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濤 ]——(2003-8-26) / 已閱23889次
重構民事審判監督程序之我見
我國進行司法改革已經多年了。已確定的改革成果有公開審判制度、當事人舉證制度、當事人抗辯式審判方式、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剛剛制定的《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等等。從司法改革的趨勢看，到了完善證據制度、確立程序的獨立價值、分清訴訟責任的階段。但是，這些司法改革成果都僅限于一、二審程序；而民事審判監督程序的改革卻遲遲未動。人們仍按部就班地進行申訴、再審、改判。你一、二審按照審判方式改革的要求，只要當事人不舉證，就判你敗訴。我審判監督程序按照“有錯必糾”的原則，只要當事人舉出新的證據，我就改判你的。這就形成了，一、二審按照改革的要求判，審判監督程序按照現行的規定改。不管你一、二審程序改革如何成功；只要審判監督程序沒改，就必將對其改革成果予以否定。因此 ，隨著一、二審改革的發展，審判監督程序到了必須進行改革的時刻。
民事審判監督程序是民事審判程序中的補救程序。他除了具有民事審判程序中嚴密的、系統的審判過程的屬性外，在其程序上有其自身程序特點，及審理的對象是已發生法律效力判決、裁定。由于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具有強制性、排他性和穩定性；對法院、當事人和社會都具有約束力，任何人都無權改變的特殊性。因此，我們要用嚴密的、系統的思維，科學的分析方法來研究民事審判監督程序。
近來，我看了很多關于民事審判監督程序改革的文章和言論，總有一種說不出來的不舒服感覺。這使我想起我兒時，一到換季，大人總是把過去的舊衣服拿來補一補改一改拿給我穿。且不說漂亮了，穿上這種衣服不是袖子短了、肩膀窄了，就是褲腰小了，總讓人不舒服。當然，那是人們為了節約。但是，我們現在是進行民事審判監督程序的改革，就不能節約我們紙墨和我們智慧。否則,就是對我們訴訟資源的極大浪費。因此，我們只有重構民事審判監督程序，才能避免這種尷尬局面。
本文想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審視我國現行的民事審判監督程序存在的價值。但我作為一個基層法院從事審判監督的法官，提出這些想法，是否太狂妄了。不得以，就把她當作我的狂想吧。
一、 對現行民事審判監督程序的批判
毛澤東同志曾經指出：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在其中。司法改革也就是破除現行不適應時代要求的法律、法規、規章制度；確立適應時代要求的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由于我國現行的民事審判監督程序從立法指導思想，到程序設置都存在嚴重的問題。因此 不可能就某一點進行修正；而必須對現行的民事審判監督程序進行全面批判，才能建立起合理的民事審判監督程序。
（一）、對現行再審程序設置問題的批判。
《民訴法》對審判監督程序的規定過于原則，審判程序不完整、不嚴密，也至于再審程序無程序可循。這是我們現行民事審判監督程序存在嚴重問題的不爭事實。我們說民事審判監督程序不同于民事一、二審程序。但他為什么不同于民事一、二審程序？關鍵一點在于它審理的對象不同。一審程序審理的對象是雙方當事人爭議的民事權利義務關系。二審程序審理的對象是未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而審判監督程序審理的對象是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由于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具有強制性、排他性和穩定性；對法院、當事人和社會都具有約束力，任何人都無權改變的特殊性。因此，他的審理對象決定了他不能象一、二審程序那樣，可在訴訟中變更當事人、增加當事人、變更訴訟請求等形式處理訴訟問題。但是，由于《民訴法》一百八十四條對再審的審理程序的規定過于原則，即生效判決、裁定是由一審法院作出的，按一審程序審理；是二審法院作出的，按二審程序審理。這使得我們一些同志產生這樣的認識。《民訴法》規定按一、二審程序審理再審案件；那么再審案件就可以按一、二審程序在訴訟中變更當事人、增加當事人、變更訴訟請求等形式處理訴訟問題。但他們沒有考慮到再審的審理對象是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因此。在再審案件中出現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多種再審形式和多種再審結果。這在司法實踐中出現了越再審，越不知該怎么審；越再審，越不知該審什么。而再審判決也出現了越判，當事人越不服的尷尬局面。就其原因，是現行的民事審判監督程序的規定太過原則，根本無法反映再審的特殊性；把本來非常嚴肅的生效判決、裁定改來改去；甚至訴訟主體、訴訟請求都變更來將就當事人。難怪當事人愿意申訴，樂于申訴；這當然會產生申訴無限、再審無限的現象。
那么該如何設置再審審判程序呢。我們首先要明確，審判程序分為程序審判程序和實體審判程序。要設置一個審判程序，也首先要明確是設置程序審判程序，還是設置實體審判程序。我國現行的再審審判程序是按實體審判程序設置的。按實體審判設置再審程序所應處理的審判程序問題，遠遠大于一、二審程序所應處理的審判程序問題。
我們知道，法律的制定是按人們可預見到的社會現狀而預先加以規范的行為規則。從我國現行的再審審判程序所能預見到的社會現狀有，原審訴訟主體資格是否適合、原審訴訟請求事項是不成立、原審證據采信是否符合規則、原審適用法律是否正確、原審審判程序是否合法、原審法官是否按程序正義的要求公平地對待所有的當事人、申訴或者決定再審的主體不同的審判程序問題、原審裁判形式不同的審判程序問題等等。在這些問題之下還有很多子問題。在子問題下還有很多孫問題。要設置這樣一個龐大的、包羅萬象的審判程序，是否困難太大了，以至于到了不可能的地步。我們簡單分析一下就可明了再審程序的制定是多么的困難。（1）原審訴訟主體資格是否適合問題的子問題有，原審原告主體資格是否符合；原審被告主體資格是否符合；原審第三人主體資格是否符合；原審被告和原審第三人主體資格均不符合，再審中是否可追加被告和追加第三人等等。（2）原審訴訟請求事項是不成立問題，存在以下子問題：原審判決沒有滿足原審當事人的訴訟請求事項；原審判決否定原審當事人的訴訟請求事項；原審判決超出原審當事人的訴訟請求事項；原審判決與原審當事人的訴訟請求事項完全不同或者完全相反等等問題。（3）原審證據采信是否符合規則的子問題有，舉證責任問題、舉證時效問題、證據間的效力問題、法官采證標準和原則問題等等。（4）原審適用法律是否正確的子問題，有法律本身出現的法律沖突問題、法律適用效力問題、當事人在原審中可知適用法律量與原審判決后得知適用法律錯誤的差異問題。（5）原審審判程序是否合法問題。這存在有當事人主張權利的時效問題和法官在執行程序法時所犯錯誤的可原諒性和不可原諒性問題。（6）原審法官是否按程序正義的要求公平地對待所有當事人的子問題有，法官惡意偏坦一方當事人；法官善意偏坦一方當事人；法官善意偏坦一方當事人的尺度問題等等。（7）申訴或者決定再審的主體不同的審判程序問題。這存在以下子問題。原審原告提出申訴；原審被告提出申訴；原審第三人提出申訴；原審當事人均提出自己申訴理由，以及原審當事人向法院提出申訴或者向檢察院提出申訴；原審法院自己決定再審的條件和程序；上級法院決定提審或者指令原審法院再審條件和程序；檢察院提起抗訴條件和程序等等。（8）原審裁判形式不同的審判程序的子問題有，原審裁定駁回原審原告的起訴；原審判決駁回原審原告訴訟請求；原審當事人對部份原審判決不服；原審當事人對原審調解不服的再審審判程序問題等等。至于孫問題，我們僅以檢察院抗訴的再審審判程序問題進行分析。當事人向檢察院申訴前已向法院申訴，并經法院審查或者再審駁回申訴或者已改判；當事人向檢察院申訴時已超過申訴期限；檢察院抗訴理由與當事人申訴理由不一致或者完全相反；檢察員參加民事訴訟的訴訟地位問題；檢察院抗訴理由由誰舉證支持；人民法院決定審理檢察院抗訴案件，而雙方當事人均不到庭，或者申訴方不到庭，或者被申訴方不到庭該如何審理；當事人在抗訴案件審理過程中，不以檢察院抗訴理由進行陳述舉證，而是以自己的申訴主張進行陳述舉證該怎么審理；再審中，雙方當事人達成再審調解后，該如何處理原審生效判決……等等程序問題。
我們該如何來設置能包容這些問題的審判程序呢。我想，要設置能包容這些問題的審判程序是不可能的，也是沒有必要的。但是，按照現行的再審程序所確定的實體審判的指導思想來制定再審程序。那么，上述子子孫孫的問題就是不可回避的。如果我們換一種思維來研究民事審判監督程序，及用程序審處理再審程序設置問題。那么再審程序的設置就簡單多了。假如我們在新制定的民事審判監督程序中明確規定，按民事審判監督程序進行再審或者聽證（對民事審判監督程序申訴聽證問題將于后討論）的案件，實行程序審查，不進行實體審判。如果經再審或者聽證，發現符合新制定的再審條件的，撤銷原審判決、裁定，返回原審級人民法院進行重審。這有幾個好處，一是不直接對已生效的判決、裁定進行實體審判，避免破壞兩審終審的民事訴訟制度和抵毀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的權威性。二是“撤銷原審判決、裁定，返回原審級進行重審”后，其審理的對象不再是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而是當事人的訟爭。這樣可在審判程序上與一、二審程序含接，不會再因審理對象是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而產生審判程序上的混亂。三是設置再審程序時只需制定再審的條件、程序審查的必要程序、程序審查后的處理程序即可。制定這些程序要比制定一部實體判程序簡單得多。四是可在人民法院機構改革中，撤銷基層法院的審監庭，減少審判環節。
（二）、對本院決定再審和指令原審法院再審的批判
《民訴法》第一百七十七條規定“各級人民法院院長對本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發現確有錯誤，認為需要再審的，應當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最高人民法院對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上級人民法院對下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發現確有錯誤的，有權提審或者指令下級人民法院再審”。該條包含三層內容，一是本院有權決定再審；二是最高法院和上級法院有權提審；三是最高法院和上級法院有權指令下級原審人民法院再審。對本院決定再審和指令原審法院再審這一程序設置，不管在理論上還是司法實踐中，都存在很多問題。
首先，本院決定再審在理論上就出現了問題。我們應該知道，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具有強制性、排他性和穩定性，對法院、當事人和社會都具有普遍的約束力，任何人都無權改變的特殊性。這就是生效判決、裁定的權威性。當人民法院作出判決后，對人民法院同樣具有約束力。如果本院可以決定再審，那么判決、裁定就可以朝令夕改，生效判決、裁定對本法院就沒有約束力。這無疑是在生效判決、裁定的普遍約束力權威下打了一個地洞，原審法院可以自由的進出。
其次是本院決定再審在司法實踐中也存在很多問題。一是本院決定再審，會產生一審判決后不經二審程序，而是直接經過再審程序改判，從而破壞二審終審制度，擾亂司法訴訟秩序。我在司法實踐中就辦理過這樣一個案件。一審案件判決后，當事人不服提出上訴，同時向上級法院領導反映判決存在的問題。上級法院立即通報了該案件。于是一審法院就動員當事人撤回上訴為其進行再審。該案雖然經過再審處理，得到了圓滿地解決。但它在當事人的心目中對法律、對判決的敬畏之情就大打折扣了。在我們現實生活中，有很多民事案件的當事人不懼法律，不懼判決書，不懼再審；相反樂于再審，甚至不打上訴打再審。因為進入再審程序的渠道很多也很容易。這勢必造成訴訟秩序的混亂，產生申訴無限、再審無限的惡果。二是原審法院可以決定再審，會影響再審的公正性。當判決生效后，當事人可以就近通過各種渠道，采用正當的手段或不正當的手段，促使社會各方面向法院施加壓力，達到再審的目的。由于原審法院的院長以及審判員都生活在當地，這種影響力是很強大的，也是很容易。這種原審法院決定再審的程序設置，無疑會影響再審的公正性。有這樣一個再審案件。一、二審判決生效后，一方當事人采用隱瞞事實真象的手段，向人大反映。人大即向法院質詢，促使法院對該案進行再審。該案由于受到各方面的影響，再審判決后又經過一次再審，但另一當事人仍不服，現在仍在申訴中。這嚴重地影響了人民法院判決的公正性和權威性。三是原審法院可以決定再審，會出現不經當事人申訴，人民法院依職權決定再審，造成當事人不出庭或者雙方當事人均表示愿意執行原審判決，使再審無實際意義的尷尬局面。我辦理過這樣一個案件。信用社訴貸款的實際使用人，而不告貸款人。信用社和貸款的實際使用人在訴訟中達成調解協議。該調解書生效后，法院在例行檢查案件時，發現訴訟主體資格有錯誤，決定再審。當我們向雙方當事人送達再審裁定書和開庭傳票時，均表示不出庭，愿意履行原調解協議。經我們多方做工作，當事人出了庭，但仍表示愿意履行原調解協議。我們再次告知訴訟主體資格不符合。原審原告表示撤訴，但雙方當事人當即又庭外簽訂了一份協議書，繼續執行原審調解協議。這顯得再審是多余的浪費訴訟資源。
第三、最高法院和上級法院指令下級原審人民法院再審，在理論上違反程序正義原則。按“程序正義”的要求，人民法院受案和審理案件要具有中立性，其基本條件是：（1）與自身有關的人和原審法院不應是該案的法官和受理再審的法院；（2）結果中不應含糾紛解決者個人的利益和部門利益；（3）糾紛解決者不應有支持或反對其一方的偏見。括展開來就是，該案審理結果不應涉及受案法院或者受案法院的審判人員。因此指令下級原審人民法院再審，在程序上就不能保證再審的公正性�，F在各級人民法院都在進行法院間的考評、審判員之間的考核和錯案追究。再審結果會直接影響原審法院領導和原審審判員的升遷、調任，提職、提級等等。因此再審判決往往要考慮這些問題，而使再審判決失去公正性。特別是原審案件經過審委會討論過，再審案件交審委會決定，這在程序上就不能保證再審判決是公正的。
第四、最高法院和上級法院指令下級原審人民法院再審，在司法實踐中必然造成人才資源的極大浪費。按照現行的再審制度，基層人民法院必需設立審監庭。而再審案件呈倒金字塔形，及基層人民法院的再審案件最少，逐級再審案件增加。一般基層人民法院的再審案件多則幾十件，少則幾件。而基層人民法院審監庭至少要三個審判員組成一個合議庭，并且要求是高素質審判員，也應該是高素質審判員。三個高素質審判員一年只辦幾件或者幾十件案件，而基層人民法院的一個審判員一般要辦幾十件、幾百件案件。這三個高素質審判員不是被浪費掉了嗎。全國有上萬個基層人民法院，就有幾萬個高素質審判員被浪費。這種訴訟人才的巨大浪費，僅僅是訴訟程序設置時的疏漏造成的。使法律人才本來就匱乏基層法院，還得拿出大量的人才來辦再審案件，確實沒有這個必要。我們可以設想一下，按照程序審的思路，撤銷基層人民法院審監庭，由中級人民法院審查基層人民法院的再審案件 ，發現符合條件的，撤銷原審判決，發回原審法院進行重審。這樣原審法院進行重審的審理對象就不是生效判決，而是當事人的訴爭。這在理論上不會違反程序正義原則，在司法實踐中也是行得通的。
（三）、公正地評判檢察院進行民事抗訴問題
現在有大量的文章對檢察院民事抗訴進行批判。認為檢察院進行民事抗訴是公權干涉私權。因此全面否定檢察院民事抗訴。從理論上講，公權是不得干涉私權的�，F行的實體再審程序規定檢察員要參加民事再審審判活動，這也確實是公權干涉了私權。那么，檢察院進行民事抗訴有沒有存在的必要呢？如果我們繼續執行現行的實體再審程序，答案是肯定的，沒有存在的必要。因為當事人的民事權利有自由處分權。在抗訴案件審理過程中，當事人可以放棄自己的民事權利，甚至不參加訴訟。這時用公權來干涉私權就顯示出它是那么的毫無意義。我在從事民事審判監督工作中就出現過這種情況。我們審理檢察院抗訴案件時，雙方當事人均不到庭。我們發出拘傳令，但傳來了被申訴人，而申訴人已外出務工去向不明。這讓法庭很難辦，讓檢察院很尷尬。最后我們只好參照原告不到庭的處理程序裁定終結訴訟。
檢察院在民事訴訟中能不能行使民事審判監督權呢？我們換一個角度來思考。人民檢察院的民事審判監督權只對人民法院的民事審判權進行監督，不介入當事人的民事權利義務之爭，就可避免公權干涉私權所產生的弊端。我們知道檢察院的民事審判監督是公權；而人民法院的民事審判權也是公權啊；用公權監督公權，在理論上是講得通的，在實踐中可以避免用公權干涉私權所產生的弊端。那么，在程序設置上該如何制定人民檢察院的民事審判監督權只對人民法院的民事審判權進行監督，不對當事人的民事權利義務的訟爭進行干涉呢。我認為，只需在程序設置時確立程序審的再審程序，即可滿足這一要求。
我們設想一下，當事人向檢察院提出申訴后，經檢察院審查符合再審的條件時，即向法院提出抗訴。法院對抗訴的民事案件進行程序再審或者聽證。由檢察院向程序再審或者聽證的法庭陳述抗訴的理由和證據。經程序再審或者聽證法庭審查后，認為抗訴理由和證據符合再審的條件，即撤銷原審判決或裁定，發回原審級進行重審。在這一程序中，僅針對原審的民事審判權是否正確的行使，而不涉及當事人的民事權利義務訟爭的誰是誰非，避免了用公權干涉私權所產生的弊端。
上述分析論證僅回答了檢察院在民事訴訟中能不能行使民事審判監督權問題，而沒有回答該不該的問題。我認為，要建立一種新的審判制度，必須具備它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否則這種審判制度就是不科學的。因此能不能的問題，是檢察院行使民事審判監督權的可行性問題；該不該的問題，是檢察院行使民事審判監督權的必要性問題。只有可行性和必要性二者具備，它的存在才是合理。
檢察院該不該行使民事審判監督權呢？我認為該。根據權力制約理論，任何權力都存在著被濫用的可能。正如法國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一書中寫道：“一切有權力有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注1。因此，任何一種權力只要失去監督，就可能出現惡性膨脹，滋生腐敗。人民法院的民事審判權作為一種權力，同樣應該進行監督。從我國現行對民事審判監督制度看，人大、政協監督屬于質詢監督性質，媒體和社會各界監督屬于輿論監督性質；只有檢察院的審判監督才是程序性質的監督。質詢監督、輿論監督都不能直接啟動再審程序。它必須通過法院自身的決定，才能啟動再審程序。檢察院行使審判監督權則不同。當檢察院行使審判監督權時，可以直接啟動再審程序。這不需法院同意與否，都必須再審。因此 這種制約民事審判權的程序監督是必不可少。否則，民事審判權除了人民法院自已監督自已之外，就再也沒有其它實質性的監督了。
（四）、對現行民事審判監督程序貫徹“有錯必糾”指導思想的批判
現行民事審判監督程序是按“有錯必糾”指導思想設置的。按《民訴法》一百七十七條的規定，人民法院的判決事實必須是客觀事實，而不是“法律真實”。因為，《民訴法》一百七十七條規定，人民法院的院長發現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確有錯誤，不管當事人是否申訴，只要經過一定的程序都可以進行再審。我們知道，人民法院判決的事實都是過去了的歷史事件。由于時間的不可逆轉性，因此我們不可能再現歷史事件，只能通過歷史事件所殘留下來的各個歷史碎片，盡可能的拼湊起來反映歷史事件。這些歷史碎片就是法律上的證據；而拼湊起來所反映的歷史事件，就是我們判決事實。因此判決事實不可能保證百分之百的反映客觀事實。如果我們主觀地要求判決事實必須是客觀事實；把“確有錯誤”作為再審的依據。那么在理論上，我們的生效判決、裁定永遠處于不確定狀態；而申訴無限、再審無限也就是必然的了。原因是你不可能保證判決事實是百分之百的客觀事實。
我認為，把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確有錯誤”作為再審的依據是不當的。我們應該把產生判決錯誤原因、責任明確起來；把人民法院的審判過錯（包括審判人員的主客觀過錯）與當事人的自身訴訟過錯區分開來。把人民法院的審判過錯（包括審判人員的主客觀過錯）作為進行再審的依據；而當事人的自身訴訟過錯不作為再審的依據。這樣我們既把一、二審民事訴訟中當事人訴訟權利自由處分原則（不告不理原則）和誰主張誰舉證原則貫徹于民事審判監督程序中，又可避免當事人申訴無限、人民法院再審無限的后果。
（五）、對現行再審條件的反思
《民訴法》第一百七十九條引起再審的五種事由中，我認為第一種事由及“有新的證據足以推翻原判決、裁定的”，應加以嚴格地限制。雖然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21日公布的《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中，對引起再審的“新的證據”有原則性的規定。但它并沒有象一、二審程序那樣，具體規定了那些屬于“新的證據”的范疇。由于再審條件是決定生效判決、裁定是否喪失法律效力大事，理應對引起再審的“新的證據” 加以嚴格地限制。
再審中的“新的證據”，一般理解為：在原審程序中沒有提出的證據。他包括三種情況：（1）當事人在原審中沒有發現的證據；（2）當事人知道存在該證據，但沒有收集；或者當事人無法收集而向法院提供線索，但人民法院仍然沒有收集到該證據；（3）當事人持有該證據，因各種原因而沒有向法院舉證。如果出現這些“新證據”人民法院就應再審。這無疑會鼓勵當事人在一、二審中不舉證，而在再審中搞證據轟炸。這不僅擾亂了正常的民事訴訟秩序，而且使當事人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提起訴訟，爛用訴權而不承擔訴訟過錯責任。當人民法院按照民事訴訟的證據制度進行判決后，當事人一但提出新的證據，人民法院就得再審，并且由人民法院承擔錯判責任（雖然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中明確規定不屬于錯誤裁判案件，但當事人、社會各界會認為是人民法院錯判）。
再審程序中是否應該把“新的證據”作為再審的條件之一呢？我認為，再審程序只有一種“新的證據”可以作為再審的條件。這就是有“新的證據”證明，原審判決、裁定的主要證據是偽證。而前面所述的三種“新的證據”都不應作為再審的條件。理由是再審的對象是生效的判決、裁定；而一審程序審理的對象是雙方當事人爭議的民事權利義務關系；二審程序審理的對象是未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由于一、二審程序中所爭議的事實是待定事實，而生效判決事實是已經確定了的“法律真實”，是終結糾紛的標志。因此除“新的證據”能證明原審判決、裁定的主要定案證據是偽證之外，其它“新的證據”，都應按“證據失權制度”處理，及在法院指定或確定的期間或期限內沒有提出的證據，不得在以后提出，即使提出也不具有法律效力，法院不作為裁判的依據，以保障生效判決的既判力，維護生效判決的權威性。
《民訴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 “原判決、裁定認定的主要事實證據不足”，是否應作為再審條件問題。由于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21日公布了《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它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了。我們分析一下證據不足的情形：（1）原告起訴沒有證據或者反駁沒有證據，而判決確認該事實；（2）起訴是孤證或反駁是孤證，但對方沒有反駁，判決按訴訟默認處理；（3）雙方當事人都舉了證，但證據效力有高低之分，而判決采信低效力證據，否定高效力證據；（4）雙方當事人所舉證據效力相當，法官內心善意偏坦，采信一方當事人的證據等等 。這些證據不足的原因，都因新的民事訴訟證據制度的建立，而可以歸入采證程序違法范疇來處理。因此可以刪除該條件。
《民訴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五項“審判人員在審理該案件時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為”作為再審條件應作修改。我們知道，再審的審查對象是生效判決、裁定；而生效的判決、裁定卻是原審法官代表原審法院作出的。要研究符合再審的條件，除了要研究再審的硬件，即適用法律錯誤、程序違法、新證據等之外，還應研究原審法官在作出裁判時的內心意念。按照人類社會學的觀點，人的內心同時存在著良知和惡念。原審法官在作出裁判時的內心意念是由良知所驅使，所作出的裁判即使有偏坦，也是善意偏坦。當然，這有個度的問題，超過一定的限度則為惡意偏坦。如果原審法官在作出裁判時的內心意念是由惡念驅使，所作出的裁判必然是惡意偏坦。在一定限度內的善意偏坦，可以理解為法官的自由心證的范疇。惡意偏坦則包含了惡念驅使和無知驅使�！柏澪凼苜V，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再審條件，僅是惡念驅使下已經達到一定的程度的表現，而“顯失公平”的惡意偏坦卻沒有包含在其中。因此，我認為應該以“惡意偏坦一方當事人”作為再審的條件。
二、 關于民事審判監督程序構建問題
（一）、再審程序設置的指導思想、理論依據問題。要構建一個合理的民事審判監督程序，需要解決很多問題。但首先應解決再審程序設置的指導思想、理論依據問題。我們要破除“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再審指導思想，那么應以什么來作為再審程序設置的指導思想、理論依據呢？
作為訴訟程序，它所追求的是程序上的正義、法律上的真實，而不是客觀真實。因為法律明確規定了終結糾紛的期限。如果訴訟程序以追求客觀真實作為目標，那么很多糾紛就會無限期地拖延下去，造成社會秩序的動蕩。再審程序除了訴訟程序的一般特征外，還有自身的特殊性。我們知道，再審的對象是生效的判決、裁定。由于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是經過一、二程序后確定的“法律真實”，是一、二審程序獨立價值的體現。因此我們應以“程序正義”的理論，作為再審程序設置的指導思想和理論依據。按“程序正義”的要求，再程序應當具有：一、中立性，其基本條件是：（1）與自身有關的人和原審法院不應是該案的法官和受理再審的法院；（2）結果中不應含糾紛解決者個人的利益和部門利益；（3）糾紛解決者不應有支持或反對其一方的偏見。二、勸導性：（1）對各方當事人的訴訟都應給予公平的注意；（2）糾紛解決者應聽取雙方的論據；（3）各方當事人都應得到公平的機會來對另一方提出的結論和論據做出反響。三、科學性：（1）糾紛解決的諸項條件應以理性推理為依據；（2）推理應論及所提出的論據和證據。
（二）、關于再審標準問題
《民訴法》一百七十七條中“確有錯誤”這一再審標準應修改。因為“確有錯誤”的概念，不能確定是當事人的訴訟過錯，還是人民法院的訴訟責任。如果是人民法院的訴訟責任，應當予以糾正。如果是當事人的訴訟過錯，叫人民法院怎么糾正？我們知道，公民行使民事權利有一條基本原則。這就是“民事權利自由處分原則”。當公民行使民事權利的時候，人民法院不能指令公民應當行使這樣民事權利、那樣民事權利。這些事應由律師去做。人民法院只能公平地對待每個公民所主張的民事權利，擺正自己的位置就行了。因此，應該對《民訴法》一百七十七條中“確有錯誤”的規定修改為，“發現因人民法院的審判過錯，足以影響人民法院公正判決、裁定的，應當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這可避免因當事人的訴訟過錯，而社會各方面卻責怪人民法院錯判和當事人的纏訟的怪現象。
（三）、關于重構民事審判監督的審查模式問題
構建新的民事審判監督審查模式，首先是要確立民事審判監督程序所實行的是程序審查，其次才是建立什么審查模式問題。如果以程序審查為目的來設置民事審判監督程序的審查模式，那么，我認為應采用聽證的方式進行。我們設想一下，如果新的民事審判監督程序排除了人民法院依職權決定再審的話，能夠引起人民法院審查生效判決、裁定的正確性的主體，就只有當事人和人民檢察院依職權抗訴兩種。如果采用審判的形式審查生效判決、裁定，就得按審判的規則進行。這無疑會重蹈民事審判監督程序實體審的覆轍。如果我們采用聽證方式審查生效判決、裁定。當事人或者人民檢察院提出的申訴或抗訴，只針對原審法院是否正確行使民事審判權，不涉及當事人的民事權利義務訟爭。因此采用聽證的形式審查生效判決、裁定是可行的。
制定民事審判監督聽證程序，應解決民事審判監督聽證案件的管轄權、審級、審次；當事人申訴的立案條件；當事人申訴而啟動民事審判監督聽證程序和人民檢察院抗訴啟動民事審判監督聽證程序的聽證程序的設置；聽證后的處理程序及其法律后果等等問題。但制定一部聽證程序，要比制定一部實體再審程序簡單得多。
聽證程序首先應解決民事審判監督聽證案件的管轄問題。我認為管轄權應該由原審法院的上級法院管轄。對審次問題，我認為應明確規定，經民事審判監督聽證程序裁定發回原審法院重審后的申訴案件，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不再受理申訴；經民事審判監督聽證程序裁定駁回的申訴案件，當事人和檢察院可以上訴或抗訴一次。對審級問題應加以限制，應規定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不立案受理申訴案件的，上級人民法院認為應立案受理，可以提審或者指令下級法院立案受理。這樣可以阻斷申訴無限、再審無限的通道，又可以疏通申訴的渠道，引導當事人按程序依法辦事，避免當事人四處申訴和申訴無門現象發生。
對聽證程序的設置問題。我認為，民事審判監督聽證應采用單方聽證形式進行，即由申訴人或檢察員直接陳述原審人民法院行使民事審判權時存在過錯的事實和證據。對聽證后的處分權問題，我認為駁回申訴或抗訴的，可由聽證合議庭決定。對撤銷原審判決、裁定的，因屬于剝奪原審判決、裁定法律效力的大事，應由審判委員會作出。對聽證后的處理程序及其法律后果問題。我認為，撤銷原審判決、裁定或者駁回申訴、抗訴的，都應以裁定的形式作出。撤銷原審判決、裁定的發回原審法院按原審程序進行重審。駁回申訴、抗訴而上訴、抗訴的，上訴法院進行書面審查。這可以減少申訴人的訟累，也可減少不穩定的社會因素。
（四）、撤銷原審判決、裁定的條件問題。我認為符合以下條件的應該撤銷原審判決、裁定：1、有新證據證明原判決、裁定的主要證據是偽證；2、原判決、裁定適用法律確有錯誤；3、人民法院違反法定程序和證據認定程序，影響案件公正判決、裁定的；4、原審判人員在審理該案件時，惡意偏坦一方當事人的。
撤銷調解書的條件應是，1、有新證據證明對方當事人或者原審判人員采用脅迫簽訂的；2、調解協議內容損害國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
改革的春風吹拂了人民法院陳悶氣息，時代的浪潮撞擊著法官心靈。讓我們仔細地審視過去的民事訴訟程序，冷靜地設計我們未來的殿堂。
納溪法院 田濤 蘭平
總共2頁 1 [2]
下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