于第三人對允諾人的給付產生了“信賴”，在第三人與允諾人之間實則存在基于信賴利益與期待利益之上的信賴關系。綜上，在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第三人基于對給付的信賴，若造成其他交易機會的損失或者為接受事實上并沒有履行的給付而作出的花費，可基于信賴規則請求信賴利益之損害賠償。第三人在其利益不得實現之時，亦可請求期待利益之賠償。法律通過對第三人的信賴利益與期待利益的保護實現對信賴關系的維護，故而信賴關系實為一種利益關系，可以說，正是第三人對合同的信賴利益與期待利益奠定了其與基礎合同當事人之間信賴關系的基礎。
三、第三人利益合同之第三人合同權利的產生——信賴利益、期待利益之正當化
在第三人利益合同，第三人基于對允諾人給付其利益的允諾產生信賴并改變自身的處境，這是第三人與允諾人之間信賴關系存在的表現，即使第三人未給付對價，在其信賴利益受損之時，依據信賴規則，也可請求信賴利益之損害賠償；在允諾人未為給付或給付不適當之時，第三人也可請求期待利益之損害賠償。第三人得請求信賴利益及期待利益之損害賠償的訴權，便是在司法上第三人享有合同權利的體現。在此，第三人顯然不僅僅對合同享有利益，而是在利益得不到實現之時享有對允諾人的權利。那么，作為合同關系之外的第三人，其合同權利是如何產生的？
第三人利益合同之第三人的合同權利的形成，[28]立足于法律對第三人信賴利益與期待利益的正當化，即信賴利益與期待利益首先應當是法律所保護的利益(即法益)。信賴利益的正當化在大陸法是通過締約過失制度實現的，在英美法則是通過允諾禁反言規則實現。信賴利益與期待利益的正當化在立法上是結合在一起的，保護期待利益的目的在于保護信賴利益。筆者認為，信賴利益與期待利益的正當化主要是通過在司法上對第三人訴權的肯定來實現的。信賴利益與期待利益的保護同屬于賠償法域的問題。[29]立法上對信賴利益與期待利益的損害賠償請求權的確認是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享有對合同當事人的訴權的前提。
大陸法的締約過失責任是在對實證合同法的批判和具體的實踐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合同法原理，但其對合同法的深遠影響卻只在20世紀(或20世紀后半葉)才被人們感受和認識到。雖然締約過失責任僅限于處于締結合同關系的當事人之間的信賴利益的損害賠償，但這一理論給我們提出了一個新的視點，那就是，合同責任并不限于合同關系存在的情形，“無合同也可有責任”，只要當事人之間存在信賴的關系，根據誠實信用原則，一方基于對另一方的信賴而導致的損失也有權請求損害賠償。這一損害為信賴利益之損失也包括期待利益之損失。即信賴關系成為當事人之間請求損害賠償的基礎關系，而非必須具備傳統意義上的“合意”。這也可以解釋大陸法系之所以承認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第三人損害賠償請求權的原因。根據締約過失責任之法理，既然信賴利益之損害不限于合同成立與否，則基于信賴關系而產生的損害賠償關系就不必限定于合同當事人之間，只要對利益的取得有信賴關系，任何人均可主張信賴利益之賠償。在英美法，期待利益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向來是合同法救濟的重要內容，而對于信賴利益損害賠償請求權的法律確認，則應當歸功于富勒、科賓等法學巨匠的努力。富勒認為，執法者隨時都可以根據該承諾得到遵守的程度來判斷信賴利益能否實現，并在一方違反承諾時要求其承擔對方的信賴利益的損害賠償責任。[30]美國合同法之父科賓也對信賴利益作了專門的論述：“現在很清楚，非正式允諾可以因為基于對他的信賴的行為而能夠被強制執行；盡管此行為并非立約人所謀求而并非作為該允諾的約定交換物而被履行。”[31]在他的努力下，美國第二次《合同法重述》對允諾禁反言規則作了更為靈活的規定。基于信賴而產生的允諾禁反言規則已不可辯駁地成為使允諾人獲得強制執行的法律基礎，信賴作為對價的“替代”(substitute)成為使合同得到有效履行或使當事人得到賠償的充分原因，從而初步確立了信賴利益賠償制度。
據此，即使受諾人未提供所謂的“對價”，只要其與允諾人之間形成信賴關系，在其利益受損之時，便可請求信賴利益與期待利益之損害賠償。因為“合同法對信賴的救濟包括期待利益的損害賠償和信賴利益的損害賠償兩種手段”。[32]這一信賴理念也為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第三人利益之法律保護提供了依據。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雖然是合同關系之外的第三人，但其因合同當事人之間的約定而對合同享有利益。這一利益是基于合同當事人的約定賦予的，但對第三人而言，其是否承諾對能否享有利益并不影響，甚至第三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也可成立第三人利益合同(如為胎兒的利益訂立的第三人利益合同)。這種無需第三人的意思表示，更無需第三人給付任何代價便可享有合同利益的情形似乎違背了英美合同法中的對價規則。因為在對價規則中，“對價必須由受諾人提供”這一格言意味著一項允諾只能由提供對價的受諾人強制執行。而在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第三人與允諾人之間僅存在給付關系，允諾人為了實現他對受諾人的允諾而向第三人履行義務，事實上，他并未向第三人為允諾，第三人沒有給付對價。不過，根據現代合同法中的信賴理念，第三人與基礎合同當事人之間形成某種信賴關系，若第三人對允諾人之給付有信賴之心理，并為其利益的享有改變處境、作出某種安排的話，合同當事人未經第三人同意不得變更、撤銷第三人利益合同，除非合同特約保留變更與撤銷的情形。在大陸法，第三人對合同是否產生信賴的因素已引起了法官們的高度重視，“一個德國法官往往會考慮第三人是否已因對賦予其利益允諾的信賴而改變了其地位，如果第三人已經改變了其地位，應認為合同當事人已失去了取消或變更第三人權利的權利”。[33]而且，第三人在其利益因允諾人的不履行受有損害之時，可請求信賴利益及期待利益之損害賠償。
以上第三人享有的信賴利益與期待利益的損害賠償請求權為救濟權。古諺云：“沒有救濟就沒有權利。”一種無法訴諸法律保護的權利實際上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法律權利。[34]權利人在遇侵害之時得請求損害賠償請求權，此為派生性請求權(救濟性請求權)，也稱救濟權。通說認為，救濟權是基于原權而生的第二性的權利，若無對權利或利益的侵害便無所謂救濟權，即救濟權是為了保護原權而存在的權利，原權直接決定救濟權的內容。以此看來，似乎原權是救濟權的邏輯起點，而事實上并非如此。救濟權的實質在于救濟原權所保護的利益，而不是純粹救濟原權。因為權利只是一種規范性的關系，這種關系本身是談不上什么救濟的，法律所保護的是權利所體現的利益。如在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第三人訴權(救濟權)的邏輯起點便是第三人對合同享有的信賴利益與期待利益。正如彼得·肯克指出：“第三人能提起訴訟的權利在于他對合同的信賴與期待或是與立約人的交易。”[35]信賴利益與期待利益為法律所保護的利益——法益，可見第三人對合同享有的法益是第三人享有訴權(救濟權)的基礎，法益實則為救濟權的邏輯起點。[36]然而，在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第三人的合同權利并非簡單的一項權利，而是由第三人的給付請求權、給付受領權以及損害賠償請求權所構成的權利束。第三人的損害賠償請求權(救濟權)的產生，是立法上對第三人信賴利益與期待利益的正當化的結果。那么，第三人的給付請求權(原權)是如何產生的呢？
比較法學者一般認為，大陸法是一個“權利先于救濟的”法系，而英美法則是一個“救濟先于權利”的法系。大陸法系的“權利先于救濟”的觀念，是因為深受阿奎利亞法影響的緣故，在立法上采用列舉主義由法律明定權利類型，在司法上認為只有法定的權利方可得到救濟。但隨著工業社會的來臨，“權利先于救濟”的法律模式的局限性顯露出來，一方面它不可能預見所有的值得救濟的權利形態，另一方面它只救濟法定的權利，而將許多應然的自然權利(法益)排斥在救濟之外，這違背了自然權利的觀念，所以大陸法系民法典普遍創設概括性的法律原則，如公序良俗原則、誠實信用原則等。法官通過對概括性原則乃至于對民法內在的精神的解釋，對于法律沒有明定的權利(即法益)賦予救濟，而救濟一旦被賦予，此種利益實際上就成為法律明定的權利。可見，大陸法實際上也存在類似于英美法的“判例法”機制，通過法官造法形成新型私權，“救濟先于權利”的情形在事實上是存在的。在英美法，英國的普通法是作為一連串的補救手段而產生的，如英國的侵權行為法是以令狀(writ)為基礎發展而來的，法院依特定的令狀，經由訴訟而創造某種救濟，而在救濟之前，并沒有一個由法典編制出來的權利體系，正如梅因所說：“英國法是在程序的縫隙中滲透出來的。”所以，在英美法，是救濟確認了人們在法律上的權利，是救濟程序創造了普通法上的權利體系，“救濟先于權利”。[37]從救濟權與原權的關系可見，救濟權可成為推定原權的前提，“從權利推定權利”在邏輯上是合理的，其特點是由法定的“明示權利”合乎邏輯地推定出“默示”的權利。在第三人利益合同中，基于對第三人的法益(信賴利益與期待利益)的保護，立法上賦予第三人的信賴利益與期待利益的損害賠償請求權(救濟權)，隨著此類案例的增多，合同之外第三人的權利日顯重要，在立法上便推定第三人享有對允諾人的給付請求權(原權)。如1999年的英國《合同(第三人權利)法案》便賦予第三人要求允諾人強制履行合同條款權利的規定；《德國民法典》第328條規定：“當事人可以合同約定向第三人履行給付，并具有使第三人直接要求給付的權利的效力。”
基于以上探討，筆者認為，在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第三人合同權利的產生，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合同當事人在基礎合同中通過約定利益第三人約款來賦予第三人利益，第三人基于合同當事人對其利益的賦予而形成信賴關系，這一利益被類型化為信賴利益與期待利益，而正是信賴利益與期待利益奠定了這一信賴關系的基礎。進而信賴利益與期待利益經由正當化，成為一種可由法律加以保護的利益(法益)，在立法上規定了信賴利益與期待利益的損害賠償請求權，第三人的法益便可通過主張訴權受到法律救濟。第三人救濟權的產生，使第三人對合同享有的法益通過權利的推定形成法律上實態的給付請求權成為可能。
茲以圖例說明：
第三人
合同利益
類型化
信賴利益
期待利益
正當化
救濟
信賴利益損害賠償請求權
期待利益損害賠償請求權
全力推定
給付
請求權
利益
法益
救濟權
原權
權利
可見，第三人合同權利的產生經歷了一個從利益到法益，再從法益到權利的演變過程，這亦是法律對第三人的合同利益正當化的過程。事實上，第三人利益合同之第三人合同權利作為一種新型的權利，它的產生是與私權誕生的普遍規律相契合的，即法律對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進行平衡，對利益加以選擇性的保護，利益便上升為法益。一部分的法益在立法之初便被設定為私權。而另一部分法益則在形式上仍存在于私法體系中，須經權利的推定再通過立法程序將其設定為新型私權。這樣，法益便轉化為私權，私權由此誕生了。
注釋:
[1]鄭玉波：《民法債編總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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