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碩 ]——(2010-4-21) / 已閱8188次
初探中國法制現代化進程中的困惑——以“中國式訴辯交易制度之構建”為視角
王碩
摘要：法制現代化是一個開放的國際性的法律發展過程，中國在法制現代化的進程中必然要學習、移植發達國家的某些法律制度。但如何選擇移入的法律制度，以及怎樣將其根植于社會主義土壤，充分為社會主義服務是現階段法制建設過程中急需應對的一大難題。本文以中國式訴辯交易制度的構建為例，深入剖析法律土壤在法律移植中的作用，對于法制現代化過程中所面臨的困惑提出相關的解決措施。
關鍵詞：法律現代化；法律本土化；訴辯交易；法律移植
一、移入先進法律是實現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必然途徑
法制現代化代表著人類棄舊圖新的意志和愿望，具體而言，它包涵三層意思：第一，法制現代化意味著一種內制改革的需求，指一個國家的法律制度能夠對社會內部的各種關系給予廣泛的有效的法律調節，實現法律制度本身的體系配套、內容完善。第二，法制現代化體現著受外力促進后的創新精神，反饋著現代文明的所有成果和優秀品質，強調剔除愚昧落后甚至野蠻的因素。第三，法制現代化是一種最高境界的價值追求，要求人們擁有深邃的對法律適應時代需求而進化的理解和認同，代表著人類前進過程中棄舊圖新的意志和愿望。
法制現代化是一個開放的國際性的法律發展過程，它不是孤立封閉的現象，也不是某一個國家或某一個地區的個別態勢。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國家間交往日益頻繁，各種不同的法律文明必然發生相互撞擊和沖突，并導致相互滲透、吸收和融合。特別是現代社會,世界各個民族和國家都處于共同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之下，各國政治、經濟活動的相關性和互動性因素加強，從而客觀上要求各國立法協調國內法和國際法的關系。法制發展呈現出國際化的強勁勢頭。在現代社會，任何國家法制的發展都不可能走封閉式的道路，而移入先進法律制度正是移植國突破狹隘的民族界限，面向世界尋求法制發展的結果。因此，移植外國先進法律是中國實現法制現代化的必然途徑。
二、移植符合國情的法律是實現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必然要求
任何制度的設計建構都離不開其背后客觀存在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以及文化傳統、民族特征，就像魚的生長與水息息相關一樣，不同法制有它特定的生成環境，再好的法律制度離開了合適的文化環境尤其是法律文化環境也會失去生機與活力。法律移植是移植國有目的地對外國法制進行選擇和創新的結果, 這種選擇和創新必然具有主觀能動性，它是個復雜的過程，正如植物移植需要考慮土壤、氣候等自然條件的差異，器官移植需要考慮人體的排他性因素一樣，法律移植也要考慮外國法在本土社會環境中的融生問題，而這比植物移植和器官移植要復雜得多，它是“移”和“植”的統一，既包括對外國法的移入，也包括外國法在本土的培植，這是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而后者更為重要。因此，如何選擇符合本國國情的先進法律制度成為法制現代化能否實現的關鍵前提。本文通過分析訴辯交易制度在中國構建過程中的困境，說明法律制度對文化環境的依賴關系。
訴辯交易或者辯訴交易(Plea Bargaining)肇始于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美國，亦稱答辯談判(Plea Negotia-tion)和答辯協議(Plea Agreement)，指起訴和辯護雙方律師在庭外進行磋商和談判,起訴方以撤銷部分指控、降格控訴或者建議法官從輕判刑等許諾換取被告人作認罪答辯，以便節省審判所需的時間和開支，特別是避免審判的不確定性。在此磋商的過程中,雙方律師要經過認真的準備，可能還要進行激烈的討價還價，如同市場上做交易那樣，故稱答辯交易。其最大的特點是高效便捷，節約司法成本。
訴辯交易之所以在美國誕生，有特定的淵源，與美國的社會環境、訴訟理念、訴訟制度、社會心理因素密切相關。美國奉行當事人主義和程序正當的理念，其價值觀認為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并無實質的區別，在刑事訴訟中也實行當事人處分原則，當事人也可以自由處分訴訟中的請求，在刑事程序中實行“罪狀否認程序”，被告人一旦自愿作出有罪答辯，便意味著放棄了獲得公開審判的權利，也放棄了獲得無罪宜判的權利。在美國，公民與政府的人格是平等的，訴訟中的地位對等，被告人是一方當事人，有權自主決定自己命運，即使在有罪答辯的情況下，也是被告人為了最大限度地實現切身利益而進行的“自愿而明智”的選擇。美國的檢察官享有獨立的、幾乎不受限制的裁量權，是訴辯交易的前提，美國實行公訴壟斷，被害人是刑事訴訟的證人，對刑事訴訟的進行和案件的解決幾乎沒有影響力，而是由檢察官與被告解決，檢察官享有刑事追訴的決定權。刑事判決的“非合意性”和人們追求未來生活確定性、避免沖突的愿望，是訴辯交易盛行的心理因素。案件的壓力與司法資源有限性的矛盾是訴辯交易盛行的直接原因。另外，美國完備的證據開示制度也是訴辯的交易盛行的一個重要條件。
而在我國，雖然從理論和現有法律規定以及實際情況看，設置訴辯交易程序已經具備了條件。比如我國的刑事訴訟法確立了控辯式庭審方式，同時142條也規定了檢察官的起訴裁量權，在審判中形成了檢察官主審、控辯對抗、法官居中的局面，已經具備了設置訴辯交易的理論基礎。再者我國正處于變型轉軌時期，各種犯罪案件急劇上升使得訴辯交易制度的引進存在必要。但訴辯制度與我國現行司法制度以及某些傳統法律文化格格不入。首先，我國刑訴法規定了“疑罪從無”的原則，在訴訟中重證據、不輕信口供。而在訴辯交易制度下，被告人本來自己沒有犯罪但可能出于各種考慮，通過認罪來換取自由，這就違背刑事訴訟法中的證據原則；其次，我國刑法規定罪刑法定原則，定罪量刑必須有法律的明文規定，而不能根據被告人是否承認來認定，而訴辯交易降低了認定被告人有罪的證明標準，與我國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相悖。并且，訴辯交易制度不適合我國國情。罪刑法定、無罪推定等法律原則的確立和落實，程序正義的理念剛剛得到應有的重視，在這種情況下實行訴辯交易，勢必帶來較大的負面影響，不利于對訴訟參與人的程序權利的保證。同時我國目前的司法職業環境、法律職業者的素質都不能適應訴辯交易制度的要求。如果實行訴辯交易，肯定會賦予司法職業者更大的自由裁量權。在目前沒有有效的制約機制的情況下，新的腐敗難免會乘虛而人。
如上所述，訴辯制度在很多方面與中國傳統的法制環境、本土法律資源以及法律文化存在著某種程度上的沖突與矛盾，但正如我們不能因為陽光會投下陰影而拒絕光明一樣，不能因為中國當前的某些法律文化、法律土壤中的某一成分不適宜該法律制度的培植而否決其在當前中國存在的合理性與必要性。在判斷是否應該移植某一項法律制度時，首先應深入分析該法律制度在國外所賴以存在的法律文化環境的基礎之上，聯系中國當前的實際國情，結合中國的法律文化土壤，以確認是否存在培植該制度的空間以及空間的大小。對于只是存在生長空間的大小問題而非有無問題的情況下，不能斷然否決欲移植的法律制度在國內存在的合理性與可行性，我們需要做的或者說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培育符合該法律制度生長的適宜土壤，拓展其發展空間。正如對于訴辯制度一樣，我們的當前工作就是培植適宜此種法律制度生長發展的法律土壤與文化環境，構建符合中國國情的中國式的訴辯交易制度，實現訴辯制度的本土化。
三、法律本土化是實現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必然選擇
一個國家的傳統作為活生生的文化存在的現實土壤，是不可能也不應該輕易割斷與徹底決裂的，無論我們在主觀上怎樣徹底地擺脫傳統的束縛，怎樣企圖與傳統實行徹底的決裂，但在實際上可能仍然帶有傳統賦予我們的觀念框架和文化眼鏡。而西方文化作為活生生的有機聯系的系統，在與其進行全面接觸與認識之前，我們無法先入為主地對它的各種因素進行準確的判斷，更無法對整體結構中的各個分子進行好惡的取舍，并且一個國家在主流文化以外，民族、區域、城鄉、環境等的差異，除了考慮與主流文化的融合，更重要的是與千差萬別的亞文化進行調適。因而本土化是中國法治走向現代化必須充分考慮的因素，即弘揚中華傳統法律文化精華而非光復舊習，注重中國現實、國情而非脫離社會需要，堅持中國法治發展特色而非盲目崇拜西方。任何企圖依靠其他民族或國家的法律，完全照搬、移植西方的法律來來實現本國法律的脫胎換骨從而完成的法制現代化的企圖，不僅在是感情上是難以接受的事，而且注定是難以成功的。60年代法國比較法權威達維德曾以法國法典為藍本幫助埃塞俄比亞起草了一個形式上相當完備的現代化法典，但卻因不符本國國情，被人們譏笑為“比較法學家的樂事，非洲人的惡夢”。但需要注意的是，我們所說的傳統文化資源并不是單純的從歷史中去尋找，更多的是從生活中著手，以習慣、行為為視角，正如蘇力先生所說的“尋求本土資源,注重本國的傳統，往往容易被理解為從歷史中尋找，特別是從歷史典籍規章中去尋找。這種資源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從社會生活中的各種非正式法律制度中去尋找。研究歷史只是借助本土資源的一種方式。但本土資源并非只是存在于歷史中，當代人的社會實踐中已經形成或正在萌芽發展的各種非正式的制度是更重要的本土資源。傳統也并不是形成文字的歷史文獻，甚至也不是當代學者的重新闡述，而是活生生地流動著的，在億萬人的生活中實際影響他們行為的一些觀念，或者從行為主義角度來說，是他們的行為中體現出來的模式。這種東西,無論中國當代正式法律制度在其他方面是如何西化了，都仍然在對中國社會起很大作用。”
文化傳統是一個巨大而深厚的存量，它被特定的社會群體所選擇、收納、共享，并經過時間的積淀、凈化、得以綿延、傳遞，因而有著高度的穩定性、延續性和群體認同性。作為一種傳承、積淀和整和了數千年的制度形態，中國本土的傳統法文化是不會輕易滅亡的。立足于中國國情，警惕法律上的歷史虛無主義，珍惜傳統中一切有一價值的、有益于現代的成分，注重對傳統的認同與銜接，就是必然之事。中國的法律問題必須由中國人自己解決，中國的法律發展必須是適合中國本土化的模式，“跟著人家亂跑”的急功近利的“拿來”行為，只能解決“應戰”的燃眉之急，終歸是要付出高昂的代價。本土法文化是一份必須承受的財產，是我們法文化現代化舉步的第一階段。在今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本土傳統法文化中有很多方面是值得我們重視與發展的，如將法律與人、自然、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強調法律與倫理道德的結合，懲罰與教育的互補，保持人與社會、自然的和諧、中庸等等。這些對社會的統一與穩定，具有不可忽視的內在價值，沒有這些，有可能人類創造的法律文明會毀滅法律本身。在追求中國法治現代化的過程中，我們完全沒有必要以西方的是非為是非，按西方人的要求和模式去分析、論證有關中國法律的具體問題，否則我們的法制建設就會亦步亦趨地被別人牽著鼻子走，喪失了從根本上去挑戰和回應西方法文化的勇氣，從而失卻了自己文化的主體性。無論西方學者對中國問題，褒也好，貶也好，都是西方學者在特定背景下的認識，這種認識有一定的參考意義，但這種認識也可能是一種完全失真的中國形象，我們要慎重些，多加一份戒心。西方學人(包括海外華裔學者)的觀點不能成為我們驕傲的資本或悲觀的依據，中西方法律所走道路不同，用西方法的標準來衡量或裁剪中國，是不合適宜的。事實證明，凡是具有傳統依托的法律變革往往能取得較為顯著的成果，例如解放后我們所用的人民調解制度，勞動改造制度等。而沒有傳統作為依據的改革，往往在實行中舉步維艱，或流于形式，或弊端百，防不勝防。黑格爾有言:“歷史對于一個民族永遠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地們靠了歷史，才能夠意識到他自己的‘精神’表現在‘法律’、‘禮節’、‘風格’和‘事功’上的發展行程。‘法律’所表現的風俗和設備，在本質上是民族生存的永久的東西。”
四、結語
當代中國，在充分認識到外國法律的先進性的同時，應結合中國實際考慮，是否具有移植、借鑒該項法律制度的必要性與可能性。一項法律制度的建立是否合理以及能否真正發揮作用除了制度本身外，更為重要的還賴于它所根植的土壤與所處的文化環境。在中國法制現代化過程中，充分考慮中國的司法實踐以及中國傳統的法律文化、法律資源，以“法來源于習慣”為視角，挖掘本土資源，注重本國傳統，立足本國歷史，吸取外國法律制度的合理內核，結合中國法制資源及傳統文化，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律制度，以實現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最終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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