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勝宇 ]——(2010-9-8) / 已閱12289次
簡述法制儒家化
王勝宇
法制儒家化是指儒家思想逐步滲透法律領域，改造并支配法律，使之發生“質”的變化。縱觀中國法制史，法制儒家化實際上就是中國封建社會前期法制演進的主要內容。這一過程以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為起點，以開元刊定《永徽律疏》為終點 ，其間經歷了漢魏、兩晉、北魏、北齊等歷代統治者的不斷推進。若對這一過程進行細致整理，便不難發現，隋唐諸多成熟的法律制度實際上都始于北魏，或者是北魏對現有的法律制度加以改造，使之更加符合儒家綱常倫理，從而被沿用至隋唐。然而，北魏以胡族入主中原，既面臨著游牧文明與農耕文明的差異所帶來的沖突與選擇，又不諳中國國情，更缺乏經世治國的文化理念和方術，卻僅用一百多年時間，集中地總結了秦漢魏晉和南朝封建法制的累累成果，創造性地加以發展，不僅適應了當時現實政治斗爭的需要，而且還為隋唐法制的完備和成熟提供了條件和依據。如此成就，北魏法制儒家化功不可沒。可以說，若無北魏法制上承前代之余緒，下開唐代之新風，便不可能出現被視為中華法系代表作之唐律，這便是北魏法制儒家化地位重要之所在。
北魏法制儒家化如此之地位，學界卻疏于對其研究。在探討法制儒家化問題上，著眼點往往集中于漢或隋唐，即使對魏晉南北朝的法制儒家化有所提及，也僅僅是教科書式的論述，缺乏深入地、系統地研究。尤其在論述魏晉南北朝法制儒家化的過程中，基本上都是將兩晉南朝與北朝作為一個整體進行描述，缺乏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沒有認識到北朝作為一個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在法制儒家化過程中有著不一般的艱巨性和特殊性。在分析其影響的時候，也基本上只探討了法制儒家化完成后對中國法制以及中國封建社會的影響，而對于北魏對中國法制的作用以及南北兩朝對中國法制的影響孰大孰小并不明確，更不關心法制儒家化過程中對某一具體的時期、具體的民族、具體的政權所帶來的影響，這種大漢族主義傾向的學術思維給法制儒家化課題研究帶來了諸多缺陷。
個人認為，漢唐等漢族政權法制儒家化固然重要，但少數民族的法制儒家化也絕不能忽視，這是對北魏法制儒家化研究的一個重要前提。作為一個由游牧民族建立的北魏政權，能迅速適應農耕民族的生產方式、社會組織和觀念意識，本身就已頗有成就。然而拓跋鮮卑以毫無儒家觀念的原始習慣法為起點，脫胎換骨，僅百余年時間居然完成了法制的儒家化，而且創造了“北優于南”的法制局面，直接推動了整個封建法制的基本完成，為盛世隋唐所繼承，這莫不讓人感到驚嘆。從這一點來看，北魏法制儒家化更值得我們研究。因此，探討北魏法制儒家化連續深入和不斷擴大的歷程，發掘北魏法制儒家化的法史價值，是研究中國封建法制儒家化的重要內容，對研究中華法系和中國法制史都大有裨益。
北魏所在的兩晉南北朝時期，兵燹人禍，社會動蕩，政治制度多變而且紊亂，史跡淆駁，律典久佚，令北魏法制儒家化研究困難重重，加之學界慣于對少數民族政權法制的忽視，迄今為止這一課題的著述不多。鄧奕琦先生在其《北朝法制研究》一書中首次提出對北朝法制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并對北朝法制進行了細致地考證和深入地論述，自然而然從宏觀上描述了北朝政權法制儒家化的大致情況，但沒有詳細地進行闡述。李書吉先生的《北朝禮志法系研究》從北朝“禮制”的角度對北朝法制儒家化有所提及，但畢竟不是系統地研究，顯得比較零星分散。其它涉及這方面內容的著作論文，要么就是將南北兩朝作為整體來研究，要么就是教科書式的論述，均缺乏系統地論證。
在這一研究領域，瞿同祖先生的《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尤其值得一提。在該書的最后一部分，瞿先生專門研究了中國封建法制的儒家化。他指出，法制儒家化在漢代肇端，因受條文拘束，只能在解釋法律及引經決獄方面努力。曹魏以后每一新的朝代都有儒臣利用制律修律的機會，盡量將儒學之禮教雜糅在法條中，直到法律完全為儒家思想所支配為止，此種程序的完成在北朝，而北魏朝制律尤為關鍵。瞿先生以為，北魏以胡族入主中原，因本族缺乏治國人才，既不諳中國國情，又想得到漢人擁護，不得不引用中原士族人才。崔浩、高允等“儒家典型人物”入朝輔政，引禮入律大遂其志，故北魏法律儒家化“非局部的、小規模的”，而是“徹底而又系統”的。因此，“中國法律之儒家化可以說是始于魏、晉，成于北魏、北齊，隋、唐采用后便成為中國法律的正統” 。瞿先生以整個封建社會儒家化的宏觀視角，描述了北魏法制儒家化的大致情況，具有奠基性意義，非常值得我們參考和借鑒。
前文已述，學界往往將魏晉南北朝作為一個整體來探討中國封建法制儒家化的進程，因此導致了諸多研究上的缺陷。本文則試圖從一個具體的時期、具體的政權入手，深入史料，細致解讀、分析和還原，探究北魏政權如何以原始習慣法為起點，迅速地實現了封建法制的儒家化，并直接推動中國封建法制儒家化基本完成。
在北魏法制儒家化過程中，孝文帝法制改革可謂是一個轉折點。孝文帝法制改革前，北魏法制已有儒家化傾向，但僅僅停留在儒家文化的表面，并沒有深入其實質，因此其儒家化是粗糙的。孝文帝法制改革，重視禮教，引禮入律，令儒家文化迅速地滲入了法制領域，使之發生了急劇性變革，北魏法制的格局和風貌由此基本確定。自此以后儒家思想已深入社會各個層面，后繼君主全面深入地推行禮法結合，并頒布了比較完善縝密的正始律，基本完成了北魏法制儒家化進程。由此可見，孝文帝法制改革是北魏法制儒家化的重要內容，因此，本文以孝文帝法制改革為契入點，運用歷史分析方法，首先論述孝文帝法制改革的歷史基礎，進而分析孝文帝法制改革的具體措施和影響，并探究孝文帝法制改革后，后繼君主如何繼續推進禮法結合，基本完成了北魏法制儒家化。在最后，本文對它的歷史地位進行了評價，從而使北魏法制儒家化全面地、多層次地、立體地展現出來。
參考文獻
1、關于法制儒家化的起點，瞿同祖認為始于魏，但后來學界大多認為始于漢；終點也頗有爭議，大多認為完全儒家化在于唐。這里采通說。
2、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中華書局，2003：373-374．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勝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