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碧波 ]——(2010-3-14) / 已閱12394次
看守所被監管人的人權保障探討
張碧波 曾愛軍
去年4月13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了《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09—2010年)》。這是中國政府制定的第一個以人權為主題的國家規劃，其第二部分“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保障”提出了“保障被羈押者的權利與人道待遇”的具體措施。作為檢察機關的監所檢察部門，對監管場所在監管活動和執行刑罰過程中的人權保障顯得越來越重要。然而在司法實踐中，對被監管人人權的保障遠未達到法律所期望的境界。下面，筆者結合工作實際，就看守所被監管人（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余刑一年左右的罪犯）的人權保障談點膚淺的認識。
一、被監管人的人權保障現狀
當前，對被監管人的人權保障還存在一些問題，主要表現在：
（一）被監管人的律師幫助權未得到有效保護。近年來，隨著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和新律師法等法律的頒布實施，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法律地位和職責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如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犯罪嫌疑人被第一次采取強制措施時，有權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請取保侯審和監視居住。律師的幫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防止公權對私權的損害，維護被監管人的合法權利。但在司法實踐中，律師參與偵查活動的范圍仍受到法律、司法解釋以及各種不成文的慣例限制，尤其是會見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一定束縛。有的偵查機關認為犯罪嫌疑人聘請律師將妨礙其偵查取證，于是未告知犯罪嫌疑人此項權利；即使告知了，在犯罪嫌疑人要求聘請律師時，或者限制會見次數、時間和談話內容；或者以會見的批準不合規范，借故拖延安排會見的時間；或者在律師要求會見時，往往以案情涉及國家機密為由不予安排；或者以案情重大復雜為由，不在法律規定的時間內安排。多年來，我縣看守所關押的犯罪嫌疑人在被移送起訴之前無一例獲得律師的幫助。
（二）被監管人的羈押時間依附于辦案期間。我國刑事訴訟法對強制措施規定得很明確，但關于羈押卻沒有專門的規定。因此，羈押成為采取強制措施后的必然結果，不具有獨立性。經過近幾年來的連續整治，超期羈押現象大大減少，但并沒有完全杜絕。實踐中，羈押期間常常成為偵查人員辦案的工具，致使羈押期間嚴重地依附于訴訟期間或者辦案期間，使羈押期間的延長完全服務于案件偵破、公訴甚至審判的需要。可以說，當前對被監管人羈押的目的除了必要的保證訴訟需要外，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偵查、公訴和審判而羈押。例如在刑事案件的偵查、審查起訴、刑事審判環節上，辦案部門或者主管領導隨意擬定申報、批準延長刑事拘留、羈押期限、退回補充偵查、延期審理。一般地，一起案件正常訴訟期限六個月就能審判完畢，而“一延、一退、再退”往返訴訟時間，卻使被監管人多被羈押了六個月或者一年多，等于被剝奪他們的人身自由多六個月或者一年。如此等等，這些方面的問題，既有法律規定不明確，更有潛在的“人為”因素，直接困繞著監管活動和被監管人員權利的保障。
（三）被監管人的生活生產權利受到侵犯。我縣看守所對被監管人的權利保障，從總體上說是符合《世界人權宣言》、聯合國“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定”的基本精神和要求。但是，由于看守所人滿為患，幾乎每個監倉都是十多個人擠在一起，人均居住面積、監獄空氣流通程度、衛生清潔程度、監室隔音效果以及衛生間設置等方面沒有達到國家規定的生活標準，一定程度上危害著被監管人的身體健康。從我們巡倉檢查的情況來看，看守所還經常組織包括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內的被監管人員進行時間長、強度大的體力勞動。同時，看守所還存在這樣一種現象，管教民警挑選個別表現好的留所刑罪犯，協助管理其他被監管人員，這些人犯，可以稱得上是監倉里的“前輩”、“大哥大”，他們利用管教民警“下放”的權力，經常欺侮、侵害初入看守所的被監管人，或者要脅其他被監管人完成應該自己完成的生產任務，或者強迫其他被監管人給自己加點菜，甚至為了一點點個人利益對他人被監管人拳打腳踢，諸如此類，嚴重侵害了被監管人的權利。
（四）公眾對被監管人的人權保障意識淡薄甚至忽視。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全國各地從維護社會穩定的需要，開展了經常性的“嚴打”、“整治”和各類專項打擊活動，形成了 “從重從快打擊犯罪”的社會氛圍。受此影響，被監管人在一些干警思想認識上是屬于不思悔改的“壞人”，是懲治的對象。再加上社會公眾對違法犯罪人員的普遍仇視，使得 “重打擊輕保護”的思想難以改變，片面強調打擊而不予重視其人權保護，公眾大多認為被監管人只有無條件的接受監管，不能有保障其自身權利的訴求，造成了侵犯被監管人權利的現象大量存在。在這種意識形態下，檢察機關有時覺得偵查機關為破案而刑訊逼供、超期羈押是辦案需要，只要情節不是特別嚴重就不應過分追究；在對監管場所的監督中，也是強調對監管干警違法犯罪問題的查處，而對侵犯被監管人人權的現象不去監督或視而不見甚至縱容、包庇。就人身自由受到剝奪或限制的被監管人，由于脫離了正常的社會，所處的環境不同，孤立無援，在強大的國家機關面前，違心或無意識地放棄自己所擁有的權益，卻成了正常的現象，其權利能否得到有效保障，幾乎全部依靠辦案人員和監管人員。
二、被監管人人權得不到保障的原因
在社會主義法制不斷完善的今天，被監管人人權仍然沒有得到充分的保障，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一）法律和體制方面存在缺陷。一是檢察監督缺乏法律權威。立法上規定檢察機關有監督的職責，卻沒有規定監督的程序、權限和有效手段，導致實踐中檢察監督僅限于口頭糾正、協調，提出檢察建議，發出糾正違法通知書等方法，毫無強制性可言，糾正違法成為檢察機關單方的行為，看守所可以不予理會，糾正力度也就可想而知了。二是缺乏有效的司法審查程序。這主要體現在：一方面，強制措施的決定和實施機關相對重合，有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之嫌。這樣在采取、實施強制措施時，該機關完全是基于偵查、公訴的需要，考慮被監管人的權利也就少些；另一方面，刑事訴訟法規定的拘留延長期過長，且適用對象不夠具體明確，不利于對被監管人權利的保護。我國刑訴法規定對流竄作案、結伙作案、多次作案的犯罪嫌疑人可以拘留37天，這種延長不經司法審查，由偵查機關自行決定。另外，這三類案件的主體規定不明確，實踐中出現隨意判定的現象。三是羈押與審訊不分離。看守所是辦理絕大多數刑事案件的公安機關的職能部門，由于不可避免的“裙帶關系”，使超期羈押、刑訊逼供等侵犯被監管人權利的行為難以被及時發現與有效糾正。四是辦案人員普遍存在功利性觀念。經過多年的法治建設，打擊與保護并重、程序與實體并重等現代司法觀念已得到司法人員的認可，但從現代司法觀念到形成辦案中的自覺行動仍需要一個過程。目前，司法人員辦理具體案件中，出于功利性的考量，為追求快速辦案，往往依然以犧牲程序為代價，忽視了對被監管人人權的保障。
（二）律師法律地位的先天不足與監督的缺位。修改后的律師法為律師行使會見權削去了經過偵查機關批準這重阻力，律師只要憑律師執業證、事務所證明、委托書或法律援助公函就可以會見犯罪嫌疑人，不需要任何機關的批準就可以會見。這可以防止刑訊副供及偵查階段的其它不規范行為對被監管人權利的侵犯。但是，由于偵查機關對律師習慣性的對立情緒，造成了實踐中人為地設置種種阻礙。此外，律師權利在其它場合對被監管人人權的保障監督也顯現出它的局限性，如被監管人被采取訊問、檢查等強制偵查手段時，律師沒有在場權；律師到審查起訴階段才能成為辯護人，但此時也只能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訴訟文書、技術性鑒定材料。
（三）財政保障不到位嚴重制約著被監管人的人權保障。由于我縣是一個山區貧困縣，看守所為了維持它的各項正常運轉，除了接受財政撥款外，還不得不組織被監管人員進行勞動，參與生產經營；甚至為了“創收”經濟利益，設立“親情監室”、“高價加餐”、通訊、探視、出入自由等等。同時，因為經費緊張，看守所被監管人生活較差，沒有達到國家規定的生活標準，其他方面的權利也難免受到限制，如監管場所醫療、衛生條件差，被羈押人的健康得不到保證。也因為經費緊張，看守所存在警力不足的問題，因為警力不足，監管民警挑選個別表現好的被監管人員，協助管理其他被監管人員，久而久之，這種管理形式滋長形成了“牢頭獄霸”，這些“牢頭獄霸”經常欺侮、侵害初入看守所的人員。
（四）檢察監督方面的被動性。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監督角色的錯位。俗話說“旁觀者清”。檢察機關并非監管人員，但由于與監管人員長期相處，一些檢察機關事實上成為監管隊伍中的一員，整日為監管場所的安全、穩定、具體的管教活動奔波，只講配合，不講監督，完全忘記了自己作為監督者的職責，造成被監管人不敢、不愿向檢察機關反映人權被侵犯的問題。二是監督的滯后性。檢察機關對監管活動的監督還基本停留在事后監督，對有可能侵犯人權的傾向出現時，不能及時地提出檢察建議而避免發生。又因不介入偵查過程，缺少一種適時的現場監督，非常不利于在偵查起訴階段對被監管人權利的保護。
三、保障被監管人人權的對策
監所檢察在人權保障方面，同其他各項檢察業務相比較，不僅從組織機構上在看守所設置常駐檢察機構，履行保障人權的職責，而且從人權保障內容上，具有綜合性和廣泛性。因此，在監所檢察工作中，要注重人性化、科學化、制度化，采取多種措施，切實保障被監管人的人權。
（一）樹立以“人權保障”為目標的現代司法理念。監管場所應當把執法觀念轉換到對人權保障的認識上來，站在憲法、法律和黨的事業至上、人權保障至上的高度，摒棄不合時宜的羈押和改造理念。我們要除去 “重打擊輕保護”的思想沉疴，重新認識被監管人的人權，為人權保障意識留出空間。被監管人不能享有公民權中的自由權，有的還不能享有政治權利。但是，除此之外的公民權并沒有被剝奪，因此他們行使沒有被剝奪的公民權，是合法的，我們理應為被監管人權利的充分行使提供保障。我們要淡化監管場所是懲罰人的觀念。看守所監管的對象是主要是未決犯，對他們自由的剝奪，只是為了保證刑事訴訟活動的順利進行，因尚未得到法律的最終裁決，所以對他們的監管決不能看作是一種法律上的處罰，否則就是對罪行法定原則的違背。監管場所作為刑法的執行機關，剝奪了被監管人的人身自由本身就意味著對其進行了懲罰，此外的任何懲罰都是違法的、不人道的。
（二）建立和完善與人權保障相配套的法律法規和規章。對被監管人的人權保護，檢察機關只能根據法律的授權通過監督的方式實施，這就要求應有一套完備的法律監督法規體系。首先，對被監管人的人權保障應制定專門的規定。因為被監管人屬于特殊的群體，對其各項權利應進行列舉性的規定，并規定在他們行使此項權利時監管場所應當怎樣做。以此來引起監管部門的重視，確保被監管人人權的實現。其次，完善監督的規程，增強監督的可操作性。《刑事訴訟法》對偵查監督和審判監督都規定了明確的內容和方式，但對刑罰的執行監督只作了非常原則的規定，并且缺乏相應的監督形式，可操作性差。如在刑罰的執行監督中，擔負執行監督的檢察機關無法得到罪犯犯罪性質、判處的刑罰、服刑起止時間、何時應交付執行的原始法律文書，實踐中只能依靠監管場所自己提供的材料進行監督，監督質量大打折扣。最后，應規定監督的強制性以保證監督的權威。檢察機關在監所檢察工作中提出糾正意見后，完全依靠監管場所或管教民警的自覺糾正，如果被他們對監督意見置之不理，檢察機關也無可奈何。所以，必須賦予監督的強制性質，看守所對監督必須做出反應以保障監督效果。
（三）完善對監管場所進行監督的相關機制。一是完善監管監督內部機制。檢察機關應當根據看守所監管工作的實際，為監所檢察工作制訂一整套的制度，包括人員數量的設置、監管工作的開展方式、人員的輪換、獎懲等，明確檢察機關的職責，規范檢察干警的監督行為，提高檢察干警對監管部門人權保障情況進行監督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二是完善與監管部門的工作聯系機制。從根本上講，監所檢察部門并不能直接維護被監管人的人權，最終必須通過被監督者的行為才能實現。所以，監所檢察部門要辨證處理與監管部門之間的監督與配合關系，通過監督，使監管部門的人權保護工作走上正軌；通過配合，取得對被監管人監管條件的改善。監所檢察部門必須加強與被監督者的聯系和溝通，制定共同遵守的工作制度，使有關被監管人人權保護的建議和意見易于為監管部門所接受，使其自覺履行人權保護的義務。三是完善日常監督機制。完善日常監督的內容和方式，保持監督的連續性、全面性，實現對被監管人的全面和全程監督，使每一個人從被羈押（監禁）的第一天起，其人權狀況就置于檢察機關監督之下，直至釋放。四是建立和完善與被監管人及其親屬的聯系機制。被監管人最清楚自己的人權是否得到保障。所以，要建立制度，經常與他們保持接觸，這也可以使監管部門更加認真地履行職責，加強對被監管人人權保護工作的重視。同時，與被監管人及其親屬保持經常性聯系，可以了解更多情況，使檢察機關監督有據，監督更加富有成效。
（四）采取靈活多樣行之有效的監督方式。一是發放明白卡。檢察機關向剛入所的被監管人發放記載其在被羈押期間所享有的權利范圍和檢察機關職責的卡片，使他們對自己所享有的權利有全面的了解，增強自我保護意識，并在權利遭到侵犯時能夠及時、主動地向檢察機關反映，便于檢察機關及時進行調查處理。二是約見檢察官。被監管人可以隨時要求約見檢察官，向檢察官提出申訴、控告、舉報等，檢察官可以更加及時、直觀地了解被監管人的境遇，更有利于對其人權的保護。三是設置意見箱。在被監管人經常出入的地方設置舉報箱、意見箱，有條件的在被監管人中開通“人權保護熱線電話”，建立“人權保護網絡投訴”平臺，作為其不愿或暫時無法約見檢察官的補充。為被監管人及時提出維權要求和維權投訴，提供強有力的法律保障。四是巡視制度。駐所檢察部門每天都要對監管場所巡視，以發現監管設施或監管活動中可能威脅被監管人人權的隱患；實地了解他們的生活、勞動狀況，及時發現侵犯人權的情況，及時監督監管部門糾正。監督看守所完善在押人員伙食、醫療衛生等制度，定期到食堂、監舍進行檢查，保證無克扣伙食現象發生，無傳染病流行。同時，注意打擊“牢頭獄霸”，特別要密切關注暴力案件涉案人員、涉黑人員、尋釁滋事人員、“幾進宮”人員。同時，對新入所人員、體質弱人員、職務犯罪人員、未成年、老年在押人員要重點保護，防止其受到侵害。五是為被監管人建立人權檔案。檢察機關可以利用微機管理，對被監管人建立個人檔案，記載姓名、入監時間、起刑時間、刑滿（羈押）時間等情況，并每天補充、更新數據，對被監管人的合法權益是否得到有效保護進行全程監督和動態監督。
（五）建立與公安機關相分離的偵查羈押制度。由于目前我國的看守所隸屬于公安機關，對訊問程序是否合法很難進行客觀的監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旦被羈押，其權利往往無從獲得保障。因為從理論上看，將訴訟的一方完全置于另一方的控制之下，就已經違背了控辯平等的基本訴訟原則。從實踐經驗來看，偵羈合一的管理體制也確實構成了對被監管人基本權利的威脅。因此，使羈押場所與偵查機關脫鉤，實行檢察中立，不僅能有效地防止刑訊逼供，而且可以在被告人當庭翻供時為是否存在刑訊逼供提供可信的證明，解決非法證據的證明難題。
（廣東省五華縣人民檢察院 張碧波 曾愛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