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熊利民 ]——(2011-1-24) / 已閱24048次
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轉型及其路徑選擇
熊利民
摘 要：改革開放前，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是以意識形態為中心的。20世紀70年代末，意識形態中心型的合法性出現危機。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合法性基礎由以意識形態為中心轉移到以經濟績效為中心上來，成功地實現了合法性的第一次轉型。當前，經濟績效主導的執政合法性面臨著新的挑戰，創新執政合法性，實現執政合法性的第二次轉型是共產黨執政合法性建設面臨的重要任務。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執政能力
中國共產黨加強執政能力建設的基礎是加強執政合法性建設。要提高執政能力，執政黨需要適應歷史條件的變化，及時變革合法性的基礎，推動執政合法性向現代合法性的轉型。本文擬對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轉型的趨向及其途徑作粗淺的分析。
一、第一次合法性的轉型：從意識形態中心型向經濟績效中心型的轉變
合法性是指民眾對現存政治統治的信任、支持和認同。一個執政黨是否擁有合法性，就看它是否得到人民的擁護及其程度如何。用鄧小平的話說，就是“人民支持不支持、擁護不擁護、答應不答應”。合法性被看作是有效統治和政治穩定的基礎，只有當執政黨獲得人民自愿的擁護時，其統治才更有效力，才更能保持政局的穩定。反之，執政黨的號召和動員能力就會被削弱甚至失效，最終會導致政治動蕩、政權喪失。因此，“任何統治都企圖喚起并維持對它的‘合法性’的信仰”。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得以確立。此后，中國共產黨為鞏固自己的執政合法性地位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
大致說來，改革開放前，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是以意識形態為主導的。“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前，中國共產黨主要憑借馬克思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來培育民眾的認同感以凝聚人心，從而控制和領導國家政治生活。”“意識形態是關于建設理想社會的總體觀念和信仰系統”，它是維系一個政治系統合法性的不可缺少的資源，它所具有的價值引導功能、教育功能、社會整合功能以及規范功能，有助于培養社會成員對政治權威的合法性情感，使社會成員產生和堅持關于合法性的信仰和信念，從而贏得社會成員的廣泛支持和普遍認同。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政黨的意識形態，它的人民性、革命性、真理性和先進性，決定了它具有巨大的意識形態感召力和魅力，必然會贏得眾多的信仰者和廣泛的認同。在民主革命時期，馬克思主義為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革命領導者的必要性、必然性和合法性提供了充分的理論論證。而且，馬克思列寧主義特別是中國化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因成功地指導中國人民進行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贏得了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消滅了剝削和壓迫，建立了新中國而獲得了絕大多數民眾的擁護。中國共產黨執政后，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與國家權力相結合，上升成為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繼續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提供支撐。中國共產黨通過國家宣傳機器進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宣傳及灌輸，使社會公眾逐步形成、強化與之相適應的理想、信仰、價值觀、道德準則和社會心理等，從而使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所體現的階級內涵與價值訴求成為全社會公認的主流社會意識。人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的信念和對社會主義道路的追求成了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主要源泉。回顧歷史我們看到，建國后正是人民對黨倡導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美好社會的憧憬，使得黨贏得了巨大的號召力和動員力。相信黨能領導人民建設美好社會，過上幸福生活的信念，使人民對黨的執政充滿了期待，產生了對黨執政的“預支性的合法性”支持。這種支持甚至在出現“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政策性失誤以及隨后出現的三年經濟困難局面下都未曾動搖過。為了“美好的明天”，人民群眾甘愿忍受現時生活上的困難。堅信“ 面包會有的”、“社會主義的美好明天會到來的”信仰，使中國共產黨即使在新中國的艱辛歲月里都贏得了人民的支持。總起來看，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來自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信仰力是支撐執政合法性的關鍵因素。當然，該時期執政黨的合法性來源不是唯一的，除了意識形態來源外，還有績效（ 建國初經濟建設的巨大成功）、個人魅力（毛澤東的人格魅力）、歷史傳統（個人崇拜等）等來源，這些都為當時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贏得了合法性。但比較而言，意識形態在整個合法性基礎中占了主導地位。因此，從總體上說，這個時期的合法性是意識形態中心型的。
意識形態中心型的合法性要維持得持久，需要把意識形態訓導與執政績效，特別是經濟績效有機結合起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是一種基于實質合理性的訴求，它天然要求政績的支撐。”意識形態的先進性、真理性和人民性只有最終體現在給老百姓帶來實實在在的物質利益上，才能充分地生成合法性。如果意識形態的優越性得不到政績的有效支撐，意識形態就會失去真理的力量，意識形態占主導地位的合法性就面臨著危機。如同馬克思指出的：“‘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一定會使自己出丑。”應該說，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們黨在意識形態訓導與執政績效的有機結合上做得是成功的，一方面進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的宣傳和灌輸，同時，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也卓有成效，二者相互配合，相得益彰，黨的執政合法性得到增強。但50年代后期“左”的錯誤思想開始出現和發展，“ 總的來說，就是對外封閉，對內以階級斗爭為綱，忽視發展生產力”。長期忽視發展生產力，導致國家的經濟績效每況愈下，人民不但沒有得到期望已久的富裕生活，相反卻陷入了普遍貧困的境地。為了維護人們對社會主義的信仰，維護執政合法性，從50年代末開始，毛澤東期望通過群眾性政治運動甚至階級斗爭的方式來強化對意識形態的信仰。但適得其反，“以階級斗爭為綱”的不斷升級，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發生，嚴重損害了黨和社會主義在人們心目中的美好形象和神圣地位，從而也進一步損害了意識形態賦予黨的合法性基礎。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來源于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合法性已顯現危機。重塑執政合法性，實現合法性的轉型已是當務之急。
為了重塑執政黨的合法性基礎，改革開放之初，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科學地總結了國內外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把合法性基礎由以意識形態為中心轉移到以經濟績效為中心上來，以經濟發展來贏得社會成員普遍的支持。無疑，經濟發展對于維護合法性具有重要作用，經濟發展可以帶來福利的改善，使社會成員對執政黨產生較高的評價，從而有助于社會成員認同執政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把工作中心轉向經濟建設，并牢牢抓住這個中心不動搖，大力發展生產力，使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由此贏得了人民群眾對于黨執政的充分信任和支持。正如鄧小平所說：“ 中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生活一天天好起來……，人民是擁護的，人民看到中國是大有希望的。”“人民現在為什么擁護我們？就是這十年有發展，發展很明顯。”“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只有堅持這條路線，人民才會相信你，擁護你。誰要改變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老百姓不答應，誰就會被打倒。”
向經濟績效主導的合法性的成功轉型使中國共產黨走出了意識形態合法性的危機，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資源得以擴大，黨的執政和領導地位得以鞏固和加強。
二、當前經濟績效主導的合法性面臨的新挑戰
應該看到，以經濟績效為主導的合法性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能否保持經濟的持續發展，從而支撐執政合法性，有時并不完全取決于人們的主觀意志，客觀因素可能給以經濟績效為主導的合法性帶來許多變數。隨著我國經濟、政治和社會環境的變遷，經濟績效模式的合法性正面臨著許多新的挑戰。
第一、“政績困局”的挑戰。從政治合法性的基礎來看，合法性基礎的構成是一個系統，這個系統是多種合法性資源要素構成的，經濟增長只是其中要素之一。任何一個執政黨要鞏固自己的執政地位，必須盡可能占有更多的合法性資源，不能把合法性僅僅放在一兩種資源的的基礎上。如果把合法性僅僅放在一兩種資源的基礎上，一旦這種資源出現短缺和枯竭，執政黨的合法性就會面臨危機。靠經濟增長來換取合法性就可能會遇到這個問題，這也就是亨廷頓在分析“政績合法性”的時候提出的“政績困局”的問題。當經濟快速發展時，人們在不同程度上從中受益，生活水平在不斷提高，人們就會擁護現有政治的統治。一旦經濟增長速度放慢或停滯，人民生活水平不能穩步提高甚至惡化，執政黨和政府的合法性就會受到懷疑。這種僅把經濟發展作為政治穩定實現模式的實踐的失敗，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教訓中曾得到驗證。比如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的實踐。這些國家在經濟快速發展時，政治合法性沒有問題，可一旦經濟停滯，社會矛盾馬上就會爆發，執政黨和政權就面臨危機甚至倒臺。盡管1978年以來我國經濟高速增長，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經濟建設的巨大成就為執政黨地位的穩固提供了重要支撐，但對于“政績困局”我們應予以充分正視。應該看到，經濟的發展因受到諸多因素限制，不可能始終保持高速發展的狀態。首先，經濟發展受自身規律的制約。一是經濟發展具有明顯的周期性，發展有快有慢，不可能總是快的；二是經濟基數有大小之別，一般在經濟基數較小時，經濟增長較快，但隨著基數不斷增大，經濟增長速度就會遞減，不能總是保持很高的速度。其次，我們處在一個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全球化增加了經濟安全的隱患，全球經濟的相互依存可能使一國發生的經濟危機像多米諾骨牌一樣迅速殃及他國；全球自由投資的便利也增加了金融投機的可能性；經濟市場化和全球化，也使得政府控制國民經濟的能力弱化。這些都使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因素增加。因此，全球化時代把合法性建立在經濟增長上，無異于把自己的命運寄托于全球化這個異己的偶然性力量。總之，由于經濟發展內在規律等因素的影響，經濟的周期性波動使政治體系難以完全避免經濟衰退，此時執政黨就可能會因經濟發展受阻而遭遇合法性危機，對此，應給予足夠的重視。
第二、轉型時期我國社會日益增長的現代性政治觀念和需求的挑戰。政治合法性具有與時俱進性，時代不同了，人們對政治合法性的要求也不同。在傳統臣屬型社會里，統治者愚民政策的實施及被統治者的愚昧落后，使得迷信政治大有市場，統治者往往借用超自然的力量（神、上帝等）來為自己的統治提供合法性依據，這使得“天命論”、“君權神授論”大行其道。但在一個向現代社會轉型的社會里，隨著政治的理性化和世俗化，“公民社會”的發育，公民文化素質的提高，公民的價值觀念也在發生轉變，現代政治觀念如民主、平等、自由、法治、參與成為普遍的追求，由此導致人們對政治合法性的評價標準發生變化，傳統的“ 君權神授論”自然難以再生成政治合法性，人們也不僅僅滿足于政績合法性，與民主法治等現代性政治觀念相適應的政治合法性成為人們的更高追求。執政者能否及時地滿足公民的現代性政治觀念的期求，已經成為能否進一步獲取合法性認同的重要因素。當前，我國的政治合法性正面臨著這一問題的挑戰。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我國公民的民主意識、平等意識、參與意識、法制意識有了很大的提高，這些都使公民對黨和政府擴大民主、依法執政有了更高的要求，公民自身的政治參與期望也大增。上述民主訴求如果得到有效滿足，黨和政府會從中贏得新的法理性合法資源。如果這種訴求得不到有效滿足，特別是參與渠道不暢通，公民的參與欲望得不到實現，就會導致公民的失落感和挫折感，黨和政府的合法性就會受到影響。值得我們重視的是，當前，我國政治建設領域存在著民主需求迅速增長與滿足民主需求的制度化渠道的有效供給不足的矛盾。一方面，民主需求很快增長；另一方面，由于我國原有的公民直接參與政治的渠道不多、機制不完善，又加上政治制度的創新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完成，造成目前我國民主制度化的水平不高。這也成了制約我們擴大民主，滿足民主需求的“瓶頸”。盡快解決這個“瓶頸”問題，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民主、法治等現代性政治需求，從中獲取法理性合法資源，是執政黨進行合法性建設面臨的重要任務。
第三、改革發展進程出現的嚴峻社會問題的挑戰。1978年以來，我國市場化趨向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成效巨大，但由于體制轉型，也由于我們對發展觀的理解的片面等原因，導致了發展的結構性失衡，出現了公共權力腐敗、工人下崗和失業、農民負擔過重、社會分配不均、城鄉和地區差距擴大、社會貧富分化等社會問題。這些社會問題可歸結為兩類，一個是腐敗問題，一個是公平問題。這兩大問題都對黨的執政合法性構成了很大威脅。就腐敗問題看。改革開放以來，個別掌握權力的黨員干部放棄共產主義信念，拋棄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濫用權力、違法亂紀、貪污受賄、道德敗壞、生活腐化，成為一大公害。腐敗現象對執政合法性的危害在于，日趨嚴重的腐敗現象敗壞了黨風，損壞了黨和政府的形象，損害了黨與人民群眾的關系。現實生活中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和以權謀私等現象大量存在，在有的地方已造成了黨群關系、干群關系的緊張。這些都大大消耗了執政黨的合法性資源，侵蝕了執政黨的合法性基礎。
就公平來看，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成功地解決了效率問題，但公平問題未兼顧好。由于經濟發展不平衡，經濟政策選擇的失誤，以及國家新舊體制的轉軌時期，國家法律、政策及管理方面出現的一些漏洞，致使極少數人收入和社會絕大多數成員的收入差距拉大。當前中國的貧富分化問題已經達到或超過了社會警戒線，具體體現為基尼系數偏高。據統計，當前我國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數已上升至0.49。中國實際上已經進入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平等比較嚴重的國家行列。貧富分化對執政合法性的威脅在于，首先，引發社會不滿情緒，降低政治認同，影響民心的向背。我們看到，隨著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劇，社會不滿情緒明顯增多。根據一項對城市居民的調查發現，2000年有22%的居民對自身生活狀況不滿，超過城市居民的五分之一，約有1億人。另有學者根據各種調查得出結論認為，大約有55%的人對自己的生活狀況表示滿意，大約45%的人對自己的生活狀況不滿意。僅就全國城鎮人口而言，后者約有2億人。中國是一個有著數千年“均貧富”文化傳統的國度，對于貧富分化的承受度較低，貧富分化過于嚴重會影響到公眾對政治系統的評價，影響民心的向背。其次，損害黨執政的階級基礎。任何政黨都有特定的階級基礎，與西方資產階級政黨有著本質區別的是，中國共產黨的階級基礎具有廣泛的人民性，依靠的是廣大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并切實代表了這些主要社會階級的利益，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也由此有了廣泛的階級基礎。但當前這一基礎正受到削弱。改革使所有的階級階層都獲益了，但獲益是不均的，兩極分化的。從改革中獲益最少的主要是原來的工人、農民階級。下崗失業人員、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下降的群體、負擔過重的群體主要出自這些階級，這些階級占了人口的大多數。盡管改革也給這些人帶來了福利的絕對增進，但福利的相對增進太慢，仍然會使這大多數人產生相對被剝奪感，這就是出現“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的重要原因。改革實質上是利益的調整和再分配，在改革過程中，執政黨能否代表社會主要階級的利益，是能否獲得認同和支持的必要條件。顯然，在利益分配過程中，社會基本階級的相對福利受損，必然會削弱執政的階級基礎，這已成為威脅執政合法性根基的重大隱患。
經濟績效合法性面臨的以上挑戰說明，重新調整和擴大執政合法性，實現合法性的第二次轉型，已是十分必要的了。
三、創新執政合法性：實現第二次轉型的路徑選擇
當前，加強黨的執政合法性建設，實現執政合法性的創新與轉型，需要把握以下幾點：
1、構建“以民為本”的績效觀，夯實執政合法性的績效基礎。執政黨鞏固自身的執政地位，必須提高執政績效，滿足民眾的需要。其中，最重要的是不斷提高經濟績效。現在，我們雖然不能把執政合法性僅僅捆綁在經濟增長的快車上，但經濟增長卻是生成執政合法性的不可缺少的物質基礎。只有盡可能地保持經濟的快速發展，富民強國，才能持續有效地增強執政黨的合法性，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經濟成就不僅在現時為共產黨的統治提供了合法性，而且在整個中國歷史中也具有合法性。”鑒于以往改革中出現的分享經濟增長成果不均衡導致認同度降低、執政的合法性資源流失的問題，對以往的經濟績效觀進行調整是十分必要的，這種調整的基本趨向就是把“以民為本”理念引入經濟績效觀中，并加以強化，形成以民本理念為指導的經濟績效觀。“民本型”經濟績效觀體現如下幾點基本要求：第一，利民為本。“民”是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也就是說，發展經濟的出發點是以滿足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標準的，發展經濟的最終目的落腳在最大多數人福利的改善上。第二，機會均等。國家創造一種法律、制度和政策環境，給每個人，無論是“ 官”還是“民”以均等的選擇和發展的機會。第三，利益分配相對均衡。可考慮根據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原則，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調節機制，既要保證效率優先，使那些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開拓創新的人先富起來；又要兼顧公平，通過經濟、法律和行政的手段平衡利益分配，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逐步縮小貧富差距，使利益差別保持在合理的限度內，力爭減輕或消除在中低收入者階層中產生的強烈的不公平感和相對剝奪感。第四，弱勢群體得到有效救助。民本發展觀內在地要求執政黨更多地關注民生，關心群眾的疾苦，特別是對弱勢群體實施重點救助。第五，抑制腐敗。要以民為本，贏得人心，必須解決當前廣大群眾最不滿意，對黨群關系影響最嚴重的腐敗問題。“對于現任的政治機構來說，制止腐敗是在轉型期維護信譽最保險的辦法。”“現任的中國領導層和政治機構如果能更有效地遏止腐敗的蔓延，中國的老百姓就會更有耐心并重新樹立對政府的信任。”健全權力制約與監督體制，嚴格約束和規范公共權力，是治腐之本。惟有建立起完善的權力監督和制約體制，才可以規范公共權力的運行，消除濫用權力的現象，有效防止貪污腐敗、官僚主義行為對經濟和社會生活的禍害，堵住合法性資源流失的漏洞。
2、培育法理型權威，并使其成為執政合法性的主導。法理型合法性是現代社會合法統治的必然趨勢和最終歸宿，特別是處在轉型期的發展中國家，在原有合法性受到挑戰后，及時構建法理型的權威，這是開辟新的合法性資源的必然選擇。馬科斯·韋伯曾把合法性基礎分為三種廣為人知的類型：傳統型、超凡魅力型和法理型。一般來說，現實中并不存在純粹的傳統型、超凡魅力型或法理型合法性基礎，多數國家的合法性都是三種類型的混合，但三類合法性配置的比重各有不同。現代社會的日益理性化、功利化、民主化和法治化，使得現代執政黨從某些神話、宗教或傳統慣例中獲取的認同大大下降，也使得人們對具有虛幻色彩的個人魅力的信仰日益淡化，而對建立在法定民主程序和制度之上的統治的認同日益增強。因此，法理型認同必然會取代傳統型認同和“超凡魅力”型認同而占據統治地位。正如馬科斯·韋伯指出的：“如今，最普遍的合法性形式是合法的信念，即形式上正確的制定，且以人們習慣的方式制定所含有的默認。”法理型統治是指建立在遵守正式制定的非個人專斷的法規基礎上的統治。法律制度之所以能產生合法性信仰是因為法律化的制度規范設定了大家認同的程序化的政治體制、政治機制和政治行為規則，政黨行為遵循了這些“游戲規則”，在價值尺度上才被判定“正統”，否則被視為“非法”，因此，對民主程序的認同將使執政黨獲得合法性，這也就是盧梭提出的“按程序辦事的合法性”。當前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建設向法理型認同轉型，符合現代社會合法性基礎演變的必然趨勢和規律。重視法理合法性資源的開發，大力培育法理型權威，是當前我國執政合法性建設面臨的重要任務。這要求執政黨做到：第一，依法執政。執政黨要大力弘揚憲政精神和法治理念，確立憲法、法律作為國家管理的最高準則的地位，推動和實現執政方式的法治化，按照法律規定的范圍、程序、內容和手段行使執政權力。第二，民主執政。現代法理的權威是在民主的基礎上產生的，缺乏民主，執政權威就缺乏認同。因此，培育法理合法性，就必須加強民主政治建設。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要真正行使好代表功能，就必須特別注意發揚民主。執政黨必須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規范的、程序化的公民參與制度和機制，為公眾提供自由的、均等的參與機會。通過制度化的渠道，民意得到表達，民主權利得到實施，利益得到維護。這樣的制度必定會獲得公眾的普遍認同，中國共產黨就會從民主制度和體制中獲得合法性資源，有利于在制度上加強執政合法性。第三，科學執政。以往，執政黨的治國理政帶有一定的經驗色彩，新的歷史條件要求執政黨走出憑經驗執政的思維，樹立科學執政的新理念。科學執政對執政黨的新要求是：執政黨能尊重自然和社會發展規律；注重研究執政規律和執政藝術；科學地分析和判斷國內外形勢；進行科學化決策；實施科學發展觀等。只有科學執政才能提高執政績效，提高執政能力，從而獲取更多的執政認同。
3、進行意識形態創新，奠定合法執政的思想基礎。意識形態歷來是政治系統的合法性基礎之一，特別是在良好的執政績效作支撐的情況下，意識形態的信仰形式對于論證和維護執政合法性起著重要的作用。因此，創新執政合法性決不能忽視或淡化意識形態的訓導作用，而是要繼續強調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強調馬克思主義信仰和社會主義信念的優勢。鄧小平指出：過去搞革命，中國共產黨靠的是馬克思主義信仰，靠的是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現在搞改革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還要靠這個。“ 光靠物質條件，我們的革命和建設都不可能勝利。過去我們黨無論怎樣弱小，無論遇到什么困難，一直有強大的戰斗力，因為我們有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鐵的紀律。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這都是我們的真正優勢。”要充分發揮意識形態的引導作用，需要進行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體系的創新。為此，需要注意以下幾點：第一，用實踐標準加以檢驗。確是錯誤的個別論斷和言論就加以放棄；有些是適應當時而不適應當前的就應揚棄；證明正確的就繼續繼承和堅持；證明是后人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的教條式理解和附加的就要堅決摒棄。第二，要使意識形態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體系必須是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形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體系，才更具有生命力，更具吸引力，才能更易為群眾所掌握和認同。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鄧小平理論就是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它已得到了普遍的政治認同，而成為在當代中國具有強大動員力的主流意識形態。第三，要使意識形態更具親和力。意識形態創新要尊重當代人類社會的基本價值，要與民主、自由、公正、人權相契合。只有如此，意識形態才可能獲得普遍的認同，產生巨大的親和力，有效地維護執政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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