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先地 ]——(2002-10-11) / 已閱23673次
淺析刑事存疑案件之賠償
朱先地
存疑案件是指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因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能認定犯罪嫌疑人有罪而作撤案、存疑不訴或宣告無罪的案件。由于國家賠償法的制定和實施早于刑事訴訟法的修訂，對存疑案件是否應當給予賠償，《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以下簡稱為《國家賠償法》）沒有明確的規定，從而導致了司法界和學術界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不一。目前主要有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是“否定說”。該觀點認為，存疑案件的當事人具有犯罪嫌疑，有證據證明其有罪，只是因已有的證據尚達不到定罪的要求而推定當事人無罪，因此不存在刑事賠償問題。[1]第二種觀點是“折衷說”。該觀點認為，對于存疑案件，應視案件具體情況來決定賠與不賠，不能一概都賠，也不能一概都有不賠。對于事實不清，證據比較薄弱的案件，應予賠償，而對于犯罪事實存在，證據比較充足，但達不到起訴和判決有罪程度的案件，則應不予賠償。[2]第三種觀點是“肯定說”。該觀點認為，對存疑案件應當給予賠償。[3]筆者同意第三種觀點。
首先，對存疑案件給予國家賠償，符合當今世界保護人權的發展趨勢和憲法精神。在司法實踐中，由于各種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司法人員雖然收集到了一些證實犯罪嫌疑人犯罪事實存在的證據，但證據的質和量還不足以指控、認定犯罪，因此，存疑案件是客觀存在的，只要有刑事訴訟存在，難免會發生證據不足案件。在對存疑案件的處理上，歷來有“疑案從有”和“疑案從無”之爭，疑案“從無”、“從有”之爭集中體現了刑法人權保障機能與社會保護機能之間的價值沖突。[4]二戰以后，受人民主權學說、人權保障論和危險責任論與公共負擔論等理論以及經濟發展的影響，世界上許多國家大幅修改刑事訴訟法典，將人權保護列為刑事訴訟的主要目標，并相繼制訂了國家賠償制度。如：1946年美國頒布聯邦侵權賠償法；1947年英國頒布王權訴訟法；1947年日本頒布國家賠償法；1959年我國臺灣地區頒布冤獄賠償法；1967年韓國頒布國家賠償法以及1981年德國頒布國家賠償法等。新中國成立后，隨著建國初期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日趨穩定，1954年頒布的我國第一部憲法第97條規定了“由于國家工作人員侵犯公民權利而受到損失的人，有取得賠償的權利。”從而明確了我國國家的賠償責任。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制體系逐漸形成，社會公民個體的權利及其保障得到了更加應有的重視。1982年《憲法》重新規定了國家賠償責任，《民法通則》、《行政訴訟法》對此也都作出了相應的具體規定。1994年頒布了《國家賠償法》，標志著我國建立了國家賠償制度。1996年修改了刑事訴訟法法典，確立了無罪推定和疑罪從無等司法原則，更突出了對公民人權的保障。可見，保障人權、建立國家賠償制度不僅是現代法治社會的必然要求，而且已成為當今世界的發展主流。[5]
現行《憲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權不受侵犯。”據此，人身自由權是公民依法享有的一項固有的、基本的權利，任何組織與個人都不得對其加以非法剝奪和侵害。但由于刑事訴訟活動的危險性，國家在行使司法權力時，難免會使少數無辜公民的權利受到損害。在這種情況下， 為使受到損害的無辜公民的權利得到恢復、精神上得到撫慰，國家就應該勇于承擔責任并給予賠償。從憲法角度上講，這種賠償實際是一種恢復和彌補。因為，根據憲法的規定，即使是有罪的人，在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決之前，他還是享有憲法賦予每個公民所擁有的人身自由權利，只不過為了保護全社會的利益，司法機關不得已而通過法定程序暫時剝奪或限制其自由。那么，給予最終在法律上被認為無罪的存疑不起訴或宣告無罪者以賠償，其實質并不是國家施舍或賦予他某項額外的利益，而是把本來就屬于他的利益歸還給他而已。“否定說”認為，對于當時符合逮捕條件的犯罪嫌疑人實施逮捕，但最終認為是無罪的，在這種情況下，對犯罪嫌疑人的羈押是合法的羈押，國家不承擔賠償責任。[6]這種理論實際上是“抓你是對的，放你也是對的”司法專橫的表現，是對法治和人權的踐踏，在民主與法治的社會里是不允許存在的。對存疑案件給予賠償會影響司法人員的積極性，不利于打擊犯罪和維護社會穩定，有損司法權威，這是“否定說”所持的另一理由。筆者認為，刑事訴訟承擔著打擊犯罪、保障人權的雙重任務，在兩者之間要作出合理的選擇的確有一定難度，但兩者之間并無實質矛盾。在刑事偵查環節要充分發揮打擊犯罪的功能，嚴格按照《刑事訴訟法法》的規定，對犯罪嫌疑人該拘留的要拘留，該逮捕的要逮捕，但不得濫用強制措施，而在刑事賠償環節則要把觀念調整到保護人權角度上來，對最終被確定為無罪的犯罪嫌疑人要盡量給予國家賠償，不能以犧牲人權為代價去追求打擊犯罪的功效，更不能因司法機關的部門利益而損害公民的合法權益。再說，對存疑案件予以賠償的確會給司法人員帶來一定的壓力，但這有助于提高司法人員辦案質量意識，增強責任心，促使偵查人員依法積極收集證據，提高偵查水平，減少存疑案件發生。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是確定國家賠償制度的基石。因此，對存疑案件是否給予賠償，雖然國家賠償法對此規定不很明確，但對公民權利的立法規定，不能作限制解釋，而是應當根據憲法所確立的基本原則和國家賠償立法的本意，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取得國家賠償的權利。這不僅能平衡無辜者的受害心理，消除其對社會的對立情緒，有利于社會穩定，同時也符合當今世界刑事賠償立法的發展趨勢，有利于提高我國人權保障水平。
其次，給予存疑案件以國家賠償，符合修改后刑事訴訟法的立法本意。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條第四款、第一百六十二條第三款明確規定：“對于補充偵查的案件，人民檢察院仍然認為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這是修改后刑事訴訟法所確立的“無罪推定”和“疑罪從無”的司法原則。根據這一原則，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最終法律評價只有兩種：有罪與無罪。如果現有證據不能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只能推定其無罪。在這種情況下司法機關對其所作出的撤銷案件、存疑不訴或宣告無罪，實際上就是對“沒有犯罪事實”的法律確認。所謂犯罪事實，是指有證據證明的構成犯罪的事實，是按照刑法規定構成某一具體罪名的事實，而不是證據不足，不能確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和不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事實。刑事訴訟法意義上的有罪，它是靠充分證據來支撐的，而不是司法人員憑借部分有罪證據作出的主觀判斷。因此，“否定說”認為證據不足不等于沒有犯罪事實的觀點，實質上是變相的“有罪推定”、“疑罪從有”，與修改后刑訴法所確立的“無罪推定”和“疑罪從無”的司法原則相違背的，應予以拋棄。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七條、第一百四十條、第一百四十一條都明確規定，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案件必須是犯罪事實已經查清，證據確實、充分。追究犯罪，要求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這是法律賦予司法機關的責任和義務，作為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面對的只是最終的處理決定，如果最終處理決定是無罪的，那么，對沒有犯罪事實的人采取了拘留、逮捕等強制措施，就是侵害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權利，國家就應當給予賠償。
因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而作結案是刑事訴訟法修改后出現的現象。此類案件的處理結果能否作為刑事賠償的法律依據，眾說不一。“否定說”認為，存疑不訴其實質是對案件所作暫時不起訴處分，并非對案件的實體處分，不能作為被羈押的犯罪嫌疑人無罪的最終結論。[7]這種看法也與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立法精神相違背的。從訴訟流程上看，不起訴（包括存疑不訴）是人民檢察院確認犯罪嫌疑人不構成犯罪或者依法不追究刑事責任的訴訟處分，具有在起訴階段終結訴訟的法律效力，[8]并不是對案件的暫掛。當然，證據不足案件不能排除其存在犯罪事實的可能，但這不能作為對此類案件不予賠償的理由。從實踐來看，存疑案件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嫌疑人的確實施了犯罪行為，只是證據尚不充分無法認定其構成犯罪；另一種可能是嫌疑人根本沒有實施犯罪。如果以存疑案件有可能被重新起訴的理由來否定賠償，這對后一種情形的嫌疑人來說是極不公平的，因為他根本沒有實施任何犯罪行為，司法機關不可能再會發現他新的有罪證據。至于對第一種情形的犯罪嫌疑人，檢察機關如果發現原來因證據不足不起訴的案件有了新的證據，能證明原案犯罪嫌疑人有罪，可以重新起訴，由法院作出有罪判決；對證據不足判無罪的案件，檢察機關可以按照審監督程序提起抗訴，由法院撤銷原判，作出有罪判決。但在法院沒有作出有罪判決之前，必須對已認定的無罪結論承擔賠償責任。如果法院改判有罪，這時如果原案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經得到了國家賠償，可以由司法機關追回賠償的款項，這也并不會有損司法權威。
第三，給予存疑案件以國家賠償，符合國家賠償法規定的歸責原則。歸責原則是解決刑事賠償的一項主要原則。目前比較典型的有三種：一是以公務過錯為主，危害責任（嚴格責任）為輔的歸責原則體系；二是以過錯為歸責原則體系；三是違法原則體系。[9]《國家賠償法》第二條規定：“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違法行使職權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國家賠償的權利。”據此，司法界和學術界部分同志認為我國《國家賠償法》采用的是違法歸責原則。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是偏面的，違法責任原則作為國家賠償法的主要歸責原則，但不是唯一的歸責原則。首先，違法責任原則在理論上存在明顯缺陷，不能解釋程序違法而被告人確有罪的刑事賠償問題。對有些案件，如果只從程序或形式上判斷刑事司法行為或司法決定是否違法，并不能決定刑事賠償責任就一定成立，反之，刑事司法行為或刑事司法決定沒有違法并不見得就構成刑事賠償責任。例如：某市檢察院未按規定程序履行法律手續就將涉嫌犯罪的嫌疑人逮捕，后經查實該人確實實施了犯罪行為，并被判處了有期徒刑，若按違法歸責原則，檢察機關實施了違法逮捕，應構成刑事賠償，但司法界和理論界普遍認為此類案件不應賠償。反之，某縣檢察院按法定程序逮捕了某甲，后經證實該人沒有實施任何犯罪行為，逮捕為錯誤逮捕，若按違法責任原則，司法機關逮捕時并沒有違法，刑事賠償不能成立，顯然與刑事賠償的有關立法和初衷相違背。其次，我國國家賠償法采用的并不是違法歸責原則，而是采用混合歸責原則。《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的確規定了“違法歸責原則”，即只有當司法機關違法行使職權時，才負賠償責任。但是，國家賠償法第十五條第（二）、（三）項及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對沒有犯罪事實的人錯誤逮捕的”、“依照審判監督程序再審改判無罪，原判刑罰已經執行的”、“依照審判監督程序再審改判無罪，原判罰金、沒收財產已經執行的”，國家應負賠償責任。從上述規定可以看出，國家賠償法規定的刑事賠償責任，并不僅僅是從職權行為的合法性上來判斷，有的還要根據行為結果來確定。即我國刑事賠償中對無罪羈押、無罪判刑的規定體現的是嚴格責任原則，有的稱之為無過錯責任原則。[10]由此可見，我國國家賠償法采納的是違法歸責原則為主兼采嚴格責任的二元歸責原則。[11]我國賠償法不同于外國賠償法，它既包括行政賠償，也包括刑事賠償。第二條在總則中所確定的“違法責任原則”，應當認為是賠償法的基本原則，既適用于行政賠償，也適用于刑事賠償。但是，第十五條第（二）、（三）項和第十六條第（二）項的規定是專門針對刑事賠償的，是特別條款。一般說，法律有特別規定的，應當適用特別規定。因此，筆者認為，行政賠償應采用違法歸責原則，而刑事賠償則應采用嚴格責任原則。也就是說不管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主觀上、心理狀態上是怎么樣，有沒有故意、過失或不慎等等，只要客觀上造成了一種沒有法律依據的損害后果，就要承擔賠償責任，除非有國家賠償法第十七條所列的六種免責情形。《國家賠償法》第十五條第（三）項規定“依照審判監督程序再審改判無罪，原判刑罰已經執行的”，受害人有取得賠償的權利。對這一規定，筆者理解為，不論原審判機關在作出判決時有無違反程序，也不深究原審判機關主觀上有無過錯，只要符合被再審改判無罪、刑罰已經執行這兩個條件，國家就應當給予賠償，這一條款并沒有對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而改判無罪的案件加以限制。因此，對存疑案件予以賠償，符合國家賠償法的規定。
第四，給予存疑案件以國家賠償，符合有關司法解釋的規定。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刑事賠償工作規定》第七條第二款規定，人民檢察院因證據不足作出撤案、不起訴或人民法院因證據不足作出無罪判決的應當依法進行確認。“否定說”和“折衷說”據此就認為存疑案件不應賠償。筆者認為，這是對《人民檢察院刑事賠償工作規定》的曲解。根據該規定第八條第（三）規定，對存疑案件不予確認的情形只限于“對有證據證明有部分犯罪事實”的人而逮捕的案件。這里的“部分犯罪事實”，應理解為，偵查終結后，雖然沒有查清逮捕時所認定的全部犯罪事實，但起碼要有充分證據證明了的部分已構成犯罪的事實，否則，都應當予以賠償。如：某市檢察院立案偵查的王某涉嫌貪污案，逮捕時認定王某貪污3萬元，后經偵查取證，只能認定其中4000元，其他因證據欠缺，既無法認定，也難以排除。該案后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作不起訴處理。筆者認為，有證據證明了的王某所貪污的4000元，并不是《人民檢察院刑事賠償工作規定》所指的“部分犯罪事實”，因為根據刑訴法和有關司法解釋的規定，貪污4000元不能構成犯罪，因此，對王某應予以國家賠償。
1998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在給陜西省高級法院的復函中認為：“因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檢察機關決定不起訴或撤銷案件的，根據刑事訴訟法規定即不能認定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實，檢察機關批準逮捕應視為對沒有犯罪事實的人錯誤逮捕，依照國家賠償法第十五條的規定，檢察機關應當承擔賠償責任。”2000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在給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的批復中指出，人民檢察院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條第四款規定作出的不起訴決定，應視為對案件作出了無罪的決定。檢察機關在批捕時即便有部分可以證明有罪的證據，但如果在起訴時僅憑這些證據仍不能證明犯罪嫌疑人有罪，并作出不起訴決定的，在法律上不能認定有罪，應按無罪處理，依照國家賠償法第十五條規定，檢察機關應當承擔賠償義務。筆者認為，上述司法解釋符合國家賠償法的立法精神，也與修正后的刑訴法不相沖突，實踐中應當遵照執行。
第五，“折衷說”不具有可操作性。“否定說”的觀點看似理由充足，但有違背立法原意之嫌，且與司法解釋的有關規定和司法實踐中的做法相沖突。“折衷說”看似比較合理，但是在現有的法律框架下，有無法彌補的重大缺陷，主要是這種觀點不能提出界定賠與不賠的具體標準，只能根據經驗進行判斷。根據刑訴法的規定，逮捕犯罪嫌疑人的首要條件是“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何謂“有證據”，理論和實務界眾說紛紜，主要看法有：⑴只要有證據即可，一個兩個證據就是有證據；⑵要有相當的證據；⑶確實的兩個以上能夠互相印證的證據，而不是孤證；⑷基本確實充分的證據；⑸構成犯罪的證據確實充分等。因而，對于某一存疑案件，在案件證據是較為薄弱還是較為充分上，不同的承辦人、承辦機關可能會站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認識和理解，因而在是否賠償上會出現不同的處理結果。即使是同一承辦人，確定不同的存疑案件應否賠償時，在掌握證據是較為薄弱還是較為充分上也可能標準不統一，這對不同的賠償請求人是不公平的。再說，對存疑案件是否賠償沒有一個具體的界定標準，而是由具體的承辦人、承辦機關來審查決定，那么不可避免地給承辦人、承辦機關以濫用權利的機會，導致司法腐敗等問題的發生。另外，根據“折衷說”的觀點，對存疑案件作出的撤案、不起訴或宣告無罪并不是對違法侵權事項的確認，而是要經作出拘留、逮捕決定的機關另行審查確認，這種結果另行確認的機關與作出拘留、逮捕決定的機關同一的機制，不僅有違司法回避原則、公正原則和訴訟效益原則，更由于固有的思維定勢和強烈的部門保護主義傾向將導致存疑案件往往不予確認或作出的確認不利于賠償請求人。可見，從刑事賠償運作現狀看，“折衷說”和“否定說”并無實質區別，都不利于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
對存疑案件是否給予賠償，關鍵取決于賠償法所采用的歸責原則。由于受政治制度、經濟發展水平、民族傳統習慣以及各國法學理論研究的高度和法制的健全程度等因素的影響，世界各國在刑事賠償歸責原則上出現了很大的差異。如美、英、意等國采取過錯歸責原則；瑞士、日本等國采取的是違法歸責原則；而德國的《刑事賠償法》和臺灣的《冤獄賠償法》等則采用的是危險責任（嚴格責任）原則,即只要犯罪嫌疑人最終被確定無罪的，國家都應當予以賠償。[[12]雖然各國賠償歸責原則不盡相同，但從中可以看出世界范圍內國家賠償立法發展的最明顯趨勢是國家賠償責任的不斷擴張。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國家賠償立法的理論基礎是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即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一切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都必須依靠人民，為人民服務。這種理論應該說是十分有利于推動國家賠償立法，但是由于歷史原因和受經濟、社會條件的限制，我國刑事賠償立法還相對比較滯后，現有的賠償制度也還存在著明顯缺陷，尤其是對存疑案件是否給予賠償，國家賠償法沒有明確規定，加之“兩高”對此認識不統一、有關司法解釋相互沖突，從而在司法實踐中造成了相當程度的混亂。在這種情況下，筆者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應先作出立法解釋，統一執法標準，待時機成熟后再作立法修改，把現行賠償法的混合歸責原則變更為統一的嚴格責任原則，最終解決存疑案件的賠償問題。如果目前嚴格責任原則難以統一，那么，建議在現有混合歸責原則的框架下建立國家補償制度，對那些曾受到錯誤羈押而又得不到國家賠償的存疑案件當事人給予適當的國家補償，同樣可以達到保護人權的目的。
參考書目：
[1]劉弘耀：《刑事賠償二題》，人民檢察，1999－（7）。
[2]陳國慶、劉久成：《證據不足案件的刑事賠償問題》，檢察日報，2000－8－10。
[3]陳成霞：《淺析存疑案件的國家賠償》，人民司法，2000－11。
[4]張兆松：《存疑案件賠償問題之我見》，人民檢察，2001－5。
[5][9][12]皮純協、何壽生編著：《比較國家賠償法》，中國法制出版社，1998。
[6]尹伊君主編：《刑事賠償的理論與實務》，群眾出版社，2001，第217頁。
[7]方菁、葉念康：《“無罪”賠償之我見》，中國檢察論壇，2001，總第5期。
[8]樊崇義主編：高等政法院校規劃教材－《刑事訴訟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第312頁。
[10]楊立新、張步洪：《司法侵權損害賠償》，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88頁。
[11]江必新：《國家賠償法原理》，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4，第117頁。
（作者單位：臺州市人民檢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