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龍城飛將 ]——(2009-10-21) / 已閱11638次
處理梁麗事件的思路
龍城飛將
雅典學園網友清泉82在我的博文《關于梁麗案件再次向副院長何兵教授求教》下留言，關于梁麗案件他同意我關于先解決法律問題的觀點，但不同意我對梁麗進行道德批評的觀點。他的留言對我有很大啟發。
從司法的層面，梁麗已經結案了。檢察院不起訴，公安局撤消案件，東莞珠寶商不起訴。但人們對梁麗事件的關心遠遠沒有結束。在這里，我特別使用“事件”一詞，涵蓋作為案件處理的司法過程和司法過程之外人們以及政府對梁麗事件的關心。
總的看來，處理梁麗事件，分為四個層面，這幾個層面不可混淆。
第一層面：司法層面
公安局從立案偵察開始至現在撤消案件，檢察院批準逮捕不準取保候審直至近來做出不起訴決定。這一階段的任務是，查清事實，對照法律確定她是否有罪。若有罪，確定具體罪名，決定如何量刑。若無罪，則在公安是撤消案件，在檢察院是不起訴，在法院是做出無罪判決。就梁麗案件而言，查清了事實，遵從了法律。但是，司法過程是否遵從了刑事訴訟法律，仍受到人們的質疑。
第二層面：同情弱者
由于梁麗是社會的下層，是弱者，社會應當同情。但是，正如許多人所講的，同情弱者的前提是在司法層面遵從法律規定，無罪作無罪的處理，有罪作有罪的處理。
同情弱者，可以從司法層面，也可以從政府層面，也可以從人民大眾層面。以梁麗為例，同情她作為弱者，人民大眾方面，作出了輿論方面的反應，支持了梁麗，促使司法機關避免了一次冤假錯案。政府方面，通過群眾組織為她治病，體現政府的關懷。司法方面，則分為兩上側面。其一是法律規定方面。包括刑法的規定與刑事訴訟法的規定，體現了刑法的謙抑性原則。其二是司法實踐方面，在此基礎上司法人員予以作為弱者的案中人以溫情的司法結果。
人們把許多案件在輿論的影響下司法結果為無罪或輕罪稱為同情弱者，例如梁麗案件有的著名法學家就持這樣的觀點。他們評論說，“同情弱者，但更要保護秩序”（何兵），梁麗是走了一回鋼絲（屈學武）。他們認為，梁麗案件的處理是同情弱者的結果。我則認為，梁麗案件的這個結果不是由于弱者，而是司法基本遵從了法律。事實上，以梁麗事件，即使早期不明真相的時候可能采取一點強制措施，但過長時間限制她的人身自由，已經使得人們對這個司法過程的合法性一片質疑聲，這里還有多少同情弱者？梁麗撿東西幾十秒鐘，被警察找到幾個小時，查清事實卻用了九個半月！是司法機關效率低，還是司法過程違法，還是案件過于復雜，一定要這么長的時間。
相反，近來兄弟倆為籌集錢給母親治病后被輕判的案例，可以肯定是考慮到他們屬社會弱勢群體，予以同情而輕判的。
如果機場小紙箱中的珠寶真是被小偷盜竊，如果梁麗撿來珠寶后想占為已有，我在其它幾篇文章中，一再講到，對梁麗的行為不能鼓勵，相反，應當從道德的層面進行規制。正如何兵教授所言，這樣的處理結果“可能導致的道德風險”。
讀了雅典學園網友清泉82的留言，我受到啟發，對梁麗事件道德評價的觀點有一些變化。
雅典學園網友清泉82給我留言說：
“清潔女工梁麗能夠原物原價、完整地交回遺忘物，道德上是沒有問題的；我們不僅不應當譴責她，而且還應當嘉獎她----按合理程度地嘉獎，以支持和鼓勵社會公德之運行”。
是的，我們應當重新對梁麗的道德水平進行評估。
如果梁麗是盜竊犯罪，她一定是有預謀的。她也許不專心于自己的工作，早就盯上了這個紙箱。盡管不知道這個小紙箱中裝什么東西，但憑經驗她可以知道里面裝的東西一定非常貴重。再加上珠寶公司的承辦人員馬大哈，更給她帶來了盜竊的機會。因為她是犯盜竊罪的，所以即使那個承辦人不是馬大哈，她也會聲東擊西，制造條件使珠寶的主人離開寶物。只要她得手，她就會悄悄地把東西轉移走，不會放在洗手間和自己家里容易被人找到的地方。她早就想好了如何銷贓，下線找誰。但這一切都不是。
人們在批評梁麗道德問題的時候有沒有想過，如果是另一個人職業盜竊犯偷盜了這個價值昂貴的小紙箱，結果會怎樣？能夠順利地找到嗎？能夠這么容易就“破案”嗎？從這個角度看，珠寶被梁麗撿到，是珠寶公司的幸運。若真是被人盜竊，就沒有這么好運了。難道珠寶公司不應當對梁麗有所心存感激嗎？
如果梁麗想將小紙箱的珠寶占為已有，撿到珠寶后沒有告訴同伴，沒有去珠寶商店作鑒定，而是把它轉移到不為人們知道的地方，以后等事件平息后再拿出來，該如何給她定性呢？
如果公安人員找到梁麗，梁麗很痛快地承認是她撿了那個價值昂貴的小紙箱，但要求給予一定比例的報酬，人們的反應會怎樣？公安此時還會不會認為梁麗是盜竊？檢察院會不會仍然認為梁麗是犯了侵占罪？珠寶的主人會不會認為梁麗是敲詐勒索？
第三層面：道德規制
現在，我們要討論一下這個事件中梁麗的道德問題。
道德是判斷一個行為正當與否的觀念標準。一個社會一般有社會公認的道德規范。道德是調節人們行為的一種社會規范。按照孔子的思想，治理國家，要“以德以法”，道德和法律互為補充。同時，法律反映立法者的意志，順應民意的立法者制定的法律條文，反映了社會道德觀念在法律上的訴求。
道德具有普適性，對整個社會的所有人，不論身份，全皆適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人之有階級、等差，各國均不能免……以禮之階級為表，而修身之平等為里，不論階級、等差，人之平等，惟在道德”。”
道德是人們評價一個人的一個尺度。一個人若違背社會道德，比如不仁不義、不忠不孝，那么人們就會給他負面的評價，造成他沒有好的名聲，從而對他形成一種來自周邊人群的社會壓力，約束他的行為。
道德很多時候跟“良心”一起談及，良心是指自覺遵從主流道德規范的心理意識。對很多人來說，道德是個人良心的自覺遵守，無需周邊人群的社會壓力制約。人們對一個人的道德評判，主要來自于這個人所表現出來的言行,此人們往往“聽其言而觀其行”然后作出評判。
中國文化中多有提倡對自己嚴格、對他人寬恕的思想。子曰：“厚以責己，薄以責人。”韓愈：“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
為了分析問題簡便，可以把人們的道德水平劃分為三個等級：高級：較高的道德水平、道德高尚。中級：中等的道德水平、達到道德底線。低級：較低的道德水平，往往伴隨無恥、無賴、輕微的損害他人利益的行為。有一句俗話，你可以不高尚，但不能無恥。要做到這個要求，就必須遵循一些基本的道德準則，這就是道德底線，誠實守信、互利、平等、責任，不損害對方利益等。
決定社會道德水平的重要因素主要有四個：
第一、官員的道德水準。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官員的道德水平決定著當前和今后社會道德發展的水平。仔細研究國家審計署每年的審計報告，不難發現每年國家部委有大量的資金使用違規，是不是違法沒人敢說，幾十億甚至幾百億，但官員們極少受到罰處。不幸的是，中國的官員們的道德水平很低，所以中國人民的道德水平也就高不到哪里了。中國官員腐敗程度有多高，其道德的水平就會有多低。
第二、媒體的道德水平。媒體的道德水平實際上是指掌握媒體語言的人的道德水平，媒體發表什么道德水平的節目，對于社會道德水平的發展具有很大的輿論導向作用。
第三、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國幸福學認為，人有求生的本性，懶惰的本性和不滿足的本性。資產階級的腐朽道德來自于人的懶惰本性，官員的腐敗道德來自于人的不滿足本性。當人們的生活狀況很貧窮，以致他們面臨生存的窘境時，人的求生本性就會促使人們做出很多很不道德的事情，比如偷盜事情，搶劫事情和欺騙事情等犯罪行為，從而使社會的道德水平顯得很低下。顯然，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犯罪率很低的社會是一個道德水品很高的社會，這樣社會的人們生活水平一定是比較高的。
第四、人民的受道德教育水平。中國幸福學認為，人們的道德水平來自于人們所接受的感性教育和理性教育。前面三項大致屬于人們所接受的感性教育，人民受道德教育的水平是人們直接接受道德教育的程度。不可否認的是，宗教有很多的內容有助于提高人們的道德水平。總體而言，西方社會道德水平較高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人們普遍接受宗教教育的結果。中國現在一切以經濟為中心，一切向錢看，的道德水平又如何提高呢？
毫無疑問，如果梁麗撿到珠寶后拾金不昧，主動上繳，她的道德水平就是較高的，應當受到人們的贊揚。
如果梁麗撿到珠寶后并不主動交出，而是等待別人，包括公安機關派人上門索要，她還提出要求給予她本人一定的報酬，她的道德水平屬于哪一個水平呢？請大家一起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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