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熊利民 ]——(2011-1-24) / 已閱23068次
屠刀揮動的肇端發生于在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國(在今越南國東南部地區)來使進貢，按說這種外交大事，從正常制度上來說，中書省接到報告后應該上報朱元璋，從朱元璋訓話的角度來說也應該由相關負責人直接匯報給皇帝才對。然而，朱元璋并不是從中書或是禮部那里知道有外交使節來南京的消息——相關人員竟然沒有報告給朱元璋！
史書上說是某個外出辦事的宦官看到占城國的使者，然后告訴了朱元璋，使得朱元璋龍顏大怒——這沒有留下名字的宦官，或許也是他的一個檢校吧。
朱元璋找來胡惟庸和汪廣洋，責問他們為何隱瞞不報。汪廣洋自從再入中書以來，更加小心謹慎，上次挑戰李善長失敗反而被朱元璋重新放入中書省，他知道，他應該成為朱元璋廢除宰相制度的一柄利劍，繼續去挑戰胡惟庸甚至是李善長，這才是他的君王所需要的。世上有的人在逆境中會激發潛力，越是困境就越要抗爭到底，但汪廣洋不是這樣的人，在這些年來的宦海生涯中，他最初為民做事的豪氣日漸消磨，洪武九年對李善長的彈劾，是他唯一一次爆發，當時想著不成功便成仁，卻沒料到既沒成功也沒成仁，還被朱元璋當成打手又被扔進了中書省。他知道，遲早朱元璋會拿中書省下手，他此次再入中書省，恐怕很難再活著走出去了，這讓他徹底崩潰。他開始酗酒，似乎只有在酒精的麻醉中才能尋得心靈的安慰。工作中的事更是應付一下，根本就不過心，胡惟庸愛耍什么小動作就耍什么小動作，他是一概不問，得過且過，渾渾噩噩地過日子。
對于這次重大外交失誤，汪廣洋根本就沒反應過來，在朱元璋面前只是磕頭而已，胡惟庸辯解說這種事情一向都是禮部負責，都是禮部的錯。朱元璋又找來禮部官員和兩位宰相當面對質，禮部官員面對兩位宰相也毫不畏懼，說這種事我們已經給中書省打過報告了，是否上奏皇上得看中書省的意思啊，我們只是底下做事的怎么敢擅專呢——又把皮球踢了回去。
這下朱元璋怒了，皮球踢來踢去，竟沒有一個有擔當的肯承認錯誤。既然都不認錯，那就都別安生了。于是把禮部負責接待的相關人員全都下獄，暗中讓檢校調查真正敢將此事壓下隱瞞不報的指使者。明面上，兩位宰相只被罵了一頓，并沒有受到什么處罰。胡惟庸和汪廣洋懷著惴惴不安的心情回到中書省，不知在中書省昏暗的燭光下，這兩位老對頭是否都從對方的眼中看到了絕望的神情——這絕望既是屬于胡惟庸的，也是屬于汪廣洋的，甚至，是屬于胡惟庸身后的李善長的。
命運的轉輪既已啟動，斷無停下之理，朝中諸大臣都看出了朱元璋要把火燒大的決心。胡惟庸和李善長坐的宰相高位，表面光鮮無限，朝中有無數大臣眼紅，早就想取而代之。這次在外交方面出了這么大的岔子，恐怕他們二人相位不保，自己何不落井下石，從中漁利呢？能扳倒一個是一個，說不定哪天那個耀眼的職位就能落到自己頭上呢。
過了不久，占城外交接待事件調查結果出爐——汪廣洋是罪魁禍首。朱元璋對這個調查結果并不滿意，大家都知道汪廣洋一向尸位素餐，要說他是主使者，別說朱元璋，恐怕那些參與調查的人也都不相信。這個調查結果看在朱元璋眼里，只能說明胡惟庸在朝中的勢力太過龐大，已經完全架空他這個皇帝的權威，到了不除不行的地步了。但要除掉胡惟庸，必須有過得去的理由，而且總不能讓皇帝自己去說，得由臣下發難才好，挑來選去，一個叫涂節的大臣被他挑中了。涂節是御史中丞，負有監察百官的責任，由他出面告發胡惟庸，很是合適。
為了不打草驚蛇，汪廣洋仍然被犧牲掉了，他先是被貶官到廣東，還沒走到呢，朱元璋又追加一道圣旨，內容是說他以前當地方官的時候包庇犯法的宗親朱文正，后來在中書省的時候明明知道楊憲的奸邪卻不報告，結論是“賜死”。汪廣洋幾乎是以解脫的心情來接的圣旨，這樣的場景，在他的夢里已經反復出現過無數次了吧，以前需要借助酒精的力量擺脫夢魘，這一次卻是不用再擔心什么了……
汪廣洋只是身死，朱元璋沒有連罪他的家人，但汪廣洋有個陳氏小妾，得到汪廣洋死去的消息后也跟著自殺了。古時丈夫死了，沒有子女的妻妾從死，是貞潔的行為，很多帝王都會給這樣的女人以表彰，但這個消息傳到朱元璋的耳朵里，引起的卻是反效果。隨著陳氏小妾自殺殉夫的消息一起報告給朱元璋的是這個女人的身份——她是犯官之女，其父曾是個縣令，因犯了法，妻女都被賣為官奴，不知怎么竟成了汪廣洋的妾室。朱元璋知道后大怒：“從來官奴只能賞賜給功臣之家，汪廣洋這樣的文官怎么能納之為妾呢？”
朱元璋立刻下令有司徹查，于是從胡惟庸到六部各官人人自危，很多人都感覺到了皇帝對胡惟庸的不滿已經到達了極限。然而這個案子還沒查完，胡惟庸已經掉了腦袋，汪廣洋的小妾這樣的事和“謀反”大事比起來，實在算不了什么，于是這樁案子就這么無疾而終，不了了之。
洪武十二年十二月，御史中丞涂節向朱元璋告發胡惟庸涉嫌謀殺誠意伯劉基——胡惟庸找人給劉基看病的事情廣為人知，劉基此后不久就去世了也是事實，雖然這兩者結合起來并不一定就是歷史的真相。
不過朱元璋不需要真相，他需要的只是殺人的理由。
不知道胡惟庸洪武十三年的春節是怎么過的，反正御史中丞涂節沒閑著，他覬覦丞相的位置很久了，如今揣摩上意，看到胡惟庸已經明顯失寵，就準備給胡惟庸最后的致命一擊。
洪武十三年正月初二，整個大明朝還沉浸在過年氣氛中的時候，南京城里卻劍拔弩張，涂節向朱元璋告發——中書左丞相胡惟庸意圖謀反！
朱元璋接到報告后毫不含糊，立刻命人把胡惟庸抓起來，還沒等涂節高興呢，一轉臉又說涂節本來就是胡惟庸一黨，還拉上了曾經和汪廣洋一起彈劾李善長的御史大夫陳寧，洪武十三年正月初六，朱元璋將這三個人一起殺了。
天威震怒，雷厲風行，大過年的，突然一下死了一個丞相、一個御史大夫和一個御史中丞。在胡惟庸死后發布的文告里，他的罪名是“擅權枉法”，罪行倒是一抓一大把，從肆意打壓自己的對頭到私扣奏章，從收受賄賂到專權獨斷，乃至于沉湎于聲色犬馬之中，幾乎是無所不包。
在大臣們還沒反應過來的時候，到了正月十一日，又有兩道圣旨發布——廢除中書��！廢除大都督府！
兩道圣旨把中書省和大都督府的后事安排得十分詳盡，內容之縝密、細致，使朝中大臣們終于明白，朱元璋發布這兩道詔令絕非一蹴而就，而是醞釀了很久的結果。
中書省作為大明朝最高行政機關的歷史到此結束，從此退出了歷史的舞臺。整個中書省的官員編制幾乎全被廢除，只保留了純粹記錄官性質的中書舍人一個職位。原本屬于中書省的權力全部收歸皇帝一人所有，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尚書的地位上升，他們直接對皇帝負責，王朝政務的決策者和實行者之間再無任何阻礙。同時，朱元璋還告誡群臣——今后他的子孫，都不能再說設立丞相的事情，臣子們也不能請求設立丞相，不然就是死罪！
而大都督府則被分割成中、左、右、前、后五軍都督府，這五軍都督府掌管軍旅之事，隸屬于兵部，曾經和中書省分庭抗禮的大都督府編制就這么消失了。
洪武十三年的春節，注定是讓大明朝所有官員都難忘的一段日子。
混亂的正月過去后，朱元璋真正開始了至高無上的皇權運作。
現在的大明朝，沒了中書省的宰相掣手掣腳，朱元璋的皇權達到了歷史的頂峰。但權力必然伴隨著義務，沒過多久，這至高無上的權力所帶來的副作用就顯現出來了。
身為皇帝，他必須要保證整個大明朝的正常運做，但他不是神，只是人。從科學的角度來說，一個人成年人每天需要有七到八個小時左右的睡眠時間才能保證身體健康和意識清醒，但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以后，一天的睡眠時間可能都沒有四個小時——從前一整個部門的工作現在壓到他一個人身上，就是他有三頭六臂也無法負荷。有史學家統計過，在廢除丞相制度以后，每天送到朱元璋面前的奏章有近二百封，大小共計約五百件事需要他做出決斷。而那時的奏章都是文四駢六的儒士們寫的，通常幾萬言的水分下來，真正談事情的能有幾百字就不錯了，就算一封奏章五千字吧，二百封就是一百萬字……就算每天不動腦子看一百萬字，你能看完嗎？何況還得動腦子去想這奏章到底講的什么問題，該怎么解決？——面對如此繁重的工作壓力，朱元璋再有身為皇帝的自覺也沒辦法全部一肩扛下。
再說，人的睡眠不足最容易導致精神緊張焦躁，朱元璋本來就不是個和氣的人，時間一長，脾氣更為暴躁易怒，看著滿朝臣子都不順眼，要不是內廷有結發的妻子馬皇后照顧，外廷有皇太子朱標和親家李善長支撐，只怕他一個暴怒，就能要了滿朝大臣的命。
這種情況愈演愈烈，朱元璋看朝臣也越來越不對勁兒。他一個人根本看不完那么多奏章，就有許多推到明天再看，而明天又有新的奏章送到他的面前，必然又有許多得推到第二天。而朝臣們上的奏章都是請示問題與決策，雖有輕重緩急，但卻沒有不該辦的，得不到回復就不敢實行，不敢實行在朱元璋眼里就是辦事不力，辦事不力就該罰，挨了罰就更不敢自作主張而要事事請示……如此惡性循環，朱元璋和朝臣的關系越來越緊張。
胡惟庸雖然死了，可李善長還在，朝廷中大部分官員仍然是李善長的老部下，他們在胡惟庸死后，朱元璋對他們日益不滿的情況下，自然又回到了李善長的羽翼之下，以求平安。但這種做法在朱元璋看來，就成了結黨營私和圖謀不軌的雙重判斷。
“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边@句古話在朱元璋這里不適用。他要剪除的是李善長代表的文官功臣集團，他確信，這個集團已經腐化變質了，不再是自己的可靠助手，而是分奪權力的對手。
屠殺的理由并不好找。事實上，外廷的大部分政府部門都由這個集團的人把持，即使在洪武十四(1381年)年成立了大理寺和都察院，和刑部一起并稱三法司，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糾察，大理寺駁正，形成了大明朝廷正常的司法程序。但三法司的人多為儒士，辦案定罪既無眼力也無效率，朱元璋覺得實在靠不住。
靠得住的只有自己身邊的檢校而已。
檢校從一誕生就為朱元璋一手掌控，為他立下過汗馬功勞，然而檢校是個職務名稱，不是正式機構，它有偵察權，卻不能扣押人犯和判罪量刑，要想讓檢校發揮更大的作用，就必須賦予他們更多的權力。如果將檢校放到外廷文官系統的三法司的話，只會拘泥于國家法律和程序正義，而無法隨心所欲。
朱元璋將眼光收回到內廷，放到了自己身邊的侍衛親軍上。侍衛親軍是皇帝的私人衛隊，將檢校們放入其中，并賦予偵察之外的權力也是說得過去的。
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終于決定將錦衣衛推到臺面上來了。
早在朱元璋自立為吳王的時候，他就對軍隊進行了改革，廢除了麾下軍隊中的統軍元帥一職——這個職務只能由朱元璋本人來擔任，如今稱王將來稱帝，軍權是一絲一毫也不能放松的。他將全軍劃分為武德、龍驤、豹韜、飛熊、威武、廣武、興武、英武、鷹揚、驍騎、神武、雄武、鳳翔、天策、振武、宣武、羽林等十七衛親軍指揮使司，相應地還廢除了諸將因襲元朝舊制的樞密、平章、元帥等稱號，而是按照所率兵馬的數量，五千人稱為“指揮”、一千人稱為“千戶”、一百人稱為“百戶”、五十人稱為“總旗”、十人為一個小旗。
在朱元璋正式稱帝建立明朝之后，又把這一軍制推廣到全國各個地方，按照全國郡縣劃分軍區，大致類似于今天的北京、沈陽、濟南等各大軍區。五千六百人以上的軍區稱為“衛”、一千二百人以上的稱為“千戶所”，一百二十人以上的稱為“百戶所”——這一制度就是為我們熟知的明朝軍隊的衛所制度。
回到中央，明朝軍隊最高指揮機構是前面說過的大都督府，由最高長官大都督總領天下諸軍事，這天下諸軍事不光是對外征戰，還包括皇帝身邊的護衛親軍——拱衛司。
明初，皇宮的守衛任務由拱衛司擔當，雖然親近皇帝，但實際官職卻很低，長官只有正七品而已。拱衛司的人選也都是由大都督府選派，整天在皇帝身邊晃來晃去的人，自然要求很高，身高、樣貌、體能、頭腦一點都不能少。但朱元璋對于這樣的拱衛司并不滿意，一來拱衛司原本屬于中書省管——可見明初中書省管轄之寬，后來轉到大都督府下邊，只不過轉來轉去總不是在朱元璋自己手里；二來正七品的官職相對于皇帝親軍的名號來說，也實在太寒酸了些。
于是洪武三年大封功臣的同時，朱元璋也對拱衛司進行了改制——他把拱衛司從大都督府的管轄下獨立出來，改組成為親軍都尉府，指揮使品秩正三品——不但規格提高了不少，人數上也增加了不少——下轄左、右、中、前、后五軍，統稱為“侍衛親軍”，專門負責皇城的守衛工作。
此外新設了一個儀鸞司，長官品級為正五品。這儀鸞司真真正正是錦衣衛的前身了，它的職責很大部分后來由錦衣衛繼承下來且并發揚光大。
儀鸞司，顧名思義，除了護衛皇帝外，很重要的一個職責就是皇帝出行和朝會時負責儀鑾掌管鹵簿儀仗——說白了，就是三軍儀仗隊，是國家和軍隊的臉面所在。入選的校尉都是功勛貴戚家的子弟，功臣子弟們這時正是風華正茂，意氣風發的年紀，在日漸衰老的皇帝身邊執行守衛工作，既是對功臣家族的肯定，也是接近皇帝的好機會，因此，儀鸞司的校尉雖然品級不高，但卻是十分顯貴的職務。
自然，這么冠冕堂皇的儀鸞司，職責和我們所知道的錦衣衛相差太多了。錦衣衛，在往后大多數人心目中，是黑暗的代名詞。殘忍、狡詐、無限的偵查手段、無端的誣陷罪名才是錦衣衛的真實表現。但事實往往如此，表面的光鮮是真，私底下的兇殘也是真。
于是，儀鸞司堂而皇之的表面文章就被錦衣衛繼承下來。
洪武十五年四月，錦衣衛成立。在史書中記載，錦衣衛掌侍衛、緝捕、刑獄之事。
表面上，錦衣衛的成員多為恩蔭寄祿，沒有固定的人數，就是給功臣子弟一個做官拿俸的出路而已。
遙想大朝會之時，天色朦朧，霧靄氤醺中，身著飛魚服，腰配繡春刀的“大漢將軍”一千多人魚貫而出，手執鑾輿、擎蓋、扇手、旌節、幡幢、班劍、斧鉞、戈戟、弓矢……威武莊嚴，莫過于此。這些所謂的“大漢將軍”，就是錦衣衛的屬下，自然是表面風光的那一部分，在錦衣衛的設置中，有御椅、扇手、擎蓋、幡幢、斧鉞、鸞輿、馴馬等七個部門，他們負責錦衣衛職責里“侍衛”的那一塊內容。
而朱元璋的檢校們掌握的是“緝捕、刑獄”這兩塊。錦衣衛還設有經歷司，掌管文書出入；鎮撫司，“掌本衛刑名，兼理軍匠”。
名義上錦衣衛應該只管“本衛”的刑名，其他軍隊系統的只是兼理而已，更談不上外廷的刑獄之事了。但在錦衣衛的歷史中，“本衛”兩個字從一開始就被扔在文件紙面上，朱元璋建立錦衣衛，要對付的正是外廷。
錦衣衛的第一任指揮使在歷史上沒有明文記載，不過綜合各種蛛絲馬跡來看，曾經是檢校成員的毛驤可能就是錦衣衛的第一任指揮使。毛驤很早就跟隨朱元璋，在明朝建立之前就已經是檢校的一員，既有豐富的工作經驗又深得朱元璋的信任。
毛驤帶領錦衣衛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替朱元璋找到屠殺大臣的理由。這理由在毛驤看來，其實很好找，就兩個字——謀反。和誰謀反呢？和胡惟庸。
以錦衣衛之能，想要找出些證據來證明胡惟庸謀反是很容易的事情，胡惟庸雖然已經死了好幾年了，但在朝廷中有不少和他有瓜葛的大臣，栽贓栽到死人頭上，他們更是無從辯解，正好一網打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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