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錢貴 ]——(2010-10-20) / 已閱14204次
行為犯主觀方面不能是過失，實質上是說明過失犯的類型只能是結果犯而不能是行為犯。我國刑法第15條規定，應當預見到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因為疏忽大意而沒有預見，或者已經預見而輕信能夠避免，以致發生這種結果的，是過失犯罪。由于刑法條文對過失犯必須是結果犯作了明文規定，因此從邏輯上可以得出行為犯的主觀方面不能是過失的結論。我國刑法學界在這一方面沒有太多的爭議。過失犯要求有結果的發生，有的西方國家的刑法也作了明確規定，例如，希臘刑法第28條規定：“行為人由于懈怠，基于行為事實所賦之義務，且系可以履行之注意，因而未能預見發生結果，或雖已預見發生結果之可能性，但自信不發生而行為者，為過失。”德國、日本、意大利等大陸法系國家雖然沒有在刑法典中規定過失的概念，但是刑法理論和刑法實務界也普遍認為過失犯是結果犯。這里要強調的是我國刑法典第15條規定的“危害社會的結果”，只限于直接造成的單一的嚴重性的物質性結果。即狹義的結果或實害結果。而我國刑法第14條對故意犯罪概念所作的規定，也提到了“危害社會的結果”，即“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并且希望或放任這種結果發生的，是故意犯罪”。應該指出，這里講的危害結果是指行為對法益的侵犯，是廣義上的危害結果。從相反的角度來說，如果這里的危害結果是狹義的危害結果，而不包括危險結果和行為單純對合法權益造成的侵害，就無以解釋危險犯和行為犯的故意。
為什么過失犯要求必須有實害結果的發生，有學者認為，各國刑法之所以作出這樣的規定，從根本上講，是由于其不同于故意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和心理特點決定的。過失犯罪行為，雖然客觀上往往能夠造成與故意犯罪一樣甚至重于故意犯罪的犯罪結果，但行為人是不意誤犯，事與愿違，缺乏追求犯罪結果的主觀傾向，主觀罪過內容中不存在反社會的思想動機和自覺性，嚴重的犯罪結果又往往非行為人所能控制，所以，過失犯罪在道德倫理價值、法律規范價值和社會政治價值上受到非難、譴責和否定評價的程度遠較故意犯罪為輕。基于此，各國刑事立法才對過失犯罪采取較為寬容和較為溫和的態度，過失行為只有當其對他人的生命、健康、財產和公共安全造成嚴重危害時，始認為具有可罰性，從而予以犯罪化，并將處罰的范圍限定在法律明文規定的范圍內。分析一下論者的觀點，其理由無非是說過失犯主觀方面可非難性小，因而要求嚴重的危害結果的發生作為過失犯成立的條件，以限定對過失不法行為的處罰。我國臺灣刑法學者林山田也認為，過失犯與故意犯相比，無論在不法內涵與罪責內涵，抑在刑法理論上之犯罪結構，均有相當之差異。由于此等差異而就刑事政策上考量，對于不法內涵與罪責內涵均較故意行為為低之過失行為，并無全部加以犯罪化之必要。即只對造成嚴重危害結果者始得規定為犯罪。
對于過失犯罪，我國刑法學往往偏重于對結果的研究而忽視對過失行為本身的探討，所以，我們總會大而化之地認為由于過失犯罪行為人身危險性、主觀惡性較小，因而要求嚴重的結果發生始得成立犯罪，即只有客觀危害較大始得處罰。問題是，是否只有造成嚴重的實害結果才能認為客觀危害較大，答案恐怕是未必。在我國刑事立法上，危害國家安全罪被認為是客觀危害最大的犯罪，但是絕大多數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是行為犯而不是結果犯，即不要求實害結果的發生就能成立本罪的既遂。由此可見，對社會危害較大不見得就要體現在實害結果上，因此，認為過失犯只有造成嚴重的實害結果才是社會危害性較大從而才能處罰的觀點至少是不全面的。對于無形的客體(法益)來說，基本上沒有實害結果的發生，但對合法權益的侵害則可能很大!
假如我們對行為犯的價值構造作一點分析，我們就會發現，基于行為犯本身的屬性，不可能由過失構成。行為犯雖然對合法權益的侵害不一定小于結果犯，但對于行為犯來說，比結果犯更加著眼于行為的無價值，“行為犯的核心是現實的實行行為”。 “行為本身的違法性，雖然是從行為本身所具有的性質著眼而作出的法的無價值的判斷，但應當將行為理解為主觀和客觀的統一體。因此在作出判斷時必須對行為的意義有足夠的認識，必然地必須將意思也作為判斷材料。”行為犯，本不能發生或不要求發生體現客體性質的結果，因而對行為犯的認定，尤其著眼于行為本身的主觀意思，強調主觀意思的無價值。因此，從理論上來說，行為犯不可能存在主觀上的過失，而只能是不法和罪責內涵程度更大的故意。
總之，行為犯的主觀方面不能是過失，從過失犯的角度來看，是由于過失犯主觀非難可能性小，因而過失犯必須是結果犯；從行為犯本身來看，行為犯的價值構造決定了行為犯主觀方面只能是故意。
(二)行為犯的認識因素
對于犯罪故意的含義，我國刑法學一般是直接依據刑法第14條確定的，因此刑法14條關于犯罪故意的規定，就成了我國刑法學故意概念的“通說”。犯罪故意包括認識因素和意志因素。
依通說，犯罪故意的認識因素，是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如上文所述，這里所說的對危害結果的認識，是指行為人認識到自己的行為對合法權益的侵害或者威脅，危害結果是指廣義的危害結果。也就是說，行為人必須認識到自己的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可以說，我國刑事立法關于故意的認識因素，也僅僅是指行為人認識到自己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對于認識的具體因素，我國刑法沒有作出規定。理論上，我國多數刑法學者認為，犯罪故意認識的內容只能是犯罪構成要件規定的事實，與犯罪構成無關的實際情況，不論行為人是否認識，不影響犯罪故意的成立。西方大陸法系刑法學者也持類似觀點，如日本刑法學者內藤謙認為，“故意的成立，要求行為者對符合構成要件的客觀事實必須有認識。”意大利刑法學者帕多瓦尼也認為“故意必須以構成犯罪的事實為認識對象。”我國臺灣“刑法”第13條第1款也明確規定“行為人對于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并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當然，也有少數學者持不同看法，認為與犯罪構成無關的事實，在某些情況下也要求行為人認識。
由于行為犯在基本構成上不同于結果犯，對于行為犯故意的認識因素是否同于結果犯，存在不同的觀點，焦點在于行為犯是否要求認識到危害結果。
第一種觀點認為，在實質犯罪構成(即結果犯)中要認識危害結果，在形式犯罪構成(即行為犯)中不要求認識危害結果；第二種觀點認為，不管是結果犯還是行為犯，都要認識危害結果。某些學者對這種觀點解釋道“法律對某些犯罪的成立不要求有犯罪結果的發生，并不等于這種犯罪不會造成危害社會的結果。任何犯罪都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尤其是故意犯罪是行為人有意識、有目的的行為，他必然認識到其行為的危害結果。所以，對于舉止犯(行為犯)來說，只有認識到行為結果，才能構成犯罪故意。犯罪故意的認識因素的實質是對危害結果的預見。”有的學者甚至認為，行為人對危害結果有無認識、是否要求其認識是一回事，法律在構成要件的客觀方面是否以一定的危害結果的發生作為必要條件是另一回事，不能因為法律不以危害結果為必要條件，否定行為人主觀上對一定的危害結果必須有認識。論者還舉例說，誣告陷害罪是刑法上通行的行為犯，不要求被害人受到刑事處分或刑事追究的結果，但誣告陷害罪要求行為人主觀上對危害結果即行為人受到刑事處分有認識。
毫無疑問，任何犯罪構成都是主客觀的相統一。主客觀相統一包含兩層含義，一是指犯罪構成既包括主觀要件，又包括客觀要件，二是指犯罪的主客觀要件是有機統一的整體，主觀方面是對客觀方面的反映，犯罪故意原則上只能建構在對犯罪構成客觀事實認識基礎之上，不能超出犯罪構成的客觀方面對行為人提出認識上的要求，否則便有主觀歸罪之嫌。第二種觀點認為不管法律規定的構成要件是否要求危害結果的發生，都要求行為人認識到危害結果的發生，這顯然是不合理的。再者，對于某些行為犯來說，根本沒有危害結果的發生，又怎么能要求行為人認識到危害結果呢?至于論者所舉的誣告陷害罪的例子，實質上混淆了犯罪故意與犯罪目的的概念。犯罪目的又被稱為“超過的主觀的要素”，它是獨立于犯罪故意之外的主觀要素。相對于故意的認識對象是犯罪的客觀事實，而目的則缺少與之相對應的客觀的要素(或者超過了客觀的要素的范圍)，這一點與故意不同。如盜竊罪中的不法所有的目的，綁架罪中勒索財物或其他不法利益的目的，都屬于超過的主觀的要素。在誣告陷害罪中，使他人受到刑事處分或刑事追訴的結果，不屬于行為人的認識對象，而是行為人的目的，因此，使他人受到刑事處分或刑事追訴的結果，不要求行為人認識到，本罪只要求行為人認識到自己捏造的是虛假的犯罪事實，并認識到自己向司法機關告發的行為的性質。
基于上述分析，筆者認為，行為犯的認識對象只限于對犯罪客體和犯罪構成的客觀方面要件。對犯罪客體的認識是抽象的認識，即只要行為人認識到自己的行為是侵害合法權益即可，不要求行為人具體認識到侵犯了哪方面的合法權益，也就是只要行為人認識到自己的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對于犯罪構成的客觀方面的認識，只限于對行為本身的認識，不包括行為犯客觀方面要件所不要求的危害結果。
另外，筆者想說明的是，上述對行為犯認識對象的分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立法上不嚴密造成的。刑法第14條(犯罪故意)和第15條(犯罪過失)對“危害社會的結果”的規定，分別賦予了不同的含義，這是不恰當的。建議對刑法第14條進行修改，可改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發生，或者明知自己的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并有意實施的，是故意犯罪。”通過這樣的修改，“危害社會的結果”在兩個不同而又關聯的條文中取得了相同的含義，不但保證了立法用語的嚴謹，而且有利于指導司法實踐，有利于區分不同犯罪類型的構成要件。
(三)行為犯的意志因素
通說認為，犯罪的意志因素是行為人希望或放任危害社會的結果發生的心理態度，亦即行為人意志因素的內容是行為人對其危害結果所持的心理態度，這種觀點被稱為“一重標準論”。“一重標準論”認為，在犯罪故意的意志因素是針對危害行為還是危害結果方面，“應以行為人對其行為引起的危害社會的結果的態度為標準”，[26](P107)而不考慮行為的因素。此外，還有少數人所持的“雙重標準論”，認為意志因素針對的對象既包括犯罪結果，又可以包括犯罪行為，如有人所指出的，“故意犯罪是希望或放任危害社會結果或者實施這種行為”。[27]筆者認為，行為犯的意志因素是以行為犯的認識因素為基礎的，因此，行為犯的意志因素針對的對象應當是犯罪客體和危害行為。行為犯意志因素針對的對象包括犯罪客體，就表明意志因素的內容應當有危害結果的一席之地，而且這是最主要的。不過這里的危害結果并非結果犯的危害結果，而是最廣義的危害結果，即行為對合法權益的侵害結果。狹義的結果由于不是行為犯的認識因素，因而不是行為犯意志因素針對的對象。如果行為犯對侵害合法權益這一廣義的結果都沒有意志，就不可能是故意犯罪。“雙重標準論”認為行為犯的意志因素針對的對象可以只是危害行為，既與故意犯罪的本質不符，也與現行立法不吻合，因而為筆者所不取。至于為什么說行為犯意志因素的對象也包括危害行為，一方面這固然是由于行為犯的認識因素包括了危害行為，另一方面是由于行為犯對合法權益的侵害是通過危害行為本身而不是實害結果或危險結果體現出來的，行為犯的意志因素針對的對象包括危害行為自在情理之中。
在明確了行為犯的意志因素針對的對象只能是危害行為后，接下來的問題是，行為人對犯罪客體的侵害和危害行為的實施是持希望還是放任的態度。筆者的觀點是行為人對于侵害犯罪客體，既可以是希望，也可以是放任，對于危害行為的實施，則只能是希望而不能是放任。由于我國刑法第14條明確規定對于侵害合法權益的意志因素既可以是希望也可以是放任，對行為犯的意志因素進行限定也缺乏理論和實踐依據，故筆者認為行為犯對犯罪客體侵害的意志因素不應當有什么爭議。至于行為犯對危害行為的實施只能是希望而不能是放任，其理由在于，“凡是行為人經自由意志選擇的行為，行為人都是持積極的、肯定的態度，否則行為本身是無法得到實施的。”從另一個角度說，放任實質上只能是行為人對其目的行為的某種伴隨結果的態度，而不能針對行為。試舉一例，甲委托乙幫助其運輸內含毒品的物品，酬金五千，但甲沒有說明物品中含有毒品。乙認識到甲委托運輸的物品中可能含有毒品，但不能肯定，最終乙還是幫助甲運輸了。這里，乙對運輸行為本身肯定是持希望的態度，否則運輸行為本身沒有辦法實施。但對于侵害合法權益的結果，乙顯然只是放任而不是希望發生，即乙追求運輸酬金而放任侵害毒品流通管制秩序的結果的發生。
五、結論和余論
綜上所述，行為犯的構造確實與結果犯存在顯著的差別。從行為犯的基本構造來看：行為犯最根本的特征是其基本構成要件不需要危害結果的發生，而結果犯的基本構成要件卻需要危害結果的發生。從具體構成上來看：行為犯的客體基本上是無形客體，多數不能表現為物質性的危害結果，行為犯客體的被害方式只能是侵害，而不能是威脅；行為犯的行為與侵害同在，行為對合法權益的侵害也只能通過行為本身實施的程度體現出來，行為犯的行為多數也沒有指向的犯罪對象，這些都與結果犯不同，此外，行為犯的行為具有過程性，這又是行為犯不同于舉動犯之所在；行為犯的主觀方面也有自己的特征，它的罪過形式只能是故意，而不能是過失，行為犯的認識因素只限于犯罪客體和構成要件行為，而不包括結果，行為犯的意志因素指向的對象包括犯罪客體和危害行為，對行為持希望而不能是放任的態度，對侵害犯罪客體既可以是希望，也可以是放任。
行為犯作為一種與結果犯相對應的不同犯罪類型，具有重要的實體法和程序法上的意義。從刑事實體法的角度來說，第一，行為犯不要求危害結果的出現，也不會出現體現行為犯本質的危害結果(包括危險結果)。第二，對于行為犯來說，我們無須探究刑法中的因果關系。誠如有學者所言，行為犯存在的意義在于，在客觀歸咎論中具有重要意義的因果關系只對結果犯具有意義，而對行為犯沒有意義，行為犯的既遂認定限于認定行為存在的本身。第三，行為犯的基本構造，有助于我們正確把握行為犯的既遂標準，從而準確量刑。既遂和未遂，對合法權益的侵犯程度不同，一般情況下量刑是有差別的。行為犯的既遂的標準不同于結果犯，也不同于舉動犯，比較難以把握。法國刑法學者卡斯東•斯特法尼也認為，將事實上的犯罪區分為實質犯與形式犯(行為犯)，其中一個很大的好處是涉及處理犯罪未遂的問題，行為犯區分既遂與未遂很不容易。如果對行為犯的客體被害特征和行為犯構成要件行為有一個正確了解，是能夠合理地區分行為犯的既遂和未遂的。第四，行為犯的追訴時效不同于結果犯。刑法第89條規定，追訴期限從犯罪之日起計算。對于犯罪之日，雖有不同的解釋，筆者贊同“犯罪之日就是犯罪成立之日”。對于行為犯來說，犯罪成立之日就是行為實行之日，而對于結果犯來說，犯罪之日就是結果發生之日。因而行為犯追訴時效的起算日期不同于結果犯。從刑事程序法的角度來說，第一，對于行為犯，無須為了證明犯罪的完成而負危害結果的舉證責任，危害結果的證據，只對量刑有意義。第二，行為犯影響案件的管轄，對于結果犯來說，既可以由行為地或被告人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也可以由結果發生地法院管轄，而行為犯則只能由行為地或被告人所在地法院管轄。
北安市人民法院 錢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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