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忠民 ]——(2002-8-8) / 已閱28045次
刑事責任與民事責任不可轉換——對一項司法解釋的質疑
楊忠民*
內容提要：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2條的規定以行為人有無賠償能力作為定罪的標準之一，混淆了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缺乏法理上和立法上的支持，且有可能造成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的破壞。因此值得充分關注。
關鍵詞：犯罪構成 交通肇事罪 賠償損失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0]33號)》(以下簡稱《解釋》)對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如何具體適用刑法有關規定的問題作出了較為全面和詳盡的解釋。雖然從總體上看，《解釋》的施行對于司法實務部門正確理解和執行刑法的有關規定不無積極的意義。但是不容忽視的是，就交通肇事刑事案件的具體定罪標準而言，《解釋》的有關規定卻存在著令人不可忽視的明顯缺陷，大可質疑。
《解釋》第2條規定：“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三)造成公共財產或者他人財產直接損失，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無能力賠償數額在30萬元以上的。”
上引《解釋》所指第三項情形，系《解釋》所規定的認定行為人的交通肇事行為構成犯罪之最低限標準之一。[1]1據此規定，對于交通肇事造成公共財產或者他人財產直接損失，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的行為人，若無能力賠償數額在30萬元以上的，均應認定構成交通肇事罪，承擔刑事責任，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反之，若有能力賠償的，則不以犯罪論處，只須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即可。[2]
不可否認，面對現實中數量激增的交通肇事刑事案件，以及由此引發的極為棘手的財產損害賠償糾紛，《解釋》的上述規定在司法實踐中的具體適用，將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交通肇事刑事案件中財產損害賠償問題的解決，有利于受害人財產損失的補救。肇事行為人在可能承擔刑事責任的高壓下，為避免被定罪受刑事追究，一般會選擇竭盡所能向受害人賠付。以此觀之，《解釋》著眼于公民私權保護的功利色彩是十分突出的，將其置于刑事法律趨向民法化這一大背景下來觀察，或許不無積極的意義。但是，我們不難發現，這一規定實際上確立了一個刑法適用所從未有過的規則，即刑事案件中的行為人對于刑事責任的承擔，可以在一定條件下轉換為僅僅對于民事賠償責任的承擔。而問題在于，這一顯然具有突破性意義的規則是否有著法理的有力支撐?是否具有法律上的依據?其可能產生的積極意義是否必然大于不可避免伴隨而來的負面影響?對此，筆者的回答是完全否定的。本文擬就《解釋》的這一不當規定以及所涉及的相關理論問題，作一粗淺分析，提出一己之見，以期引起理論界和司法實務界的關注和討論。
一、刑事責任與民事責任之不可轉換是一項基本規則
刑事責任與民事責任之區別是十分顯見的。對于刑事責任；[3]盡管我國刑法理論界至今尚未形成完全一致的定義表述，[4]但于差異之外卻有著如下共有的認識，即：(1)犯罪行為是刑事責任產生的前提，因而刑事責任與行為人的犯罪行為有著必然的聯系；(2)刑事責任只能由犯罪人來承擔；(3)刑事責任直接體現著國家對犯罪人及其犯罪行為的否定性評價(譴責、責難)，因而犯罪人是對國家承擔刑事責任。在公訴案件中，國家不可放棄對犯罪人刑事責任的追究；而在告訴才處理的案件中，由于受害人與被告人之間存在著某種身份上或其他方面的特殊聯系，國家將刑事責任追究的決定權交由受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處理，依受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的意愿決定是否實際地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4)刑事責任實現的最基本、最主要的方式，是對已經構成犯罪的人予以刑罰處罰；此外，還可以通過免除刑罰處罰，以刑法所規定的非刑罰處罰方法實現其刑事責任；(5)犯罪人所承擔的刑事責任，只能由國家審判機關通過刑事訴訟予以確定。
與刑事責任所不同的是，民事責任作為民事主體違反民事義務所應承擔的法律后果，其基本特征在于：(1)違反民事義務是民事責任產生的前提，因而民事責任與民事主體違反民事義務的行為有著必然的聯系；(2)民事責任應當由違反民事義務的行為人來承擔；(3)民事責任主體只對被侵害人承擔責任，因而，是否實際地追究民事責任，以被侵害人的意志為轉移；(4)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的規定，民事責任的承擔方式有停止侵害、返還財產、恢復原狀、賠償損失等十種；(5)民事責任主要由國家審判機關通過民事訴訟來確認，在民事責任與刑事責任共同產生于同一侵害事實的情形下，還可以通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來解決。
很顯然，刑事責任與民事責任雖然同屬于法律責任，但是二者在責任產生前提、責任承擔主體、責任承擔方式以及通過責任追究所體現的國家法律評價性質等方面都存在著質的顯著差異，由此決定了它們是截然不同的法律責任，并且合乎邏輯地產生了一個基本規則，即刑事責任與民事責任不可相互轉換，相互替代。“不法行為人承擔了民事責任，并不能免除其應負的其他責任，而追究了不法行為人的其他責任，也不能免除其應負的民事責任”。[5]在只存在民事侵權事實的情形下，如果使行為人對民事責任的承擔轉換為對刑事責任的承擔，則無疑讓刑事法律錯誤地介入只能由民事法律調整的領域，使無罪的人無辜地受到刑事追究；而如果在行為人之行為嚴重侵害刑法所保護的權益，依法已經構成犯罪的情形下，以已經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為理由，放棄對行為人刑事責任的追究，以民事責任的承擔替代刑事責任的承擔，則嚴重背離了刑事責任承擔必然性的基本要求——構成犯罪的行為人，除告訴才處理的案件外，都必須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毫無例外地接受國家對其犯罪行為的否定性評價和對其道德上的譴從而“有罪不罰”，使行為人應當承擔的刑事責任成為一種或然的、隨意的、可規避的“責任”，則不啻于對犯罪的放縱，不僅無法實現刑法的任務，同時也將動搖法律的權威，使之失卻應有的嚴肅性。
刑事責任與民事責任的不可相互轉換、不可相互替代，并不意味著二者在任何情形下都缺乏共同的聯系、不會發生任何交叉。以犯罪的現實情況來看，相當多數的刑事案件都會因同一行為人的同一犯罪行為而出現受害人物質遭受損失的情形，從而導致在同一侵害事實的情形下發生同一行為人既承擔刑事責任同時又承擔民事責任的法律要求。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77條的規定，解決這一問題的法律途徑，就是在刑事訴訟過程中，由被害人或國家檢察機關提起附帶民事訴訟。這意味著行為人對于自己的同一侵害事實所產生的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應當分別承擔。而刑事責任與民事責任的不可轉換，則應當認為是刑事訴訟法設定這一法律途徑的理論支撐。
在交通肇事刑事案件中，行為人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的肇事行為一旦造成了受害人財產的重大損失，實際上已經基于同一侵害事實產生了既必須承擔刑事責任同時又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法律要求。但是從《解釋》的規定來看，只要行為人有能力賠償數額在30萬元以上的，便不能認定其構成犯罪，不應追究其刑事責任；反之，“無能力賠償數額在30萬元以上的”，則應認定為犯罪而追究其刑事責任。無疑，這一規定是對刑事責任與民事責任不可轉換的基本規則的突破，但這一突破實在是既缺乏法理的支持，而且于現行刑事法律無任何根據。那么，是否可以認為，《解釋》的規定并非是將刑事責任轉換為民事責任，而是以非刑罰處罰的方式來實現對行為人刑事責任的追究呢?
的確，刑事責任實現的最基本、最主要的方式，是對已經構成犯罪的人予以刑罰處罰，但它并非唯一的實現方式。從我國刑法的規定來看，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且不需要判處刑罰的犯罪人，通過對其適用實體上的非刑罰處罰方法，或者通過宣告其行為已構成犯罪，同樣是刑事責任的實現方式。[6]以非刑罰處罰方法而言，我國刑法第37條規定：“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予刑事處罰，但是可以根據案件的不同情況，予以訓誡或者責令具結悔過、賠禮道歉、賠償損失，或者由主管部門予以行政處罰或者行政處分”。[7]雖然就表現形式而言，這里的賠償損失與民事賠償似乎并無區別——都是以行為人向受害方進行財產賠付予以體現的，但是，作為非刑罰處罰方法的賠償損失，是以國家審判機關對行為人宣告有罪且免予刑事處罰為必要前提的。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責令行為人賠償損失，是將賠償損失作為非刑罰處罰方法適用于犯罪人，它同樣體現著國家對犯罪人及其犯罪行為的否定性評價(或譴責、責難)，同樣具有著刑事制裁的性質。[8]而民事賠償并不以國家審判機關對行為人宣告有罪且免予刑事處罰為必要前提，無論在民事訴訟中還是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民事損害賠償的提起和解決從來不具有實現行為人刑事責任的意義，僅僅具有單一地解決行為人民事責任的性質。而這正是作為非刑罰處罰方法的賠償損失區別于民事賠償的一個關鍵點。非刑罰處罰方法中的賠償損失與民事賠償在法律性質上的明顯差異，是不能以其表現形式上的一致來抹消的。從《解釋》的規定來看，由于只單純地規定對“無能力賠償數額在30萬元以上的”定罪并予以刑罰處罰，至于作為前提的賠償要求是否僅僅針對已經構成犯罪但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行為人，抑或是否對有能力賠償的行為人應當宣告有罪并免除刑罰處罰，并未予以規定，因而依照正常的邏輯讀解，應當認為，《解釋》所指的“賠償”只具有民事賠償的性質，而不屬于實現刑事責任的非刑罰處罰方法。
二、刑事責任的承擔不應以是否承擔民事責任為轉移
在《解釋》的規定中，實際上暗含著這樣一個邏輯：在單純造成重大財產損失的交通肇事案件中，行為人是否構成犯罪，是否應當承擔刑事責任，是以行為人能否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為轉移的。倘若這個邏輯能夠成立，刑事責任向民事責任的轉換就是勿庸置疑的。但在筆者看來，這個邏輯的不能成立是十分顯然的。
刑事責任的發生，當以行為人之行為構成犯罪為基本前提。對于一個行為人來說，當其行為符合了法定的某種犯罪的犯罪構成(無論是基本的犯罪構成抑或是修正的犯罪構成)時，則必然發生承擔刑事責任的問題。從我國刑法第133條的規定來看，交通肇事罪在客觀方面的表現應當具備兩個必不可少的要素內容：其一，行為人具有違反交通運輸管翠法規的行為；其二，由于該行為引發重大事故，出現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結果。非常明確的是，其中并沒有將行為人“無能力賠償”受害人的財產損失列為客觀方面不可或缺的要素內容。換言之，交通肇事行為人之行為構成犯罪并發生刑事責任的承擔問題，僅就法定的犯罪構成的客觀方面要求采看，是基于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并造成嚴重后果的行為，絕非產生于行為人在交通肇事后無能力進行損害賠償的情形，行為人是否有能力承擔交通肇事所發生的民事賠償責任，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影響犯罪的成立。由此可以認為，《解釋》的上述規定實際上變更和擴張了交通肇事罪的法定犯罪構成內容，其直接與罪刑法定原則相悖，是不言而喻的。
那么，是否可以認為，《解釋》的規定將行為人是否進行損害賠償作為是否追究其刑事責任的前提，體現了當懲罰與補償的實現相沖突時，補償優先的立法精神呢?
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1997年對刑法的修訂，使“中國刑法改革呈現出一種新走向刑法的民法化”，[9]而一個顯著的標志則是刑事責任帶有民事責任的色彩，具體的證明之一便是“當懲罰與補償的實現相沖突時，新刑法的價值取向是補償。這突出地體現在新刑法第 36條確立的以保護被害人利益為目的的民事賠償責任優先原則和第60條確立的以保護債權人利益為目的的債權優先原則”。[10]這一觀點是筆者極為贊成的。然而，必須指出的是，根據刑法第36條和第60條的規定，[11]所謂“民事賠償責任優先”和“債權優先”的原則，是指在對犯罪人已經判處財產刑的同時，又涉及到民事賠償或債務償還的問題，而懲罰與補償的實現相互沖突——如果先執行財產刑，則無法完全實現民事賠償或者債務償還，反之，如果先進行民事賠償或者債務償還，則難以完全執行財產刑——的時候，應當先進行民事賠償或債務償還。由此可見，此種情形下“民事賠償責任優先”或“債權優先”的前提，是行為人被認定為有罪必須承擔刑事責任，并已實際判處了刑罰。而所謂“優先”，則是從有利于公民的私權保護出發，將民事賠償或債務償還置于刑罰的執行之前來完成，其實際結果并非是以民事責任的承擔來消解或替代刑事責任的承擔，犯罪人應當承擔刑事責任這一前提依然存在，所判處的刑罰依然要執行。因此，它與《解釋》的規定截然不同。
那么，是否可以理解為在交通肇事案件中，雖然造成了公私財產的重大損失，如果行為人在行為后能夠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如數進行賠償或者大部分進行了賠償，在客觀上無疑使受害人的實際損失幾近于無，或者減少到最低限，則不能認定行為人構成犯罪，不須承擔刑事責任。因為行為人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的行為，在事實上并沒有“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不具備犯罪構成所要求的危害結果；反之，如果行為人完全不能賠付或者不能賠付的數額巨大，便在事實上與法律所要求的“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這一客觀方面的內容相吻合，如此則應當認定行為人構成犯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
筆者認為，這種理解是難以立足的。
首先，法律對于某種行為是否屬于犯罪的評價，只限于就行為對法律保護的利益所造成的損害或所構成的威脅之大小，以及行為人實施行為時所具有的主觀惡性之輕重來進行。行為人于事后所實施的行為，就是否構成犯罪而言，并不在這一評價范圍之內。行為人在其交通肇事行為已經造成嚴重結果之后所進行的損害賠償，在任何意義上，都屬于事后的補救行為。盡管法律對于這種事后的補救行為持積極肯定的態度，而且審判機關在審理案件時，一般要將其納入量刑的從輕情節來考量，但是，行為人事后對民事責任的承擔，并不能消解或減弱行為人嚴重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這一行為本身對社會公共安全的侵害實質，也無法消解或減弱行為人在實施行為時的主觀惡性程度。在造成公私財產重大損失的交通肇事案件中，行為人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的行為可能屬于酒后、吸食毒品后駕駛機動車輛，也可能屬于無駕駛資格而駕駛機動車輛，或者可能屬于嚴重超載駕駛等等，這些行為本身的嚴重違法性和危害公共安全的嚴重性質，以及所體現出的行為人實施行為時的主觀惡性的嚴重程度，不可能由于行為人的事后補救行為而發生質的改變。如果以為能夠發生改變，就將引出極為荒謬的結論：在任何刑事犯罪案件面前，無論行為的危害性質如何嚴重，也無論行為人的主觀罪過如何惡劣，一俟行為人事后進行了民事損害賠償，國家對于犯罪人的犯罪行為予以否定性評價和對其道德上的譴責就失去了任何價值，而刑事法律的介入就成為多余的了。
其次，倘若行為人于事后的損害賠償可以改變其行為的危害實質，動搖其行為構成犯罪的事實，那么，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對于交通肇事刑事案件而言同樣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因為依此邏輯，只要解決了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的問題，也就無須再解決其刑事責任的承擔問題了。而正如前述，在交通肇事刑事案件中，行為人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的肇事行為一旦造成了受害人財產的重大損失，實際上已經基于同一侵害事實而產生了既必須承擔刑事責任同時又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問題，而通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對于后者的解決，并不能取代對前者的解決。
再次，依照法律對交通肇事刑事案件的行為人定罪并處以刑罰，其根本目的在于預防犯罪。具體而言，即通過行為人對于刑罰的痛苦感受來校正其嚴重有悖于社會規范的作為或不作為，警戒和抑制其再次實施嚴重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的行為，同時對可能實施同類行為的其他社會成員也發出警戒和抑制的信息。無論對于行為人或是其他社會成員來說，刑事法律所要警戒和抑制的是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的嚴重違反行為。如果以行為人是否進行民事賠償作為其行為是否“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判斷標準，進而以此衡量行為人之行為是否構成犯罪，那么，法律所警戒和抑制的內容就被置換成對民事責任的不承擔行為。如此，則使法律的警戒和抑制方向發生嚴重的錯位和偏離。
最后，我國刑法規定的其他一些過失犯罪，如失火罪、過失爆炸罪、過失決水罪、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等，都以“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作為其犯罪構成客觀方面的一個要素內容。無論從刑法的規定來看，還是從長期的司法實踐來看，對于這一類刑事案件是否存在“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事實判斷，均是以過失行為對受害人所造成的直接財產損失作為標準，而不是以行為人進行財產損害賠償后的情形為轉移。如果上述理解能夠成立的話，那么便意味著，對于這類刑事案件的審理，同樣也可以行為人于過失行為后是否承擔了民事賠償責任，從而是否使已經造成的“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之結果化大為小、化重為輕乃至化有為無作為標準，來認定行為人是否構成犯罪，是否應當追究刑事責任。而這樣一種判斷標準不僅缺乏法律上的依據，而且也與長期的司法實踐情況相悖。三、必須堅守刑事責任承擔的平等性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國憲法確立的最基本的法治原則。刑事法律對于這一基本原則的集中體現，就是要求在刑法的適用上人人平等。我國刑法第4條明確規定：“對任何人犯罪，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具體于刑事責任，則是要求堅守刑事責任承擔的平等性，即行為人是否承擔刑事責任以及承擔刑事責任的程度大小，都必須一律以法律的標準來裁決，不應以行為人的身份、地位、財富、性別、種族等為轉移。而在一定意義上，堅守刑事責任承擔的平等性，就是在刑事司法中堅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從而保證司法公平和正義。以《解釋》的規定采看，行為人“無能力賠償數額在30萬元以上的”便應對之定罪追究刑事責任，這實際上使得是否有能力進行損害賠償成為了行為人是否承擔刑事責任的關鍵點。而一個基本的常識告訴我們，一個人有無能力賠償巨額損失，一般決定于其擁有財產的多少。依此來看，適用《解釋》此項規定所可能引發的最大負面影響在于：一方面，審判機關在審理只造成公私財產重大損失的交通肇事刑事案件時，將不考慮案件是否具有其他惡劣情節，[12]而僅以行為人是否具有賠付受害人的財產實力以及是否實際進行了民事損害賠償，來裁決是否對其追究刑事責任；另一方面，社會公眾將從交通肇事刑事案件的實際審理中直觀地獲得錯誤的認識：只要有錢，只要沒傷人死人，再嚴重惡劣的交通肇事行為，都可以一賠了事；有錢人可以以錢抵罰，無錢者則只能以罰代賠。換言之，行為人財產的多寡，對可支配財富資源擁有量的大小，賠償能力的有無，實際上成為了直接影響其是否構成犯罪，是否承擔刑事責任的重要因素。因此可以認為，《解釋》此項規定的適用，將突破司法公正的底線，有損于刑事責任承擔的平等性，更有損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則。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司法解釋的嚴肅性在于具備法理的支撐，具有法律上的依據，而且更在于對于法治原則的堅守。《解釋》的上述規定，不僅缺乏法理的支撐，缺乏法律上的依據，而且，即使它在公民私權保護方面或許具有些許積極意義，也將被實際適用中必然造成的對法治原則的損害，以及對整個社會所產生的嚴重負面影響所淹沒。因此，《解釋》所存在的這一重大缺陷是我們不可不正視的。
*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副教授。
[1] 其他三項標準分別是：1．死亡一人或者重傷三人以上，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的；2．死亡三人以上，負事故同等責任的；3．致一人以上重傷，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酒后、吸食毒品后駕駛機動車輛；(2)無駕駛資格駕駛機動車輛的；(3)明知是安全裝置不全或者機件失靈的機動車輛而駕駛的；(4)明知是無牌證或者已報廢的機動車輛而駕駛的；(5)嚴重超載駕駛的；(6)為逃避法律追究逃離事故現場的。
[2] 從表面字義上看，《解釋》所規定的“無能力”，是指行為人自身在客觀上并不具備賠償受害方財產損失的條件，但從這一規定的實質指向來理解，應當是指行為人實際上沒有賠償所造成的財產損失，即不僅包括行為人無能力賠償且實際上沒有賠償的情形，而且還包括雖然有能力賠償但不予賠償的情形。筆者認為，《解釋》，中“無能力”
這一用語是不確切的。
[3] 我國學者普遍認為，我國刑法理論中的“刑事責任”是一種法律責任，其與犯罪構成相對應。因而與大陸法系國家刑事理論中作為犯罪成立條件之一的“責任”(“有責性”或“罪責”)有著嚴格的區別。參見陳興良：《本體刑法學》，商務出版社2001年版，第四9頁；張明楷：《刑法學》，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①頁；張智輝：(刑事責任通論》，警官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0頁。
[4] 歸納起來，大體有六種不同的表述：(1)法律后果說。認為刑事責任是行為人實施犯罪行為所引起的法律后果。(2)法律責任說。認為刑事責任是行為人因實施犯罪行為而應當承擔的法律責任。(3)刑事義務說。認為刑事責任是行為人因其犯罪行為而承受國家依法給予的刑事處罰的特殊義務。(4)法律關系說。認為刑事責任是國家與犯罪人之間的一種刑事法律關系，是刑法、刑事訴訟法和刑事執行等刑事法律關系的總和。(5)否定評價說。認為刑事責任是國家對犯罪人及其犯罪行為的否定性評價或譴責、責難。(6)負擔說。認為刑事責任是體現國家對犯罪的否定性評價并由犯罪人來承受的刑事上的負擔。參見高銘暄主編《刑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頁；張智輝：《刑事責任通論》，警官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0頁。
[5] 佟柔主編：《民法原理》，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頁。
[6] 必須指出，作為非刑罰處罰方法的賠償損失，并非僅僅適用于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犯罪人。刑法第36條第1款規定：“由于犯罪行為而使被害人遭受經濟損失的，對犯罪分子除依法給予刑事處罰外，并應根情況判處賠償經濟損失”。由此可見，賠償損失還可以適用于情節嚴重需要判處刑罰的犯罪人。
[7] 由主管部門予以行政處罰或者行政處分是否屬于非刑罰處罰方法，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筆者認為，根據我國刑法第37條的規定，由主管部門予以行政處罰或者行政處分的前提是對行為人免予刑事處罰，即此種情形下受行政處罰或行政處分的對象仍然屬于已經被依法認定為犯罪的人，因此，將它們納入非刑罰處罰方法是正確的。
[8] 參見張明楷：(刑法學》，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92頁。
[9][10] 姚建功：《論刑法的民法化》，《華東政法學院學報》200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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