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長海律師 ]——(2011-6-13) / 已閱20726次
從以上過程可以看出，我國79年《刑法》體系對偽造、變造類犯罪的立法過程的特點是：
就是對偽造、變造兩類犯罪行為有著嚴格的區分。
假設如果偽造、變造兩類犯罪行為沒有區分，可以混用。那么以上立法過程中，在具體條文中為何還要多次并列使用變造一詞呢？
（四）從79年《刑法》的體系和97年《刑法》體系中的具體司法解釋看，也證明了變造犯罪行為與偽造犯罪行為有著嚴格的區分。
1、1986年3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發布《對于懲處倒賣車、船票的犯罪分子如何適用法律條款的問題的批復》，該批復第一條規定：“以營利為目的，偽造車、船票，或者用涂改、挖補等方法變造車、船票構成犯罪的，同意適用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條，定為偽造車、船票罪，并應依照刑法規定的檔次，根據犯罪情節分別處刑。”
2、2000年1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對變造、倒賣變造郵票行為如何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對變造、倒賣變造郵票行為如何適用法律問題進行了解釋。等等。
在以上最高人民法院發布諸多司法解釋的條文中，均顯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對偽造、變造兩類犯罪行為也是有嚴格的區分。
總之，鑒于以上事實和理由，在我國《刑法》的體系中，對變造行為與偽造行為有著規定上的明顯不同和區分，是不容混淆的。同時，也證明在我國《刑法》的體系中，我國采用的是狹義的偽造概念，是將變造作為并列的犯罪行為予以打擊的。不可能存在著在其他偽造、變造罪名的立法時，使用的是狹義的偽造概念。在刑法第227條第1款的立法時，又使用的是廣義的偽造概念。因此，我國目前比較權威的理論和理由中的“觀點一”是不能成立的。
三、根據我國立法實踐的發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1986年3月18日關于《對于懲處倒賣車、船票的犯罪分子如何適用法律條款的問題的批復》，已經因其為類推的司法解釋被廢止。
（一）、我國79年《刑法》有關類推的法律規定的狀況。
我國79年《刑法》，是在1979年7月1日由五屆人大第二次會議通過，并從1980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的。這部《刑法》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在刑法分則部分只規定了103條。為了適應打擊刑事犯罪的需要，這部《刑法》在第79條專門做了類推的法律規定，具體內容是：“本法分則沒有明文規定的犯罪，可以比照本法分則最相類似的條文定罪判刑，但是應當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準。”
同時，最高人民法院還于1980年1月14日發布《關于適用法律類推的案件報送核準問題的通知》，對有關具體程序和實體條件做了具體的規定。
在以后的類推執法、立法實踐中，除了不斷有基層法院上報類推案件，在最高人民法院進行核準外。最高人民法院在實踐中還產生了一種，通過對某一種新出現的或已經形成某種社會危害性的犯罪行為如何適用相近最相類似的刑法分則條文定罪判刑的類推司法解釋，來達到類推執法、立法的目的類推執法、立法形式。
（二）、我國79年《刑法》體系對偽造、變造類犯罪補充立法的過程。
我國的79年《刑法》在刑法分則部分規定了103條的法律條文，其中對偽造、變造類犯罪的規定有五條。隨著我國刑事法律立法建設的需要，我國《刑法》對偽造、變造類犯罪的規定逐漸增多。1982年8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經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法制委員會同意，發布《關于變造國家貨幣按偽造國家貨幣治罪的函》，規定對變造國家貨幣構成犯罪時，應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二十二條偽造國家貨幣罪處理。
1986年3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發布《對于懲處倒賣車、船票的犯罪分子如何適用法律條款的問題的批復》，該批復第一條規定：“以營利為目的，偽造車、船票，或者用涂改、挖補等方法變造車、船票構成犯罪的，同意適用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條，定為偽造車、船票罪，并應依照刑法規定的檔次，根據犯罪情節分別處刑。”
1995年6月30日，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4次會議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懲治破壞金融秩序犯罪的決定》。該決定對我國偽造、變造類犯罪的罪名有了增加，其中新增罪名兩個，具體是：
1、第五條變造國家貨幣罪；
2、第十一條偽造、變造金融票證罪。
另外，該決定還規定了四種偽造、變造犯罪行為根據類推方法比照刑法法分則最相類似的條文定罪判刑：
1、第六條第二款規定：“偽造、變造、轉讓金融機構經營許可證的，”按第六條第一款規定的：“擅自設立金融機構罪”處罰。
2、第十二條規定：“明知是偽造、變造的匯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的，”按 “金融票據詐騙罪”處罰。
3、第十三條規定：“使用偽造、變造的信用證或者附隨的單據、文件的，按信用證詐騙罪處罰”。
4、第十四條規定：“使用偽造的信用卡的，”按信用卡詐騙罪處罰。
從以上過程可以看出，我國79年《刑法》體系對偽造、變造類犯罪的立法過程的特點是：
一是對偽造、變造兩類犯罪行為有嚴格的區分；
二是補充偽造、變造類犯罪立法使用類推的方法多；使用直接立法確立的少。
比如說，變造國家貨幣罪就經歷了一個先使用類推的司法解釋，再由人大常委會立法的過程。
從數量上講，補充偽造、變造類犯罪立法過程中使用類推的方法多達六個之多。
從1986年3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發布《對于懲處倒賣車、船票的犯罪分子如何適用法律條款的問題的批復》的立法形式看，此批復也是使用了通過類推司法解釋的方法來達到立法的目的。
（三）、在我國79年《刑法》體系有效期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發布《對于懲處倒賣車、船票的犯罪分子如何適用法律條款的問題的批復》是正確的。
其根據就是我國79年《刑法》的第79條為類推專門做了的法律規定，就是：“本法分則沒有明文規定的犯罪，可以比照本法分則最相類似的條文定罪判刑，但是應當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準。”
（四）、我國97年《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則的確立和類推的廢除。
我國97年《刑法》頒布實施后，刑法確立了罪刑法定原則。根據罪刑法定原則，修訂后的刑法廢除了類推，刪除了79年《刑法》的第79條的規定。
1997年3月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漢斌在《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訂草案）的說明》的報告中說：新刑法“進一步明確規定罪刑法定原則，取消類推規定。刑法原來基本上也是按照罪刑法定原則的精神制定的，當時考慮到刑法分則只有103條，可能有些犯罪行為必須追究，法律又沒有明文規定，不得不又規定可以采用類推辦法，規定對刑法分則沒有明文規定的犯罪，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可以比照刑法分則最相類似的條文定罪判刑。這次修訂，刑法分則的條文從原來103條增加到345條，對各種犯罪進一步作了明確、具體的規定。事實上，刑法雖然規定了類推，實際辦案中使用的很少。現在已有必要也有條件取消類推的規定。因此，草案明確規定了罪刑法定原則：‘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
1997年9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依法不再核準類推案件的通知》，正式廢止了類推。
1997年3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認真學習宣傳貫徹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通知》的第五條規定：“修訂的刑法實施后，對已明令廢止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和補充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原作出的有關司法解釋不再適用。但是如果修訂的刑法有關條文實質內容沒有變化的，人民法院在刑事審判工作中，在沒有新的司法解釋前，可參照執行。其他對于與修訂的刑法規定相抵觸的司法解釋，不再適用。”
（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發布《對于懲處倒賣車、船票的犯罪分子如何適用法律條款的問題的批復》在97年《刑法》生效后，自動失效和廢止。
其失效和廢止的原因是：
一是該批復與修訂的97年刑法規定的罪刑法定原則相抵觸。具體說就是該批復規定的用涂改、挖補等方法變造車、船票構成犯罪的，是按照類推的方法適用最類似的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條，定為偽造車、船票罪，并進行刑法處罰的。這是該批復失效的最主要的原因。
二是該批復規定的三種犯罪行為所適用的原刑法條文均發生實質性變化。具體是：
1、該批復第1條規定的“以營利為目的，用涂改、挖補等方法變造車、船票構成犯罪的” 犯罪行為，類推適用的79年刑法第124條的偽造車、船票罪的罪名，已在97年刑法里已修改為刑法第227條第1款的偽造、倒賣偽造的有價票證罪的罪名；這個罪名在名稱上已有了重大的變化，在適用范圍上也有了新的擴大。
2、該批復第2條規定的“高價、變相加價倒賣車、船票，以及倒賣坐簽、臥簽號和已過期的車、船票，情節嚴重的” 犯罪行為，類推適用的79年刑法第117條的投機倒把罪。該罪名由于在97年刑法里已被取消，所以該犯罪行為在97年刑法里補充立法為刑法第227條第2款的倒賣車、船票罪。
3、該批復第3條規定的“霸占售票窗口，強行發放自制的編隊序號，迫使旅客購買序號，尋釁滋事，毆打旅客，破壞公共秩序，使營業無法進行，情節惡劣的” 犯罪行為，類推適用的79年刑法第160條的流氓罪。該罪名由于在97年刑法里已被取消，該類犯罪行為在97年刑法里已納入“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范圍內懲處。
從以上對比可以看出，由于該批復在類推司法解釋中所涉及的三種犯罪行為，以及所類推適用的79年刑法分則條文，在97年刑法里其有關條文實質內容均發生重大變化，所以就符合1997年3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認真學習宣傳貫徹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通知》的第五條中規定的“不再適用”的條件。
總之，鑒于以上事實和理由，在我國現行《刑法》的體系中，由于罪刑法定原則的確立和類推和類推司法解釋的廢除，所以我國目前比較權威的理論和理由中的“觀點二”也是不能成立的。
四、如何看待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對變造、倒賣變造郵票行為如何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問題。
2000年1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對變造、倒賣變造郵票行為如何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對變造、倒賣變造郵票行為如何適用法律問題進行了解釋。具體條文是: “對變造或者倒賣變造的郵票數額較大的，應當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一款的規定定罪處罰”
本人認為：
1、該司法解釋條文在實體內容上將變造行為以偽造處理，使得該行為具有了刑事可罰性，實質在于創制規范。使得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權的行使嚴重侵犯了全國人大和人大常委會立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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