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愛軍 ]——(2002-11-25) / 已閱76375次
本案的判決顯然為解釋這個問題提供了一個更加靈活、但也更加難以預測的辦法。有的學者如Treitel 早就提倡用這種方法②。
3、美國法
有學者認為，美國懲罰性賠償在過去20年的最大變化是數額的增加。1976年最高額僅為25萬美元，而在1981年的一個案件中陪審員認定的賠償額竟高達1.2億美元，上訴審確認350萬美元③。尤其是在1993年的TXO Production Corp. v.Alliance Resources Corp. 一案中， 陪審團判決上訴人應賠償19 000元的補償性損害賠償及1 000萬元的懲罰性賠償金。 而對于如此高額的懲罰性賠償金，最高法院仍認為是合理的，因為上訴人的詐欺行為若獲成功，將可獲得500萬至800萬元的不當利益。因此在本案中，最高法院認為，高于實際損害526 倍的懲罰性賠償并不違反正當法律程序所保護的權利。
按照拉施泰德等人的研究，在60年代以前，懲罰性賠償極少適用于產品責任，自70年代后增長很快，但在80年代中期以后又逐漸下減④。因為自80年代中期美國掀起一場批評運動。許多學者認為，懲罰性損害賠償在產品責任中的廣泛運用妨礙經濟自由，對美國的經濟和科技發展造成不良影響。這引發了一場有關懲罰性賠償的合理性的爭論。一些人主張對這一制度實行改革，另一些人則反對改革。盡管如此，除四個州外，美國其他各州都已經采納這一制度。
自19世紀以來，懲罰性損害賠償轉向制裁和遏制不法行為，而主要并不在于彌補受害人的精神痛苦。懲罰性賠償不僅適用于侵權案件，也適用于合同案件。本世紀以來，大公司和大企業蓬勃興起，各種不合格的商品導致對消費者損害的案件也頻繁發生，由于大公司財大氣粗，對于消費者補償性的賠償難以對其為追逐贏利而制造和銷售不合格甚至危險商品的行為起到遏制作用，懲罰性損害賠償遂逐漸適用于產品責任，同時賠償的數額也不斷提高。
下面的案例更明晰地看到美國法官對懲罰性賠償在適用上的態度：Staub v. Staub 376 A. 2d 1129(Md. App1977)--
Davidson, J....…1954年1月5日，John C. Staub(祖父)購買了價值＄5000的美國儲蓄債券H系列，準備死后付給孫子John T. Staub。祖父于1954年3月9日去世，當時他的孫子才17個月。此后，John T. Staub（父親）將債券獲得的利息支票兌現。1955年3月19日父親填寫了一份表格，在表格上簽上了John T. Staub Jr.（其子）的姓名，這份表格的目的是要求該債券以John T. Staub Jr.或者John T. Staub的姓名被重新發行。父親繼續兌現債券所生的利息。1959年11月份，父親將債券本身兌現。
1975年6月5日，在Fredrick的巡回法院，兒子，即原告，起訴其父親（被告），理由是不法侵害和移轉，尋求賠償性補償和懲戒性賠償。Samuel T. Barrick法官認定，從1954年到1959年期間每年6%的利息，作為債券發生的利息之補償。另外，他判定他＄5000，加上自1959年11月份以來6%的利息，作為對債券的補償。
原告上訴。他有數條爭議，其中之一是，法院拒絕判定懲戒性賠償是錯誤的。
在美國法中，在適當的情況下，在移轉和不法侵害訴訟中可以判定懲戒性賠償。在這些訴訟中，為了獲得懲戒性賠償，必須有一種加重元素伴隨侵權行為，這要求對他人的權利實施超出常理的、加重性的漠視、蠻橫或魯莽，有時暗指惡意或實際惡意或法律惡意的法律同等物……
這里，有證據顯示，父親兌現了利息支票和債券，他也明知這些屬于他的兒子。但是也有證據表明父親兌現利息支票和債券的目的是維護家庭生活和保持家庭的財務投資，而其子也是家庭的一員。實際上，他（父親）表明，他如果不使用這些債券，他將會“失去所有的東西”，而不能照料他的家庭。在這些情況下，審判法院認定父親不是出于邪惡動機去傷害他的兒子，或蠻橫或貿然地漠視他兒子的權利。法院的認定明顯不是錯誤的，因之，懲戒性賠償被否定是適當的。判決被維持，由上訴人支付費用①。
1987年亞利桑那州一位女士狀告其一位男上司長期身體和語言的性騷擾。法院判定1萬美元的補償金和10萬美元的懲罰金②。在本文的圖示中，本案的賠償責任是C區的責任，即兼有精神損害的補償性賠償和懲罰性的賠償；并且從賠償額度上看，十倍于補償性賠償的懲罰性賠償額顯示了法官對類似案件給予懲罰性賠償的重視。在涉及特克薩特和平薩兩家公司的案件中，陪審團判給原告的損害賠償金是111.2億美元，其中10億美元是懲罰性的賠償①。有學者認為，這種沒有先例的巨額賠償可能破壞并從根本上改變美國的商務經營。這種情況引起了美國學者的警惕②。
但以下的案例說明高額的懲罰性賠償已經更廣泛地引入了美國的知識產權侵權領域。2000年9月6日，美國紐約地區法院法官詹德·拉科夫判決MP3.com公司“蓄意”侵害音樂公司的版權，責令該公司向環球音樂集團進行“懲罰性賠償”，對每個被拷貝的CD盤賠償2.5萬美元。MP3.com賠償額最高可達2.5億美元。這一判決猶如一瓢熱油，澆到了近來本已熱騰騰的網絡侵權糾紛的旺火之上。美國網絡業分析家評論說，法官的判決對許多不愿遵守版權法的網絡公司來說，是一次“嚴重警告”，為未來網絡侵權案樹立了一個“法律樣板”，大有“殺雞儆猴”的效用③。
2002年7月另一場與中國銀行有關的訴訟，以中方勝訴而告終：紐約聯邦南區法院陪審團判給中行紐約分行3500萬美元。依照美國RICO聯邦法案(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即詐騙、操縱和賄賂組織法，這筆金額可獲3倍賠償，即中國銀行紐約分行將獲判1.25億美元的懲罰性損害賠償④。
4、我國臺灣地區法律
懲罰性的損害賠償制度見于民事特別法。臺灣地區的《公平交易法》及其施行細則，是臺灣地區的競爭法律制度的基本內容。其主要特點之一就是規定了懲罰性賠償原則。《公平交易法》第三十一條規定，“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致侵害他人權益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第三十二條規定，“法院因前條被害人之請求，如為事業之故意行為，得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以上之賠償，但不得超過已證明損害之三倍；侵害人如因侵害行為受有利益者，被害人得請求專依該項利益計算損害額”；又依《消費者保護法》第五十一條，“依本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三倍以下之 懲罰性損害賠償金，但因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①"
在2000年夏季的臺灣，一樁轟動全島的團體訴訟頗引人注目。7月26日的《深圳特區報》以《自來水污染危害用戶健康 高雄市民索賠千億巨款》為題作了報道：
高雄“市政府”針對水污染事件，24日正式向臺灣省自來水公司提出求償訴訟，而受“市府”委托的臺灣消費者保護協會，將代表市民向水公司要求每人12萬元新臺幣的各項損失賠償，總金額高達1680億元新臺幣，將創下臺灣最大規模的團體賠償金額。
水污染事件目前雖暫告一段落，但是高雄“市政府”認為為維護140萬市民的權益，必須政策性向水公司提出求償，并宣示水源污染者及管理者同樣要負起法律責任。
代表求償的消保會以一般損失需賠償市民每人3萬元新臺幣，但是針對水公司長期漠視高屏溪的污染，更以消保法的3倍懲罰要求9萬元的賠償，因此總金額高達1680億元新臺幣的天文數字。律師團認為懲罰性賠償有必要性，因為民眾普遍認為健康無價，而且在法律訴訟過程中可以化繁為簡，市民可以快一點獲得金錢賠償。
5、德國法與日本法
德日兩國的法律和我國臺灣地區法律一樣，受到美國的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學理和判例的影響。在德國已經出現了有關懲罰性賠償的案例。當然，法官的案例也受到批評。這些批評強調，懲罰性賠償包括律師費的支付，而律師可以大量提高其收費，這對支付費用的被告不公平；被告常�？梢酝ㄟ^保險而獲得賠償，實際是由社會公眾承擔這些費用②。在日本，關于懲罰性賠償也有爭論。田中英夫、竹內昭夫兩教授主張，把侵權行為責任作為專門以損害賠償為目的的制度來把握，而無視民事責任的制裁性功能的做法是錯誤的。三島宗教授指出，刑事罰無法充分發揮對社會性非法行為的抑制、預防的功能，而過多地適用刑事罰會產生對基本人權的侵害等問題，因此，提倡在非財產損害的賠償時加入制裁性功能，以有效地抑制災害再發生③。不過在日本，懲罰性賠償目前仍主要限于學理上的討論。
觀察的結果應該很明確了。在英美法系國家和民法法系國家（地區），懲罰性賠償的理論和司法實踐已經比較常見或已經出現，盡管多有爭論，但必竟是處在一個積極發展的態勢之中。這種超越民法法系傳統的賠償責任，越來越多地影響著這些國家（地區）的侵權行為法和契約法。實際上，象在臺灣法中“公平交易”的問題和“消費合同”的問題，都與契約法有密不可分的關系。但在這種情況下，違約與侵權的競合顯得更為常見。
三、評反對觀點，兼論懲罰性賠償責任的功能
對懲罰性賠償責任的反對意見，不外乎以下幾種：授予懲罰性賠償違背了損害賠償的基本原則，與私法的補償性質不相容；從證據制度上可能產生更多的不公平；授予懲罰性賠償會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抑制商業發展，也就是估算的難度。對此，本文試圖逐一進行批駁，設法凸顯懲罰性責任存在和發展的必要，并針對學者對這種賠償責任功能的分析作一簡要的評述。
1、懲罰性賠償違背私法的“補償性質”。
在大陸法系，無論是侵權損害賠償，還是違約損害賠償，其基本的功能，就是補償侵權行為和違約行為的受害人因侵權行為和違約行為所遭受的財產損失。這種補償，一方面不能小于損失的數額，因為賠償小于損失數額，就使損害沒有得到完全的救濟；另一方面也不能超過損失的數額，因為賠償數額超過損失數額，就會給受害人以不當利益。在大陸法系看來，無論怎樣，懲罰性賠償金都是不可理解的和不足取的。因為懲罰性賠償金就其性質而言，實際上就是一種私人罰款，是對民事違法行為的懲罰措施，它與私法的補償性質是不相容的；如果允許在私法領域中對民事違法行為進行懲罰，就會混淆公法與私法的界限。④
筆者認為，這種說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問題的出現同樣不可避免——我們究竟有什么樣的機制（主要是民事訴訟的證據制度）來保證“全部的客觀損失數額”與“判決確定的損失數額”是基本等值的。在實踐中，這種等值常常具有無法實現的危險。相當多的案件中原告的訴訟請求不能得以實現，原因在于其未能提供足以讓法庭信賴的證據。我們絕不能簡單地認為這是證據制度的不完善；將之歸究于實體法律本身更能從治本的角度解決問題。
試看以下的案例：
河北某鋼鐵廠（以下簡稱鋼鐵廠）與東北某工貿公司（以下簡稱工貿公司）有日常業務往來，工貿公司從俄羅斯進口廢鋼鐵，然后轉手賣給鋼鐵廠。1999年10月，鋼鐵廠工人在對運來的廢鋼進行拆包時，竟發現了形態完好的炸彈。鋼鐵廠立即報案，經過有關部門的鑒定，該批廢鋼中的炮彈確實未經使用，但是已經超出服役期限，并且銹蝕嚴重，隨時有爆炸的危險，同時還檢測出相當一部分廢鋼具有極強的放射性，對人體具有相當的危害，完全喪失了利用價值。有關部門建議對該批廢金屬作全面檢測，并分類進行技術處理，避免危害后果的發生。
鋼鐵廠立即將情況通知了工貿公司，要求來人處理退貨和其他有關事宜。工貿公司回電稱，預付的貨款不能退回，余款可以協商，貨物不能退回，建議買方自行處理或轉手倒賣。
鋼鐵廠在工貿公司一不來人，二不退款、三不退貨的情況下，向法院提出訴訟。要求工貿公司返還預付的貨款，并處理貨物。
一審法院認為，工貿公司交付的一部分廢鋼鐵不符合合同約定的質量要求，屬于不適當履行。由于合同已經約定了違約條款——“違約方支付相當于價款的8%的違約金后，其他責任一概不負”，根據該條款，判令工貿公司支付違約金３萬元，原告的其他請求不予支持。
原告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二審法院經過審理，查明該批廢鋼鐵是工貿公司將其從俄羅斯收購的廢鋼鐵和其非法為俄羅斯某公司有償銷毀的部分軍事垃圾混合起來的。二審法院認為，工貿公司事先明知該批廢鋼鐵混有廢彈藥和放射性物品，但是沒有告知原告，構成欺詐，并且該合同涉及的廢鋼鐵不僅含有廢舊彈藥，而且有放射性很強的物品，貿然使用將會造成難以估量的人身傷害和環境污染。這種損害造成了國家利益的損害，已經不僅僅是合同當事人之間的事情，因此判令合同無效，不應當適用合同約定的違約責任條款。①
在以上案件中，工貿公司事先明知該批廢鋼鐵混有廢彈藥和放射性物品，但是工貿公司向鋼鐵廠隱瞞了這一情況，沒有告知鋼鐵廠，工貿公司的行為已經構成對鋼鐵廠的欺詐。該合同屬于“一方以欺詐、脅迫手段訂立的合同”，且損害國家利益。這種合同無論以什么手段訂立，都是無效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八條規定，“ 合同無效或者被撤銷后，因該合同取得的財產，應當予以返還；不能返還或者沒有必要返還的，應當折價補償。有過錯的一方應當賠償對方因此所受到的損失，雙方都有過錯的，應當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碑斍暗膯栴}，就是“無過錯方因此受過的損失”應得到多少賠償的問題。對鋼鐵廠因此而受到的損失，我們可以做一個詳細的考察：
Ａ）炮彈和放射性廢金屬的鑒定費和檢測費；Ｂ）運費；Ｃ）向第三方賠償金（假設該廢金屬為鋼鐵廠為履行與第三方的合同所需之原材料，因本案合同的無效造成對第三方的履行不能）；Ｄ）預交的訴訟費；Ｅ）對危險物品進行及時處理所需要的員工加班費；Ｆ）律師費；Ｇ）員工接觸放射性金屬原料所需的體檢費；Ｈ）員工因與放射性材料接觸而形成的對罹患嚴重疾病的恐懼的精神損失費；Ｉ）預防性的醫療和今后治療費（完全有發生的可能）；Ｊ）鋼鐵廠決策層人物參加訴訟和處理糾紛造成的機會損失（鋼鐵廠投入之勞力、時間、精神、投資其他事業之機會等，這屬于非財物成本，不易計算②；Ｋ）信譽減損（此種損失即使由鋼鐵廠向第三方進行了充分的賠償，亦不能使這種信譽上的減損忽略為零）；Ｌ）發生秩序混亂（報警等）造成的損失（可能在混亂中一些正在鋼鐵廠進行業務商談的客戶的離失）；Ｍ）恐慌情緒的持續造成的機會損失（譬如鋼鐵廠存放有嚴重危及人身的放射性廢金屬的消息將持續相當長的時間，可能使一些潛在的客戶因對這些危險物的恐懼而放棄與鋼鐵廠的業務合作）；Ｎ）熟練工人的辭職造成的損失；等等。
此外，對這些廢鋼鐵進行運輸的承運方員工可能造成的損失還不包括在內，因已超過本案討論的范疇，故不在此贅述。
如前所述之損失中，ＡＢＣＤ四項依一般情形尚能得到補償；此外的項目，往往被大陸法系的法院認為屬于“間接損失”而不予理睬，“全面賠償”的補償性原則也由此成為一句空話，原告的損失未能得到合理的救濟。如果在此之外加上一個額外的賠償數額，作為對種種不可確定的有形及無形損失的賠償，似更公平。當然，這種賠償立即具有了某種懲罰的性質，而且從比較法的角度觀察（如美國法），本案顯得尤為適合——“對他人的權利實施超出常理的、加重性的漠視、蠻橫或魯莽，有時暗指惡意或實際惡意或法律惡意的法律同等物……”，這種造成高度危險性的故意欺詐被課以懲罰性的賠償，顯然是合適的。王利明教授指出懲罰性賠償的首要功能是賠償功能，“懲罰性賠償并不是獨立的請求權，必須依附于補償性的損害賠償。加害人的不法行為可能給受害人造成財產損失、精神痛苦或人身傷害。就這些損害的救濟而言，懲罰性賠償可以發揮一定的功能。③”
２、證據制度上的不公平
在英國法律中，對刑事法和民事法的證據要求存在很大的差別。刑事案件中的舉證必須達到沒有任何合理的懷疑④的程度，就是要求陪審團對證據有100%的確信，不能有任何合理的懷疑；而在民事訴訟中的舉證卻只要求超過可能性的平衡，就是要求法院只要認為有（50%+n）的可能性⑤，就足夠了。所以，如果允許法院在合同糾紛中適用懲罰性賠償，由于對舉證責任的要求比較低，就容易產生不公正的判決，使違反合同（或有侵權行為）的當事人（輕易地）付出高額賠償⑥。
筆者認為：第一，如同英國法和其他國家的法律一樣(中國法律也是如此)，刑事責任的嚴厲性和難以補救性，要求對犯罪行為的認定極為慎重，要求達到相當高的證明標準后才能認定犯罪事實①。在民事法中確定的懲罰性賠償，盡管其具有對當事人進行懲罰的性質，但其歸根到底是一種民事罰而非刑事罰，在此類訴訟中，有時法官從證據中雖然尚未形成事實必定如此的確信，但在內心中形成了事實極有可能或非常可能如此的判斷。較高程度的蓋然性是指證明已達到了事實可能如此的程度。如果法官從證據中獲得的心證為事實存在的可能性已經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該心證就滿足了較高程度蓋然性的要求。民事訴訟是為了解決當事人之間的民事權利義務糾紛，民事責任主要是財產責任，其嚴厲性遠低于刑事責任，即使不當追究，給當事人帶來的損害會比刑事責任小得多，且一般是可以補救的，因此證明標準可低于刑事訴訟②。這其實是證據法的通例。
第二，懲罰性民事賠償適用的范圍，不僅應當排斥各種無過錯責任的情形，而且應當排斥任何具有過失（即使是嚴重過失）情節的責任情形；換言之，被課以懲罰性民事賠償的當事人，多為有著故意的侵權和違約行為者。這種行為無疑應得到負面的和否定性的社會評價和法律評價。對此類案件只要能夠證實其行為的主觀惡性，那么在損害后果的證明方面，不妨給負有舉證責任的對方當事人一個較低的證明標準，而在舉證責任倒置的情況下掌握一個較嚴格的證明標準。這樣在事實上反而是公平的。也就是說，對無過錯方當事人在損失額度的舉證上無須太岢。
3、懲罰性賠償的不確定性——估算的難度
就象在非財產損害賠償問題上一樣，估算的難度又被作為一條反對的理由提了出來�！坝捎诤贤m紛中的高額賠償往往缺乏直接證據，很難作出公正的估算，因此，賠償額的確定肯定會遇到很大的不確定性，不利于當事人在商業活動中確定自己的責任，因而將會抑制商業活動的發展③”。在侵權法領域中也大抵如此。
對此，我們認為，懲罰性賠償的估定難度只是一個實際操作的困難，而非原則問題。只要某一項違法行為被確定為應受到民事罰，那么操作的困難就不是反對的理由。誠如馬斯蒂爾勛爵（Lord Mustill）所言：“在幾個領域內，法官們已非常習慣于對無形的東西加以估算。只要是正義的要求，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認為操作上的不精確應成為障礙④。法官們對這類賠償金數額的估算，也許只能是“常識（commonsense）”或“實踐理性(Practical Reason)"⑤。
王利明教授認為，除賠償功能外，懲罰性賠償的功能還在于制裁和遏制。補償性的賠償對富人難以起到制裁作用，甚至使民事賠償法律為富人所控制⑥。而懲罰性賠償則通過給不法行為人強加更重的經濟負擔來制裁不法行為，從而達到制裁的效果⑦。也有人認為，懲罰性賠償的目的在于懲罰過去的過錯并“以此作為一個樣板遏制未來的過錯”， 因此“懲罰性”這個詞有時也用“示范性 （exemplary）”一詞來代替，這就概括了懲罰性賠償的兩項功能，即制裁和遏制。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在某些情況下，被告從其不法行為中所獲得的利益是巨大的，而其給受害人所造成的損失是難以證明的，或者即使能夠證明也并不是太多。受害人可能不愿意為獲得并不是太高的賠償金而提起訴訟，甚至可能因為擔心不能舉證證明損害的存在而面臨敗訴的危險，從而不愿意提起訴訟。在此情況下，通過懲罰性賠償也可以鼓勵受害人為獲得賠償金而提起訴訟，揭露不法行為并對不法行為予以遏制⑧。
行文至此，筆者認為：為了實現懲罰性賠償的制裁和遏制功能，可以由法官根據被告的財力，充分發揮自由裁量權，即不同被告的承受能力不同，在同樣的違法情況下也可作出有較為懸殊的差異的懲罰性賠償額的判決。這樣可能是對民法的“公平”原則的違背或挑戰，但唯其如此，方能發揮這項法律制度的功能，有效制裁民事違法行為，并最大限度地遏制之，從而達到一種新的動態的公平，這是一種表面上的不公平和實質上的公平。至于一個懲罰性賠償的判決究竟有何種可參照的考量工具，北京大學的王成博士在其新著《侵權損害賠償的經濟分析》一書中，用一種新穎的方法給了我們一種啟迪。他參考了羅伯特·考特教授關于用經濟分析的工具確定懲罰性賠償額度的一種模型。Cooter的模型顯示，對于非故意的侵權最好通過補償性損害賠償加以矯正；懲罰性損害賠償的范圍應當局限于故意的侵權。他建議懲罰性損害賠償應成為一種對施害者而言不正常的或者額外的成本，以阻止這種行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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