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乾龍 ]——(2010-4-21) / 已閱52143次
（一）刑罰功能與目的
刑罰是由國家審判機關依照刑事法律的相關規定對犯罪人適用的限制或剝奪其某種權益的強制性制裁方法。具體而言，刑罰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在刑法中制定的賦予“刑罰”名稱，用以懲罰犯罪人，由人民法院依法判處并由特點機關執行的最嚴厲的強制方法。①它因犯罪而產生，又對犯罪予以否定。強制性和懲罰性是刑罰的本質屬性。而這些屬性又是其他法律制裁措施所缺乏的。正是因為它的這兩個屬性，使其具有以下三方面的功能：（1）剝奪、懲罰與教育改造犯罪人。懲罰是刑罰固有的、本質的屬性。判處刑罰就意味著接受懲罰。國家通過限制和剝奪犯罪人的某種權益使其喪失再次犯罪的能力和條件，使犯罪人遭受身體、心理以及道德等方面的痛苦，從而達到防止其再犯的目的。但懲罰并不是唯一目的。刑罰的另一個同樣重要的目的就是幫助罪犯改過自新。罪犯有復歸社會的權利，社會有使犯罪人復歸社會的義務，所以在看到刑罰的剝奪與懲罰的功能的同時，應更加強調其對犯罪人的教育改造功能，這一功能的充分發揮是實現刑罰特殊預防目的根本保障。（2）安撫被害人。被害人及其親屬應為犯罪人的犯罪行為遭受了極大的打擊和痛苦，在一定時期具有一定程度的復仇需求，希望犯罪分子能被繩之以法。因此，對犯罪分子判處刑罰，能滿足被害者的復仇心理，得到一定程度的安慰。有利于平息憤怒，恢復已被破壞的了社會秩序。充分發揮刑罰的安撫功能，對于聲張正義、培養公民的法律信念和法律情感，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3）威懾危險分子和教育鼓勵守法公民。在對犯罪分子適用刑罰、給犯罪分子帶來痛苦的同時，社會的危險分子能因直面刑罰的嚴厲而考慮犯罪成本和風險，進而對其起到一定的威懾作用。懲罰犯罪分子表明國家打擊犯罪的決心，這在一定程度上能鼓勵教育廣大的守法公民自覺遵守法律次序，維護法律尊嚴，敢于和犯罪行為做斗爭。正是因為刑罰的適用具有上述三大功能，才使得其能同時達到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的目的，最終實現維護社會穩定、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
（二）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功能的轉變
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相對于一般刑罰制度，只是由于主體為身心發育不完全的未成年人而將其從一般的刑罰制度中抽取出來，其必然具有一般刑罰制度的懲罰改造、安撫教育的社會功能。但同時由于未成年人處于發育期，各項身體機能尚不夠成熟，思想單純幼稚，缺乏足夠的辨認和控制能力，對客觀環境具有易感性，再加上法律意識淡薄，往往為一時的感性沖動或一己私欲而以身試法。正如貝卡利亞所言“物質世界對人們的誘惑太大了，以至一些人想入非非，在不良因素的強烈誘惑下，不良意識變得強化，遇到適當時機就會犯罪。①未成年人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除了主觀原因外，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社會，這也是為什么離異家庭的孩子較正常家庭的孩子更容易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的原因。他們一方面是侵犯別人權益、破壞社會安寧的加害者，另一方面又是社會不良環境影響的受害者。因而在處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時，一方面強調刑罰的懲罰與剝奪功能，另一方面應具體分析未成年人犯罪的具體原因，避免讓未成年人承擔社會應該負擔的責任，以維護刑罰的公正性與公平性，體現刑罰人性化的一面。此外，未成人由于尚未形成穩定的思想意識，較之成年人而言，更容易對其進行改造，實現刑罰改造的功能。正如前蘇聯生物學家巴普洛夫所說的：“用我的方法研究高級神經活動，經常的得到的最主要最強烈的印象，就是這種活動的高度可塑性及其巨大的可變性；任何東西不是不可以改變的，影響的。只要有相應的條件，一切總是可以達到的，并且向好的方面轉化”，②何況未成年人具有更強的可塑性。所以在處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時，應將刑罰的功能由懲罰剝奪為主轉化為教育改造為主，尤其是學習型的改造更為重要。因此，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在具備一般刑罰的功能時，更強調對未成年人的教育改造，且此處的改造更多是強調學校型改造，弱化勞動改造，通過這種有效的矯正方法，改變犯罪人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以恢復其作為人的理智。①也就是說，在處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時，應堅持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指導，嚴格按照刑事法律以及相關部門發的具體規定，針對不同的犯罪情況，給予不同的處理措施。
準確定位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的價值取向是有效發揮刑罰功能，實現刑罰目的，預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的關鍵。報應刑論主張對犯罪人的刑罰懲罰，強調恢復被犯罪人破壞的社會秩序；而功利刑論目的是刑在于防止犯罪，持該學說的學者認為只有當刑罰的實施足以防止未來犯罪的發生，該刑罰制度才有意義。對于未成年人犯罪，尤其其身心發育不夠完善，辨認和控制能力差，因此對此類犯罪人應確立以教育刑為理念的刑罰觀，多用輕緩的刑罰或非刑罰方法，以實現刑罰功能由懲罰性向恢復性功能的轉變。
第二章 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之反思
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共合體，我國現行的未成年人刑罰制度也逃脫不了這一必然規律。我國現行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是以成年人刑罰體系為基礎而建構的，在考慮未成年人特殊性的基礎上對相關具體規定進行了部分修改，在一定程度上較適合未成年人，比如明確規定未成年犯罪人的不適用死刑；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偶爾與幼女發生性行為，情節輕微、未造成嚴重后果的，不認為是犯罪；已滿十六周歲不滿十八周歲的人盜竊自己家庭或者近親屬財物，或者盜竊其他親屬財物但其他親屬要求不予追究的，可不按犯罪處理等等。這一系列規定表明在某些方面現行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考慮到了未成年人特點，較有利于保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但某些制度的嚴格規定使得其自身在處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中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僵硬性，下文擬通過對現行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制刑、量刑和行刑三方面的分析，反思其存在的缺陷與不足，從而為有效重構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奠定基礎。
一、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制刑現狀之剖析
（一）明確規定對未成年犯罪人不予適用死刑
我國現行刑法第三十二條規定“刑罰分為主刑和附加刑”；第三十三條規定“主刑的種類如下：(一)管制；(二)拘役；(三)有期徒刑；(四)無期徒刑；(五)死刑”；第三十四條規定“附加刑的種類如下：(一)罰金；(二)剝奪政治權利；(三)沒收財產”。同時第四十九條又規定“犯罪的時候不滿十八周歲的人和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女，不適用死刑”。即在刑種的適用上，明確排除了死刑，而將其它刑種均囊括在適用范圍之內。筆者認為，明確規定對犯罪人不適用死刑不僅符合刑罰的輕緩化與刑法的謙抑性，且充分考慮了未成年犯罪人的生理、心理不夠成熟的特點。一般而言，未成年人犯罪往往具有很強的沖動性和突發性，大多數犯罪都是意氣用事所引起，絕大所數并非蓄意為之，其主觀方面的危險性較小，再者未成年人容易接受改造，若對其直接執行死刑便斷絕了對犯罪的未成年人的教育改造機會，剝奪了未成年人重返社會的權利。因此，我國刑法規定對未成年人不適用死刑不僅有利于保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且與世界立法潮流也是相吻合的。
但其他的刑種在適用方面并未排除未成年犯罪人這一主體。不論是管制，還是拘役與無期徒刑，抑或是如罰金等附加刑，都一律適用于未成年犯罪人，且相關的具體條件未作任何修改或者特別規定，完全忽視了未成年犯罪人的特殊性與差異性。
（二）刑罰制度適用對象為已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
現行刑法第十七條明確規定：“已滿十六周歲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也就是說，未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對任何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無需承擔任何刑事責任；已滿14周歲未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只對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罪負刑事責任，其他犯罪行為并不適用于該年齡階段的人；而對于已滿16周歲未滿18周歲的人則對一切犯罪行為負刑事責任。即十四周歲以下在我國是完全無刑事責任年齡，即該年齡階段的未成年人不管其行為性質如何，主觀惡性如何，一律無條件的不得要求其承擔刑事責任，這一規定無疑為十四周歲以下的未成年人設置了一道“免死金牌”。然而，隨著未成年人早熟以及犯罪現象日益嚴峻等情況，該規定的弊端不斷凸現出來。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擴展刑罰的廣度，適當降低應負刑事責任的年齡起點成為當前完善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的必然選擇。
二、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量刑現狀之分析
（一）從寬處罰原則可操作性不強
刑法第十七條規定“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八周歲的人犯罪，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這就要求法院在審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時，堅持從輕減輕的處罰原則，即在刑法規定的法定刑幅度內判處較輕的刑罰，或在法定最低刑以下判處相應的刑種和刑期。至于具體是從輕還是減輕處罰，必須結合未成年犯罪人的法定情節以及其它的酌定情節，如是否有悔改表現、是否有自首情節等因素，再決定具體的從寬處罰幅度，做出具體的處罰措施。這一規定充分貫徹和體現了我國“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犯罪人的刑事方針，有利于打擊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維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但從寬處罰原則為明確適用的范圍和可以從寬的幅度，規定不明確，使得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操作性不強。所謂從寬究竟是在什么情況下從輕、什么情況下減輕，以及從輕減輕的具體幅度又是多少，法律并沒有具體規定。由于缺乏操作性強的具體標準，法官在實際審判中難以把握，使得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過于寬泛，易出現同種案情處罰存在很大差異的情況，影響法律的公正性與穩定性，法律的嚴肅性也遭受到一定程度的沖擊。
（二）量刑標準較具體明確
我國現行刑法第61條關于“對于犯罪分子決定刑罰的時候，應當根據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關規定判處”是對于一般犯罪人量刑標準的一般規定，而忽略了對未成年罪犯適用刑罰應當重點考慮是否有利于未成年罪犯的教育和矯正。令人欣慰的是，隨后最高法出臺的《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司法解釋》彌補了這一缺陷，其主張對未成年罪犯量刑時應當在結合犯罪事實、性質、情節以及危害程度的基礎上，充分考慮未成年人實施犯罪行為的動機和目的、犯罪時的年齡、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現、個人成長經歷和一貫表現等因素。強調對于未成年人案件在“開庭審理前，控辯雙方可以分別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點、家庭情況、社會交往、成長經歷以及實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現等情況進行調查，并制作書面材料提交合議庭。必要時，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關社會團體組織就上述情況進行調查或者自行進行調查”①，積極發揮社會調查在認清案情、審理未成年犯罪人案件時的積極作用，為合理合法的準確量刑提供有力依據，實現量刑制度的規范化、客觀化和具體化。
（三）累犯效力適用于未成年犯罪人
所謂累犯，是指由于犯罪已經受到過一定的刑罰處罰而在刑罰執行完畢或者赦免以后的法定期限內又犯一定之罪的人。一般而言，構成累犯的犯罪分子主觀惡性和人身危害性相對初犯較大，①其再犯行為不僅標志這前次改造的失敗和刑罰目的的未實現，且更為嚴重地對法律尊嚴構成挑釁和危險，影響著法律權威的樹立。為了維護法律尊嚴，威懾潛在的犯罪分子，避免其藐視法律而將犯罪傾向轉化為現實，鼓勵犯罪人改過自新，防止對社會秩序造成更大的破壞，②我國刑法嚴厲打擊累犯。現行刑法第六十五條規定“被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犯罪分子，刑罰執行完畢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內再犯應當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之罪的，是累犯，應當從重處罰，但是過失犯罪除外”；第六十六條規定“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在刑罰執行完畢或者赦免以后，在任何時候再犯危害國家安全罪的，都以累犯論處”。由此可知，累犯的效力適用于一般犯罪主體，即所有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已經因犯罪行為受到過一定刑罰處罰的行為人，這其中必然包括相對刑事責任年齡的未成年犯罪人。換言之，對于未成年人在刑罰執行完畢或赦免后的五年以內如再故意犯應當判處有期徒刑的刑罰時，應當從重處罰。這無疑忽視了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發育不成熟等特殊性，其相對于成年人而言有更強的可塑性，且其人身危險性也遠遠小于成年犯。因此將累犯效力完全適用于未成年，剝奪了其減刑與假釋的機會，忽視了其與成年犯的差異，錯誤理解了對未成年人犯罪適用的教育改造的刑事指導方針，不僅不利于未成年犯罪人的教育改造，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刑罰目的的實現，違背了國際社會一貫主張的“兒童利益最大化原則”，造成了國內刑事立法與國際脫軌的局面。
三、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行刑現狀之評析
刑罰執行是指有行刑權的司法機關依法將生效的刑事裁判對犯罪分子確定的刑罰付諸實施的刑事司法活動。具體而言，未成年人刑罰的執行涉及對于未成年犯罪人減刑、假釋以及監外執行等相關問題。
（一）緩刑制度適用條件苛刻
作為國家保安處分和刑罰兩個抗制犯罪支柱外的第三大抗制犯罪的支柱的“特種的刑罰手段”的緩刑，最早被采用于1870年的波士頓。①各國刑法所規定的緩刑主要有刑罰暫緩宣告、刑罰暫緩執行以及暫緩起訴三種形式。我國現行刑法中提及到的緩刑是一種狹義的緩刑，僅指刑罰暫緩執行，即對原判刑罰附條件的不予執行的一種刑罰制度。一般情況下是人民法院對于被判處拘役和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犯，根據其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認為暫緩執行原判刑罰不致再危害社會的，給予一定的考驗期，如在考驗期間沒有發生法定的應予撤銷緩刑的事由，原判刑罰即可以不予執行。而對于在戰爭時期被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沒有現實危險而宣告緩刑的軍人，如有立功表現，則撤銷原判刑罰，不以犯罪論處。③
由于緩刑適用的主體為一般主體，即未成年犯罪人包括在適用對象之內。同時從一定意義上來說，緩刑適用于未成年犯罪人的價值更大，其在防止交叉感染、預防未成年人再次犯罪以及重返社會有積極的推動作用。然而刑法條文對于緩刑適用條件的設定并未有針對未成年犯罪人自身的特殊性而作出與成年犯罪人相區別的規定，只是在法律效力較低的《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司法解釋》中對未成年人犯罪適用緩刑的條件予以了放寬，規定對未成年罪犯符合刑法第72條第1款規定的，可以宣告緩刑，并且進一步規定了“應當”宣告緩刑的情形，“如果同時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對其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應當宣告緩刑：初次犯罪；積極退贓或賠償被害人經濟損失；具備監護、幫教條件”。但該規定從深層次上講并不是對未成年犯罪人所作的特殊規定，一般而言具備解釋中條件的成年人在實踐中也是暫緩執行刑罰的。相反而言，適用于成年人的嚴格條件并不能在更廣范圍內對未成年犯罪人適用緩刑，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未成年犯罪人再社會化權利的實現，因此對于未成年犯罪人放寬適用緩刑的條件，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免刑制度存在立法空白
我國現行刑法明確要求在處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時應對其給予從輕減輕處罰，但關于 “免除刑事處罰”的相關規定刑事立法方面并未涉及而是一片空白，這就排除對未成年犯罪人免予刑事處罰的可能性，使得部分可罰可不罰的犯罪人由于缺乏對其免予刑事處罰的依據而不得不罰的司法尷尬。在隨后頒布的《解釋》中主張對于根據其所犯罪行，可能被判處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罪犯人，如果其悔罪表現好，并具有系又聾又啞的人或者盲人；防衛過當或者避險過當；犯罪預備、中止或者未遂；共同犯罪中從犯、脅從犯；犯罪后自首或者有立功表現；其他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該6種情形之一的，應當依照刑法第37條的規定免予刑事處罰。②這較為合理地彌補了我國現行刑事立法的空白，符合我國傳統主張的教育改造未成年犯罪人的刑罰目的主張，化解了司法實踐中的兩難局面。
（三）減刑與假釋未予放寬適用
減刑即人民法院附條件的對原判刑罰予以減輕處罰的制度，其主要適用于被判處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和無期徒刑、在刑罰執行期間有悔罪或立功表現的犯罪分子。而假釋是指人民法院對于被判處有期徒刑和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據其悔罪表現，在原判刑罰執行一段時間后附條件的提前釋放的一種刑罰制度。對于減刑和假釋這兩種不同的刑罰制度，只要符合其適用的一般條件，未成年犯罪人都可能被減刑和假釋，但聯系未成年犯罪的具體特點，如嚴格按照成年人的相關做法去實施，必然存在某些不足。由于我國刑法典是典型的“應對成年人犯罪的法典”①，現行刑法并沒有在刑罰執行方面對于未成年人做出特殊規定。雖然《解釋》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指出，對未成年罪犯的減刑、假釋，在適用標準上對于成年犯可以根據具體情況在法律框架下適當放寬。既便如此，聯系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的具體情況，該放寬不僅缺乏可操作性，對于放寬的幅度的規定也未能在更大程度上保護未成年犯罪人的合法權益。
（四）非刑罰處置措施單一
具體而言，對于情節比較輕微、人身危險性相對較小小、可以考慮免于刑事處分但又有必要給予一定處罰措施的犯罪分子從教育、感化、挽救出發，放棄刑罰干預而采取寬松的非刑罰處置措施的處分方式。②我國現行刑法規定了賠償經濟損失、訓誡、具結悔過、賠禮道歉、賠償損失、建議予以行政處分。由于我國未成年人與成年人同時適用一部《刑法》，這六種非刑罰處罰方式必然同樣適用于未成年人，從整體上而言，其可以作為刑罰體系的補充，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刑罰的適用而代之以非刑罰處理措施，有效地矯治了未成年犯罪人，避免了監禁刑造成的交叉感染，在很大程度上補償和安撫受害人及其家屬，具有良好的社會效果。但隨著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發展，現有的非刑罰處置措施種類過于單一，且規定零散，難以在司法實踐中得到有效貫徹執行，刑法典更是缺乏針對未成年人的專門非刑罰處置措施的規定，其它具體的鮮有涉及，使得法官在司法實際操作中由于缺乏更多的比較適合未成年犯身心特點的非刑罰處置措施，而在可以免除刑罰處以非刑罰的案件中只能對未成年犯判處與其實際犯罪情況不符的加重刑罰或者過于輕緩的免除刑罰的一方了之，既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則和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對于法律的權威和尊嚴也受到了嚴重挑戰和沖擊，不僅不利于未成年犯罪人的改造和教育，且也易使讓廣大公民對法律的公正性產生懷疑，從而影響法制建設的順利進行。
第三章 重構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重構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的必要性
（一）當前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存在缺陷
綜上所述，我國現存的未成年人刑罰制度是以成年人刑罰制度為藍本稍微修改而形成的，不論是刑罰的立法體系、刑罰的裁量還是刑罰的執行上，其都凸顯出了一定的弊端。雖然從其他相關部門法中依稀可以看到我國法律對未成年人給予的特殊保護，而非完全忽視了未成年犯罪人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寬容與關懷的人道主義精神，符合我國積極主張的“教育、感化、改造”未成年犯罪人的方針政策，形成了較為合理的一系列關于未成年犯罪人的保護原則。如強調十四歲以上不滿十六歲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開審理。十六歲以上不滿十八歲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開審理，較好地體現了我國現行刑法對于未成年犯處罰輕緩化的刑罰理念，但同時我們也應看到由于我國未成年人司法制度起步晚，傳統懲罰與改造的刑罰論的影響，以及其終究是以成年人的刑罰制度為基點而搭建的，某些細節規定必然存在者不適用于未成年人具體情況。不僅與未成年人實際不符，且也與我國當前的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相違背，也不符合我國一貫主張的“教為主，懲為輔”的未成年人工作方針。
（二）當前未成年人犯罪形勢嚴峻
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存在缺陷那是不爭的事實，但為什么在我國少年司法制度其已存在20多年后的今天才尤其強調重構未成年人刑罰制度呢？筆者認為這是當前未成年人犯罪不斷低齡化和嚴峻化的形勢所迫。近年來，我國未成年人犯罪的數量基本上保持攀升狀態，占全部刑事罪犯人數的比例越來越大。（如圖一）
①
同時犯罪年齡也呈下降趨勢。犯罪主體低齡化日趨嚴重，未成年犯罪的人數在大幅度增長，其中14至16周歲低齡犯罪。有關學者通過對開封未成年人犯罪的研究，從2004年到2009年，未成年人犯罪人數增多，2004年為18人，2005年為23人，2006年為27人，2007年為29人，2008年為30人，2009年為52人。②從對我國2000—2002年未成年人犯罪分析，14—16歲的未成年人犯罪分別占未成年人犯罪總數的12.21%、14.63%、15.31%，③所犯罪行較嚴重，大多為搶劫和盜竊等財產型犯罪，同時強奸罪的比例也較高。一般而言，未成年人實施犯罪的手段比較惡劣，在現階段逐漸呈現暴力化、團伙化、趨勢，拉幫結派表現也較為突出。
二、完善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的可行性
（一）未成年犯罪人易于改造
根據上文所述，未成人犯罪的主體是指已滿14周歲未滿18周歲的人。處于該年齡階段的未成年人，在情感上大多數追求生理需求和感官刺激，時常為了貪求短暫的快樂和意識的刺激，不惜鋌而走險，公然藐視法律，并且情緒容易波動，常常因為一時沖動而犯錯誤。他們在存在辨別是非、控制自我能力差的問題的同時，在認識方面又具有接受新事物、新思想、新知識、新觀念的靈敏性，可塑性強，易于被改造。且其認知人能差，對自己行為的性質和后果一般尚缺乏明確的認識，其人身危險性和主觀惡性大大低于成年犯。這必然使得我國當前依仗成年人刑罰制度而存在的未成年人刑罰制度難免存在某些缺陷，因此對原有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進行修改，完善相關規定，重新建構符合中國國情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成為我國當前的理性選擇。
（二）國際相關立法成果顯著
由于聯合國一直以來大力主張人權保護，積極倡導關注未成年犯罪人合法權益，其自1945年成立以來一直致力于全球少年兒童的保護工作，尤其是未成年犯罪人合法權益的維護，先后制定通過了一系列有關少年兒童權益保護公約，尤其是1959年通過的《兒童權利宣言》，確認了“兒童最大利益原則”為保護兒童權利的一項國際性指導原則。此后又頒布了《兒童權利公約》、《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聯合國預防少年犯罪準則》準則等相關規則，強調“在考慮少年的案件時，應把其福祉看作為主導因素”（《北京規則》17.1d），禁止酷刑，強調非刑罰處罰，保障兒童訴訟過程中的合法權益和隱私的保護，為聯合國少年司法準則的進一步規范奠定了基礎。
在聯合國的倡導下，國際社會逐漸擯棄了對未成年人犯罪一貫強調刑罰、懲罰的處置辦法，而更為注重未成年犯罪人主體的特殊性，在處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時，不僅堅持刑罰的適當性，還要注意將其與少年情況和需要以及社會的需要相稱，刑罰處罰應作為萬不得已情況下的無奈之舉，主張刑罰的輕緩化，倡導處理手段的非刑罰化和非監禁化。這些規定從實際效果來看，不僅很好的實現了刑罰的目的，且有效地保障了未成年犯罪人的合法權益，有利于其改過自新。與國際接軌，不斷吸收國際先進做法和經驗一貫是我國的優良傳統，上述很多關于未成年犯罪人的刑罰制度由于其先進性和合理性必然也為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所吸收、借鑒，很好地彌補現行制度的不足。
第四章 完善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
“鑒于未成年人身心狀態的不成熟，為了其改過自新，施以與成年人不同的特別處遇，乃是世界傾向。”③雖然我國現行刑法關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罰制度已初具雛形，相關內容的規定也頗為豐富，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的特殊性，同時較為靈活的將“兒童利益最大化”原則與具有中國寬嚴相特色的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有效地結合起來，但如前文所述，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刑罰制度仍存在部分不足，需要改進的地方不容忽視。聯系上文所涉及到的缺陷與不足之處，筆者認為應從制刑、量刑以及行刑相關方面逐步予以完善，從而有效保護未成年人的合法利益，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與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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