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劍 ]——(2011-12-8) / 已閱18113次
刑事訴訟案件公開的反思與重構
關鍵詞: 刑事訴訟/公開/司法獨立
內容提要: 盡管法律文本對刑事訴訟案件公開已有初步的規定，但是因為其尚不完善，導致司法運行中產生了諸多問題。其嚴重后果是影響了法官的獨立決斷和對嫌疑人的權利保護。要改變當前法官在審判中的尷尬境地，應當構建比較健全的刑事案件公開機制，保障公眾權利與司法裁判之間的合理界限。
因為刑事訴訟偵查階段和審查起訴階段的相對封閉性，決定了立法確立的刑事訴訟公開主要是指審判階段的公開。但是“行動中的法”并不總是因循守舊，文本中的法總會被不斷突破。[1]（P39）審判公開之外，刑事案件信息由于種種原因被不當公開，使得尚未定論的司法話題不恰當的演變為了公眾話題。刑事司法運作中，案件信息公開呈現混亂狀況：一方面，公眾意見借助網絡、電視、手機、廣播、報紙等等現代社會各種及時、高效、無孔不入的信息傳播介質，浸入司法的運作過程，導致案件審理法院和辦案法官常常處于法律和公眾意見的夾縫中艱難決斷；另一方面，在此背景下新聞監督權和公眾話語權的不當行使，也受到了來自司法領域和法學領域的責難。
一、研究的問題
刑事案件的審判過程讓公眾與媒體知悉，被稱為審判公開。審判公開是各個國家刑事案件信息公開機制的主要內容甚至是唯一內容。但現實中的刑事案件信息公開出于撫慰受害者、教育公眾、社會治理以及新聞報道的需要，在審判公開之前、之外，已經被部分地公開了，從而客觀上為公眾在案件判決前，提供了知悉案件信息的途徑。然而，公眾通過媒體對司法審判態度的表達，一方面起到了對司法活動進行監督的作用，例如對缺乏程序正義的訴訟過程的不認同，使辦案法官不堪承受巨大的輿論壓力從而依法審判；而另一方面，在媒體引導下或者說公眾通過媒體對司法判決的不適時、不恰當表達，以及公眾在不了解法律規定和案件事實的情況下，僅憑一時感情而對案件是非對錯進行的評價，卻會極大影響法官正常辦案。
隨著刑事犯罪的專業化和隨之而來的案件的復雜化，加之公眾的法律知識和法官的知識并不總是完全重合，而是存在一種知識集合上的“相交”關系，導致不同知識背景下兩種不同認識之間的誤會，可能會進一步加深。在移植法背景下，這種誤會得到再次放大。正如有學者指出：“司法判決與公眾認同之間存在著距離和沖突，歸根到底是由于司法現代性進程中移植過來的法律制度和運作模式與人們日常生活場景之間的整合出現了斷裂。”[2]（P32）作為一個常識：擁有不同知識的兩個群體，對同一問題一般情況下很難達成共識。這時與其說公眾意見對刑事司法在起監督作用，不如說公眾意見已經極大影響了法官對案件的獨立決斷。
1966 年，時任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克（Tom C．Clark）在 Sheppard（注：這里有必要對 Sheppard 一案進行簡要交代：塞姆·謝潑德（Sam Sheppard）是俄亥俄州的一位著名外科醫生，1954 年因涉嫌棒殺已有身孕之妻而被捕。他自稱無辜，辯稱其妻之死乃是外人入室將他擊昏后所造成。此案公開后，立刻引起全國和地方各媒體的極大關注，有關評論和報道隨即鋪天蓋地而來。在謝潑德被捕前，各報紙就認定他犯有謀殺罪。一篇社論題為“為何警察不偵訊首要嫌疑人？”要求將謝潑德拘押在警察局進行詢問。另一篇社論則質問“為何不把謝潑德投牢入獄？”于是，謝潑德被逮捕并被指控犯有謀殺罪。其后，各種形式的媒體仍繼續鼓噪。例如，“鄰居揭露謝潑德有‘性伴侶’”，“車庫發現血跡”，“警方宣稱發現謀殺罪新證據”，等等，諸多報道與評論頻頻出現在有關媒體上。而對于庭審過程，媒體亦緊追不放。記者、照相機、攝像機充斥法庭，在選定陪審員、舉證及認定事實等方面，媒體極力施加影響。主審法官為了競選連任而放之任之，未采取任何措施保護陪審團的判斷不受干擾。此種情形一直持續至有罪判決做出后方才停息。謝潑德以審判過程被嚴重干擾為由上訴至聯邦最高法院，當時最高法院駁回了上訴。在依人身保護令（habeas corpus）獲得聯邦法院重審其案之前，謝潑德已在俄亥俄州的監獄里度過了十一年的時光。若干年后，謝潑德的上訴審律師向聯邦最高法院提交了五卷載有傾向性內容的剪報，以作為謝潑德受公平審判權利受到侵害的證據，See Ronald L．Goldfarb，TV or not TV：television，justice and thecourts ，1998，NY：New York Univ. Press，p．10。1966 年 Sheppard 一案得到重新審理，但是這一次審判宣告謝潑德無罪釋放。幾年后謝潑德去世。See Sheppard v．Maxwell，384U．S．333（1966）.）一案的判決中寫道：“正當程序原則給予被告獲得不受外界影響的公正陪審員審理的權利。鑒于現代傳媒的煽動能力和將陪審員與有傾向性的報道隔絕開來的困難，上訴法院有責任對審判情形作出獨立的評價。若是審前的傾向性報道有合理的理由認為可能損及公平審判，法官應當延期審理（continuance）直至影響減弱，或將案件轉移到另一未受傳媒沾染之地區進行審判（change ofvenue）。另外，將陪審團與外界隔絕開來（sequestration of the jury），也是法官本應根據辯護律師的建議而采取的措施。如果審判活動被公開報道而可能失去公正，應令重新審判。但是，我們應記住推翻判決只是治標之道；有效措施乃是那些將偏見消除在萌芽狀態之中的措施。法院必須采取如此措施以保護其秩序不受外界不當之干擾。檢察官、辯護人、被告、證人、法庭工作人員或執行官員皆不得影響法院的此種保護功能�！保ㄗⅲ篠ee Sheppard v．Maxwell，384U．S．333（1966）.）
公眾意見干預司法程序的情況客觀存在，其產生的強大影響力我們難以想象，但是刑事辦案人員尤其是法官（注：法官代表國家對案件的權威性裁斷，代表了一個刑事司法程序的完結。而在判決作出前案件信息不當公開所造成的消極后果，都要由法官來消解。）卻在切身感受著這種難以抗拒的力量。產生這些問題的癥結不在于刑事案件公開本身，因為讓訴訟盡可能地在陽光下進行已是人們的共識，問題在于刑事案件信息被不恰當地公開了�？梢哉f，整個刑事案件公開機制由于缺乏規制，已使司法活動陷入了困境。
二、中國刑事訴訟案件公開：文本與現狀
在刑事訴訟案件公開方面，我國《憲法》、《刑事訴訟法》和司法解釋都作了初步的規定，但從實際運行來看，依然存在諸多問題。
（一）法律文本粗疏
刑事案件公開機制是刑事訴訟中的重要制度設計，我國關于刑事案件公開機制的立法在憲法、刑事訴訟法中都有所體現。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25 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案件，除法律規定的特別情況外，一律公開進行。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11 條也規定：人民法院審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規定的以外，一律公開進行。另外，2007 年 6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關于加強人民法院審判公開工作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也進一步規定了審判公開問題。但是《意見》中對一些問題的規定仍然較為原則，并不易操作。如《意見》第 22 條規定了有權決定裁判文書公開的人民法院和具體的公開方式：“各高級人民法院應當根據本轄區內的情況制定通過出版物、局域網、互聯網等方式公布生效裁判文書的具體辦法，逐步加大生效裁判文書公開的力度。”筆者通過可以掌握的各種檢索途徑，沒有發現高級法院制訂的公布生效裁判文書的具體辦法。
從以上的立法規定中也可以看出我國的刑事案件公開主要是指審判階段的公開，而關于刑事訴訟中偵查階段、審查起訴階段和庭審前的準備階段等其他階段的案件信息的社會公開并沒有做出規定。審判公開是以公開審理案件為核心內容的。更具體些講，指的是庭審公開和宣判公開。這也被我國學者界定為刑事訴訟的“審判公開”原則。[3]（P86）審判公開本身作為彰顯刑事司法正義與司法透明的制度設計無疑是司法進步的標志。但是，立法規定的審判公開滿足不了大眾和新聞媒體對案件知悉欲求的需要，更無法涵蓋司法實踐中案件信息在審判前已經公布于世的事實。當我們進一步追問，案件具體在何時公開？ 由誰來公開？ 不同案件究竟以何種方式公開？ 庭審之外法官是否可以對案件發表意見？ 法官能否向媒體談論自己關于案件的看法？ 庭審公開和宣判公開指的是哪一級人民法院的庭審和宣判要公開？ 在二審法院對案件正在審判中，一審法院就案件的細節能否公開？ 對這些問題，我們發現少有可以操作的依據可循。即便是對審判公開進行了相對較為細致規定的《意見》，也不能解開我們的疑惑。
（二）司法運作失范
法律規定的不完善，必然要映射為比較混亂的現實運作。我國法律所規定的審判公開在實踐中存在不少問題。
1. 形式大于實質的審判公開。首先庭審公告很不規范，很多案件沒有按照法律規定進行公告，公眾無從知悉案件何時開庭，就無法旁聽案件審判；其次以筆者大量觀察來看，未經法庭允許的記錄、拍照、錄音、攝像，一般會被法警與法官即刻制止。而申請對案件進行新聞報道需經級別較高的部門批準（注：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關于加強人民法院審判公開工作的若干意見》第 23 條規定：“通過電視、互聯網等媒體對人民法院公開審理案件進行直播、轉播的，由高級人民法院批準后進行。”由此可見，對新聞媒體的報道，設置了較高的門檻，法院本身還是持很謹慎的態度。）。近些年公眾能在電視等相關媒體上看到的“庭審直播”都是進行了相當細致的準備，并且大多屬于“形象工程”，因此通過法律規定的“審判公開”這一合法、正規渠道，大眾與新聞媒體往往很難獲得有價值的案件信息。另外，即便是實踐中各地法院推行的審判公開后的裁判文書公開，也存在不少問題。筆者通過與眾多法官的交流獲得了一個基本的判斷：基于種種因素的考量，裁判文書公開承擔的政治功能多于司法功能。哪些裁判的文書可以向社會公開，哪些不能公開，都由法院根據各個案件不同情形定奪。
2. 審判公開之外的“公開”更是混亂。在司法實踐中，有些案件檢察院還沒有提起公訴，公安部門的相關人士出于種種考慮便接受了媒體采訪；當事人為了爭取對己有利的輿論環境，而“極富智慧”地向媒體透露案情；新聞媒體為了“吸引眼球”，借助其無孔不入的組織和關系網絡迅速獲取案件信息進行報道；諸多的案件甚至還沒有判決，已經成為了民眾街頭巷尾的熱議話題。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一些主流媒體甚至對一些案件的有罪無罪、罪輕罪重進行公開討論和投票表決。例如備受公眾關注的許霆盜竊案，在判決還未做出時，借助報紙、電視、網絡等媒介，尤其是電視和網絡的傳播，幾乎使許霆案家喻戶曉（注：這其中有很多電視臺進行的關于許霆案的討論節目，如中央電視臺十二頻道的《大家看法》欄目，更是請來了國內知名的刑法學專家、律師、評論家等專業人士對案件進行討論。參看中央電視臺社會與法頻道（CCTV12）2008 年 3 月 1 日的《大家看法》欄目：《許霆案的法內法外》。中央電視臺的這次節目是在 2008 年 1 月 14 日，廣東省高院以事實不清為由將該案發回重審之后，2008 年 3 月 31 日廣州市中級法院第二次公開開庭審理之前這一關鍵時期進行的，鑒于央視在中國新聞媒體中絕對的權威地位，我們很難說，辦案法官會不受節目內容影響。在該欄目開始時主持人說：“假如有這么一臺自動取款機，你取一千塊錢它就給你一千塊錢，但是你的賬戶上卻只扣一塊錢，遇到這樣的情況，你會怎么辦呢？ 有一個叫許霆的青年就碰到了這樣的事情，他的選擇是不停地取錢，取了 171 次，一共拿了 175000 塊。他這么做的后果被一審判了無期徒刑。不過這個案子前不久又被發回重審，最終的結果還沒有出來。而他那段‘荒唐’的自辯讓很多原本支持他無罪的網友都倒戈了�！边@段文字也是央視國際網站該欄目的內 容 簡 介。具 體 請 見 http：/ /space．tv．cctv．com/act/video．jsp？videoId = VIDE1204376069652891，最后登錄時間 2010 年 12 月 10 日。）。
3. 公眾意見的作用力進入審判場域，成為法官無法擺脫的“案外因素”。刑事訴訟程序的完結是以案件判決生效并交付執行為標志的。在法官還沒有做出判決，正在對案件材料進行梳理的過程中甚至還根本沒有接觸案件時，案件的部分案情即見諸媒體，實屬違背法理。先通過媒體而不是法庭和案卷了解案件，這難免會對法官心證的形成產生先入為主的影響，使審判流于形式。尤其是當公眾對案件的是非曲直已經形成了絕對性的傾向時，法官的裁判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已經形成的社會成見的影響。而要使法官作出與公眾意見相悖而忠于法律的判決，在司法實踐中，至少是在中國的司法實踐中，法院和法官將承受來自方方面面的巨大壓力（注：這種壓力既來自輿論，也可能來自上級和相關部門對壓力的再下放與強化。）。更為嚴重的情形是，法官有時對輿論信息的接觸甚至是主動的、興奮的，[4]（P19）已經形成了審理案件先看輿論導向，見風使舵、明哲保身的不良司法“慣習”，嚴重侵蝕了司法的獨立性。
三、案件不當公開對司法活動的消極影響
為什么法律規定的只有在審判時才能公開的案件信息在審判前就可以被公眾所知悉？ 公眾的意見是如何影響法官審判的？ 重壓下的法官如何扮演居中裁斷者的角色？
（一）案件不當公開的途徑
1. 新聞的本質屬性就是不斷尋奇求新，發現新聞點。愈是新奇的、重大的事物愈能引起新聞媒體的關注，以迎合大眾的獵奇心理。新聞媒體借助其無孔不入的組織網絡可以在第一時間迅速獲取案件信息。求新求奇的特點也會使新聞偏離對事實進行客觀全面的報道，而放大有益于吸引眼球的細節。
2. 因為“媒體曝光”已成為很多案件最終得到解決的契機，被媒體關注過的案件也會受到司法機關的關注，這也正是人們利用了司法機關辦案不得不考慮輿論壓力而進行的“極富智慧”的行動選擇。因此很多案件在進入司法途徑解決之前就已被新聞媒體捷足先登而見諸報端了。這樣一來，很可能還未被司法機關立案的案件，已經受到公眾的極大關注并進行過充分討論。但是因為新聞的視角和標準與刑事司法的判斷標準之間存在差異，無疑使司法機關辦案處于尷尬境地。
3. 因當事人擔心法院不能嚴格適用法律，在法院審判的同時就同步讓媒體曝光，接受媒體采訪以擴大影響，爭取輿論支持。這類情形往往是當事人在庭審前法院開展準備活動期間，借助媒體的強大影響力給法院施加壓力，以創造輿論環境，爭取有利于自己的判決。這無疑將法院置于法律和輿論的夾縫中艱難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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