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成 ]——(2002-8-24) / 已閱55747次
對賣淫嫖娼現象的思考
張 成
(廣東公安高等專科學校 治安系 廣州510440)
[摘要]賣淫嫖娼現象，是我國改革開放后整治的重點，公安部門不斷懲治、打擊，但收效甚微，專項行動過后，性服務業又“蓬勃”發展。這些都使我們不得不對賣淫嫖娼現象進行思考。在現階段的中國，賣淫嫖娼現象還包括以賣淫嫖娼為中心內容的其他伴生物，已經形成了不同層次、供給不同需求的頗具規模的“地下性產業”。從不同于社會常識形態的角度出發，賣淫嫖娼現象實質上是一種“靈肉分離”，人們對賣淫嫖娼的態度取決于對待靈肉分離的態度。而處在這種現象之中的“從業者”，即賣淫者的身份和性質，是與一般的雇傭勞動者毫無異處的。因此，在理性分析后，對賣淫者，我們不該采取深惡痛絕的打擊方式，試圖徹底根除它，當務之急是要寬容地對待她(他)們，不要損害她(他)們的尊嚴,防止擴大打擊面,更加合理有效地查獲和處理賣淫嫖娼者.
[關鍵詞] 賣淫嫖娼現象 賣淫嫖娼的實質 賣淫者 賣淫嫖娼現象的治理與控制
賣淫嫖娼現象，在我國已不能用“死灰復燃”來形容了，眾所周知它正在以一種極快的速度發展。所以我們所采取的“掃黃”政策也不僅僅就賣淫嫖娼這一單一行為，還涉及到“三陪”、“制黃販黃”等伴生產物。賣淫嫖娼現象，在現階段的中國，它雖然不屬于《刑法》明文規定的犯罪，但它的違法性是不容置疑的。至于它是否具有實際存在的社會危害性，卻是值得商榷的事。但需要說明的是，這一社會現象無論存在于什么時代都是丑陋的。要想合理、有效地預防、制止、打擊這種現象，需要對賣淫嫖娼現象已發展到何種程度有正確的認識，更需要對賣淫嫖娼的從業者本身有正確的認識。這不僅僅要求我們理性地認識，更要求有足夠的勇氣來面對。
一、賣淫嫖娼的實質
對于絕大多數人來說，他們都循規蹈矩地生活在既定的性秩序中，先愛后婚，在家庭中進行合法的性生活，再進行生育和傳宗接代，這幾乎是生活的定式。但工業化社會的發展，沖擊著以往一切被人們認為是美好的情感，這些情感包括推崇和尋求愛情、自尊、人格完整這樣一些精神事物。經過這樣的沖擊，“今天再也沒有人懷疑‘性’能否脫離‘愛’而獨立存在的問題了”（１）。這里的“性”“愛”分離用“靈肉分離”則更為貼切。“強奸”是一種靈肉分離，“性賄賂”是一種靈肉分離，“賣淫嫖娼”也同樣如此。在西方中世紀大行其道的肉體禁欲主義，它也可以證明“人其實完全可以做到靈肉分離，而且只要不強迫別人，那么就對社會無害”（２）。問題在于，“對于絕大多數人而言，他們所懷疑的，實際上是愛與性相脫離的合法與合理問題”（３）。歸根到底，賣淫嫖娼的實質是這種活動過程中所必須的或必然產生的靈肉分離。而人們是否接受性與錢的交換，取決于人們對侍“靈肉分離”的態度。
在這里筆者不想就態度的來源問題進行討論，因為這是一個極度尖端的領域，潘綏銘教授也承認這里的障礙在于缺乏一種適用的研究方法（４）。
但不是思考就這樣終止了，從另外的角度思考，這才剛剛開始。
二、全面考察、分析賣淫嫖娼現象
賣淫嫖娼就其定義而言，是指“不特定”的男女之間以金錢、財物為媒介發生不正當性關系的行為。不特定男女雙方之間的相互勾引、結識、講價、支付、發生手淫、口淫、性交行為是賣淫嫖娼行為的行為構成要件（５）。依照這個定義，“三陪”，色情服務業制黃、販黃及組織、容留、引誘、強迫婦女賣淫就不能列入到其中。但是作為“社會丑惡現象”、作為“掃黃”的對象，這種賣淫嫖娼現象只是所有相關現象當中比較重要的一種。如果不把其它相關現象納入到考察、分析的視野中來，就難以對賣淫嫖娼現象做一個全面而客觀的認識。
（一）賣淫嫖娼者的數量
據公安部門統計，１９８４年全國查處賣淫嫖娼人員１２２８１人次，到１９８９年突破10萬，１９９１年突破２０萬人次。從１９８４年到１９９１年，累計查處６２萬人次。到１９９２年增加到２５萬人次，１９９３年是２４．６萬人次（6）。１９９５年１——５月，全國共查處１１．３萬人次；在１９９６年４月開始的“嚴打”中，查獲１４．２萬人次（7）。如果從１９９４年到１９９７年的全年查處人次持平，仍然是每年２５萬人次的話，那么從１９８４到1９９７年，全國就累計查處過２１２萬人次（8）。
據?掃黃·神圣的使命?這樣具有權威性的書分析，１９９１年前后的“查處率”是２５％——３０％之間。而據人民大學潘綏銘教授的問卷調查，有過賣淫嫖娼行為的人，至少會在官方數字的１０倍以上（9）。
我們可以從數字上看出，賣淫嫖娼決非是“沉渣泛起”，而是達到了驚人的程度。
（二）賣淫嫖娼現象的層次分流
在整個賣淫嫖娼現象系統中已經形成了分流和不同的層次。從賣淫女的角度看，已有二奶（與納妾、傍大款或事實婚姻不同）、包娼、“出臺”的陪女、“叮咚小姐”（指自己租住賓館，通過電話拉客的賣淫女）、“發廊妹”、“街女”、“住工棚的女人”七種分類和由頂至底的排列層次。處于不同層次的賣淫女都有自己不同的動機，而且這種動機存在著想逐層上升的特點,但有時遇到市場不景氣也會出現向下降的情況。
從賣淫取向上看，也形成了不同的層次，針對不同的顧客，提供不同的“服務”。由最初的直接性服務擴展到性服務的所有方位，包括“三陪”、桑拿浴、按摩、脫衣舞表演和洗腳等等。而且分層后的模式，基本上都可以鞏固而形成固定的模式。但到近一、二年來，有了更進一步的變化和分流：除了“二奶”仍是頂層外，按摩女已上升至中上層，她們主要提供性的行為“服務”和一些性的人際關系。而僅僅出售性交機會和性器官的賣淫女，就成為了最底層。還有一點特殊的就是僅僅從事“三陪”的女性，則轉向專門的“陪伴服務”，反而從直接的賣淫中解脫出來。
從組織者控制哪個層次賣淫女數量和擁有的資金和“關系”上看，也有“大戶”與“散戶”之分。在最初的發展中，散戶占有優勢，但隨著情況的不斷變化，逐漸形成了“兩頭是散戶，中間是大戶”的局面。上述的三種層次狀況，相當大的部分取決于嫖客的需求，可以預想今后可能出現的再次分流。而下面的層次狀況則取決于老板。無疑，從業者是要受老板剝削的，問題在于方法不同，強迫程度不同。
從對賣淫女的控制程度上，也可以分為運用直接的人身、精神強制手段，運用“經濟強制”手段和并不直接組織賣淫、也不強迫賣淫這樣三種情況。
最后，賣淫業的真正的利益集團是那些或明或暗的老板們，而這也呈現著“強龍”和“地頭蛇”之間從合作走向斗爭的特色，而且很可能會形成某種社會力量，甚至出現一些隱蔽的政治斗爭（１０），這是應該更著重注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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