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敏峰 ]——(2010-4-2) / 已閱7307次
貴州違章女司機當街暴打女記者——之我見！
蔡敏峰
近日，“貴州違章女司機當街暴打女記者，連扇多個耳光”事件，鬧的沸沸揚揚。
看過視頻，覺得情況還不象聽起來那么惡劣。同時，我也不同意一些“主流媒體”對這件事的評論。無論如何，女司機打人是錯誤的，任何人先行動手都是不對的。不過，這場沖突實在可以說有記者自身素質的原因。視頻解說稱違章女司機被交警攔停接受處理，貴州電視臺法制頻道記者采訪這名女司機，女司機始終不面對鏡頭。在視頻中，可聽到女記者問女司機這樣的問話“貴陽正在‘三創一辦’，你這樣的行為是否給貴陽市丟臉”，女司機于是爆發，連續攻擊女記者。
表面來說，這是“一語不合，武力相向”。從女記者的提問來說，“丟臉”一說刺激了當事人，這個提問應該說是不太符合專業水平的。作為一名記者，應該知道這屬于很刺眼的詞匯。她可以問當事人對自己違章有什么想法，但似乎很習慣地，就問出“是否給貴陽市丟臉”來。當事人也正是對這個說法非常惱怒。
從深處說，這個沖突涉及到新聞職業的倫理問題。我本人也看過關于新聞媒體濫用權力報道一些事件，結果產生了非常不好的效果。一個司機違章被交警攔停，有接受違章處理的責任，但是卻沒有接受記者采訪的義務，更有不在電視節目中出鏡的權利。女司機始終不肯面對鏡頭，沒有什么不妥當。記者應是客觀中立的報道事實，不應當對被采訪者使用貶低性評價的語言，問違章女司機是否“給貴陽市丟臉”，有違于職業要求。
不過，在中國，新聞職業很多情況下被扭曲，（比如，“許霆案”，按照刑法的規定就是可以判處無期徒刑。但是當媒體大肆宣傳后，司法機關迫于壓力，只得改判）從業者在一種扭曲模式下而不自知。嚴格地說，記者可以采訪和報道貴陽“三創一辦”的情況，以及交警執法的過程，但不可以理所當然地站在執法者立場。而根據交警介紹，貴州電視臺法制頻道是在與交警進行“聯合執法”。請問，記者有執法權沒有，憑什么能夠“聯合執法”？（從這點來說，“重慶打黑”中，媒體也是違背了自己的職責。這里不再談論）
新聞從業者當然有自己的看法或者價值標準，例如他可以認為女司機違章，構成了對貴陽市形象的損害，或者“給貴陽市丟臉”，但是他應當知道這是自己的評價，而不是事實，事實只是女司機違章，而女司機對自己的違章有何看法，未必要告訴給大家。
更進一步探問，一個女司機違章就是給一座城市丟臉，這個認識未必站得住。違章就是違章，該怎么處理就怎么處理，上升到“給貴陽市丟臉”的高度，我看是過當的。違章接受處罰，不意味著當事公民的其他權利喪失，包括隱私權、人格權。“丟臉論”、強迫采訪、強迫面對鏡頭，這樣的記者言行是不應該的。
我們經常會看到新聞對普通公民的隨意對待，很容易對市民行為“曝光”，并以之為“監督”。這種極為安全的“監督”，往往帶來權力對公民的過度施行，產生“強力整改”的效果，此時“監督”到底是監督權力，還是監督普通公民，變得模糊了。新聞還很容易在“監督市民”的過程中損害普通人，例如交警部門公布長期不清繳罰單的市民，媒體就用“電子眼老賴”來稱呼那些人，媒體怎么能夠確定那些人是“老賴”，是否可能罰單未接到，是否有類似在一個道口反復被罰上萬元這樣的可能，是否有清繳罰單手續麻煩的問題？媒體是不考慮這些的，對普通人是不會如此謹慎的。
媒體對權力又是否有如此勇猛呢？媒體對權力唯謹唯慎，誠惶誠恐，對普通公民則不在話下，勇猛無邊，那么，它就不是“正義”的載體，而是欺軟怕硬。恰好，很多媒體就是這樣的，無法或者不敢對權力有所督責，對普通市民則細大不捐地曝光“監督”。媒體成為修理市民的權力幫手，扶強鋤弱的有力武器，而不是監督權力的公民平臺。
據報道，貴州電視臺有關人士表示，女司機打女記者這件事情，“已經引起了貴州省、貴陽市領導的高度重視”，“公安部門相關人士已表示，將嚴肅處理此事”。領導高度重視、公安嚴肅處理，事情怕是會“從重處理”。我想，還是公平處理吧，如果能認錯，寬恕那名女司機更好。女記者碰到的不是黑社會，不是跋扈的官員，只是一個女司機而已。
中國的媒體想來都是很無聊的，而且有時很無德！敬告媒體的朋友，認清自己的身份，給自己一個適當的定位！這樣才能充分發揮你們自己應有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