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亮賢 ]——(2002-6-20) / 已閱40212次
改革開放以來法律文化變遷述評
金亮賢
摘 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全面進入轉型期。法律文化也隨之經歷了較為明顯的變遷過程。這是一個多元法律文化不斷沖突與整合，從義務本位到權利本位，從公法文化一枝獨秀到公法文化與私法文化共同繁榮的過程。也是一個從單一強化政策文化到不斷強化法治文化，從熱衷于法律的工具性特征到認同法律的價值性特征，以及內隱法律文化明顯滯后于外顯法律文化發展的過程。盡管如此，變遷后的當代中國法律文化與現代法律文化的差距仍然很大，要實現法律文化的現代化，必須不斷推進經濟政治文化體制改革，理性繼承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和大膽移植西方法律文化并加以本土化，強化法制教育和普法工作，樹立公民法律信仰。
關鍵詞：法律文化，變遷，法治，現代化。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以來，中國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先后在經濟、政治、文化以及法律等領域進行了程度不同的變革實踐。法律文化也隨之經歷了一個變遷過程，體現和影響著中國法治建設的進度、廣度和深度。客觀反映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法律文化的變遷軌跡，評析法律文化的變遷特征，探尋法律文化現代化的實現途徑，對中國法治建設工程乃至政治、經濟及文化等諸多領域變革的進一步深入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本文試圖體現這方面的價值功用。
法律文化是一個多義概念，一方面在于法律文化作為一個新的概念和問題進入理論研究領域的歷史較為短暫。西方國家以美國法學家拉倫茨·弗里德曼在1969年發表的《法律文化與社會發展》為標志，始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而在中國，對法律文化這一概念引進、介紹并加以研究的，則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事情。另一方面，文化概念本身就具有多義性、歧義性和不確定性等特征，自然影響到它的子概念法律文化。綜覽眾多研究法律文化的著作文章，對法律文化概念的定義不下幾十種，但可以歸納為廣義、中義和狹義三大類。本文認同中義法律文化觀，即法律文化是指內隱在法律理論、法律規范、法律制度、法律組織機構和法律設施當中并通過這些法律現象表現出來的法律思想觀念價值體系，它指導并制約著這些法律現象的變化和發展。法律文化從結構角度可以分為內隱法律文化和外顯法律文化，內隱法律文化即法律意識，它包括法律心理和法律思想體系兩大層次；外顯法律文化包括法律規范制度和法律組織機構設施兩大體系。本文以此為前置條件和邏輯起點，并同時以主導法律文化為主線展開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法律文化的變遷述評。
一、法律文化的變遷軌跡
中國法律文化是自夏、商、西周以來四千余年法律文明發展的歷史沉淀，具有一種超常的穩定性，就一個較短的時期內其變遷軌跡通常不太明顯，對這一時期再進行階段細分更具難度。但是，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以來，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歷史巨變時代，先后在經濟、政治及文化等各個領域實施了變革，整個社會全面進入轉型期。法律文化作為與政治經濟聯系更為密切的文化樣式，在內外部因素的作用下也開始了向現代化的邁進，呈現出較為明顯的變遷軌跡。特別是外顯法律文化的進步，基本上適應了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與西方現代法律文化的差距日益縮小，建立了較為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制體系。內隱法律文化也在外顯法律文化的作用之下，加上法學研究的廣泛開展及各級各類學校的法制教育和自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的全民普法活動，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在法律文化本身的內部矛盾互動和政治經濟各系統的外部作用之下，中國法律文化整體上正在不斷地走向現代化。
縱觀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以來的中國法律文化變遷歷程，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對它進行階段細分。筆者認為，影響法律文化變遷的根本因素在于經濟政治制度的變革而引發的法律文化內部的矛盾互動。另外，中國的法治化進程是一個以政府主導民眾受動的自上而下的運行模式。因此，以政治經濟體制變革為背景，以主導法律文化變遷為主線，進而考察整個法律文化的變遷過程，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科學分析方法。以此為據，改革開發以來的中國法律文化變遷軌跡，可以分為三個各有側重的發展時期，而后一時期同時又主動包含前一時期的自然延續。
（一）法律文化現代化的思想理論準備和啟蒙時期。文革結束后，1978年開展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沖破了“兩個凡是”和個人崇拜的長期禁錮，打跛了思想僵化、教條主義的沉重枷鎖，迎來了思想文化的大解放。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以及“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加強社會主義法制”方針的指引下，法律文化發展迎來了第一個活躍期。在七十年代未八十年代初，開展了“人治”與“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大討論，符合現代法治精神的法律思想逐步得以確立。在顯性法律文化建設方面，國家先后出臺了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通則、民事訴訟法及行政訴訟法等基本法律；法學理論研究方面，繼八十年代初大討論之后，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又深入涉及法的概念、法制要求、法律與政策的關系等諸多主題。更具理論和技術價值的是，作為法律文化研究的核心概念——法律文化——已于這一時期由我國學者從西方引進并加以持續研究，在法律文化概念、結構、內容、法律文化在整個文化系統中的地位作用及法律文化現代化等方面都取得了有益的學術研究成果。1986年，全民普法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全面實施，自上而下的現代法律文化啟蒙教育運動正式拉開帷幕。
（二）以市場經濟為主臬的現代法律文化初步構建時期。這一時期肇始于1992年黨的十四大召開。十四大明確提出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大會的召開和市場經濟目標的確立為法律文化現代化提供了強大推動力。市場經濟是充分體現自由、公平、競爭、獨立自主和權利平等的現代經濟形態。市場經濟從一定意義上講就是法制經濟，建立與之相適應的現代法律制度和形成與之相適應的現代法律文化氛圍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在這一強力推動下，圍繞建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立法活動全面展開，先后制定或修改了一系列有關市場經濟方面的基本法律。法學理論研究再掀高潮，在大量引進和介紹國外的法學思想理論的同時，提出并探討了一系列新的法學理論與法制觀念，如公私法劃分、法治經濟、立法平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現代法的精神、人權與法制等等。“二五”普法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取得初步成效的基礎上全面展開，公民了解到并學會運用更多的國家基本法律，法制教育力度加大。以自由、平等和權利為內核的法律價值觀念逐步得到主導法律文化的認同并向大眾法律文化滲透。
（三）以建立“法治國”為目標的政治體制改革為主臬的現代法律文化構建時期。1997年，黨的十五大召開，首次明確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確立為政治體制改革的根本目標和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并對依法治國與法制發展戰略作了精辟闡述。在此推動力作用下，中國的立法和執法監督力度進一步加大，立法質量明顯提高。法學研究也有了新的契機和理論興奮點，掀起了探討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理論熱潮，對民主政治、法治模式、法治與德治、立法行政司法改革、農村法治建設等方面也進行了深入的理論探討，并出版了大量有關法治方面的論著。全民普法方面，自1996年開始的“三五”普法通過五年的努力效果顯著。全國8億普法對象有7．5億人參加了各種形式的學法活動，50多個重要法律法規被列入重點宣傳普及計劃。中共中央連續舉辦的11次法制講座，起到了巨大的示范表率作用。五年來，全國省部級領導干部專題法制講座已舉辦252次，9951人次參加；經過正規法律培訓的地市（廳局）級領導達到17．6萬人次。各地各部門配合嚴打、掃黃打非、禁毒禁賭等斗爭和換屆選舉等工作，大力宣傳有關法律法規，為法律實施營造了良好的社會環境。繼“三五”普法之后，從2001年始，又展開了以領導干部、司法行政執法人員、青少年和企業經營管理人員為主要對象、以提高全民族的法律素質為目標的“四五”普法。隨著全民普法運動的不斷深入，公民的法律素質有了進一步的提高，學法用法意識普遍加強，現代法律文化有了更為扎實的民眾基礎。
總體來說，中國法律文化在改革開放的這一期間雖有很大進步但仍然處于現代法律文化的啟蒙和初級發展階段。法律思想從禁錮中解放出來才始于七十年代末，對法律文化本身的理論研究更是在八十年代中期之后的事情，外顯性法律文化與內隱性法律文化發展很不協調，作為現代法律文化動力裝置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很不健全，政治民主程度還不夠高，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化現代化程度仍然很低。當前中國社會仍然缺乏現代法律文化存在經濟政治和文化基礎。
二、法律文化的變遷特征
1．從一元法律文化到多元法律文化不斷沖突與整合。
新中國成立以后，由中國傳統法律文化與社會主義法律文化整合而成的中國社會主義法律文化占絕對主導地位。改革開放以來，這一局面開始發生變化，中國法律文化作為一個整體，出現了三個相互作用的法律文化子系統，它們分別是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社會主義法律文化和西方法律文化。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是一種發源于過去、存在于現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于未來的法律文化。”它經歷了幾千年的演變和發展，形成了一種有著鮮明個性和成熟形態的文化樣式，存在于中國民眾的法律認知、法律情感、法律評價以及風俗習慣、行為方式當中，作用于國家制定法控制之外的社會生活領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直接體現在國家制定法當中，在影響民眾的日常生活秩序和國家法制定、實施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它一直是新中國成立之前的主導法律文化。新中國成立后，由中國傳統法律文化與前蘇聯社會主義法律文化整合而成的中國社會主義法律文化逐漸占據主導地位。它直接指導著中國國家法的制定、實施和法律制度、法律設施、法律技術的成熟與完善，影響著中國民眾的法律意識和行為模式。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確立，傳統法律文化和中國社會主義法律文化作為人們應付和解決各種自然的、社會的法律問題的經驗、知識和評價體系，已不能完全反映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狀況和變化，經濟政治體制變革的現實迫切需要一種與之想適應的新型主導法律文化。以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為根基的西方法律文化作為一種現代法律文化的參照體系再一次全面而深刻地影響和作用于中國社會，滲透到法律觀念、政治法律體制、法律體系框架、具體的法律制度，以及法律學術、法律教育等各個領域，與中國法律文化不斷地沖突與整合，這種狀況從七十年代末始至今一直在持續著，西方法律文化的許多要素已逐步內化為中國法律文化的一部分。
傳統法律文化、社會主義法律文化與西方法律文化的異質性決定了這三種法律文化的沖突與整合是一個復雜而艱難的過程。首先，三種法律文化賴以存在社會物質生產方式不同。傳統法律文化以農業經濟和封建專制政治為基石，凸現重德輕法、重刑輕民、重實體輕程序等基本特征。社會主義法律文化以計劃經濟和高度集權為基石，凸現重公法輕私法、重義務輕權利等基本特征。西方現代法律文化以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為基石，重視法的價值即平等、正義、權利和程序等。莫庸諱言，這是三種不同歷史發展階段上的法律文化，分別代表不同的生產力水平和物質生產方式，反映著不同的政治經濟基礎和文化價值觀念。它們互為異質，在中國當今社會都有一定的存在土壤，但社會變革及法律文化發展的內在要求又促使它們不得不彼此調適整合。其次，中國二十多年法律文化變遷的歷史軌跡也充分說明了整合的艱難程度。比如，八十年代初期關于“法治”與“人治”的大討論，八十年代中期以來對“法律文化”概念的引進及所進行的廣泛而深入的討論研究，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法學理論研究熱潮的衰退，九十年代中期關于“法制”與“法治”爭論，及近年來關于“法治”與“德治”關系的論述，以及在引進知識產權立法技術后的某些副作用等等，都是傳統法律文化、社會主義法律文化與西方法律文化沖突與整合的顯現。總之，沖突難以避免，整合是歷史必然，中國法律文化發展的內在矛盾與西方法律文化的影響沖擊是中國法律文化走向現代化的內部動力與外部動力，互動結果必然促使法律文化走向現代化。
2．從義務本位觀主導到權利本位觀主導。
中國有著四千余年的人（德、禮）治傳統，崇尚等級、特權和服從。它與現代法治的最大區別在于前者以義務為本位，后者以權利為本位。新中國成立以后，受前蘇聯影響，長期實行中央高度集權的治國模式，“集權政治是權力結構內部為等級的政治關系，其權力運行以支配—服從方式進行。”這樣一來，傳統法律文化的義務本位觀念非但沒有被削弱，反而行以強化。由此可見，重義務輕權利是中國傳統法律文化與社會主義法律文化的一個共同特征，它們都把法律作為控制和規范被統治者的一種工具和手段，其具體價值原則共同表征為：法的主要作用是社會政治控制；法道德化或宗教化；特權合法化；法的實現等級化；“法”“刑”相類似等等。
社會變革必然導致法律文化的變遷。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建設的深入，社會物質生產方式的變化，使義務本位觀念的經濟政治根基發生動搖，權利本位觀逐漸找到了適應自身發展的土壤，并成為法學家特別是青年法學家最為關注的一個熱點問題。“權利本位說”在當代中國的興盛，源自于1988年6月6日—10日在吉林省長春市召開的首屆全國法學基本范疇研討會。之后，在中國法學會法理學研究會1990年年會、1994年年會和1990年民主、法制、權利與義務討論會上，權利本位觀日益成為大家的共識。他們認為：在權利和義務的關系（結構）中，權利是第一性的，是義務存在的前提和依據，法律設定義務的目的是為了保障權利的實現；權利須受法律的限制，而法律限制的目的是為了保障每個主體的權利都能得到實現；在法無明文限制或強制的行為領域可以作出權利推定；只有在承認權利是義務的依據這個前提下才能真正實現權利和義務的一致性。“義務并不是獨立于權利之外的一種異生物，而是發韌于權利大樹上的一簇分支，是權利的一種特殊形態，是對象化了的權利，是主體和內容發生了轉化的權利，每一權利主體只有盡其義務才有條件實現其權利并維護其權利。……權利更根本，義務是其派生，權利是目的，義務是手段。權利和義務并不是二元的，而是一元相生的。”
當前，雖然以權利本位取代義務本位已成為社會共識，但是從根本上消除義務本位觀念尚待長期的努力。反映在現實生活中，當前公民的平等、權利觀念淡薄而權力崇拜觀念濃厚，甚至出現權力左右經濟發展的“權力經濟”現象。總之，只要義務本位觀念未有徹底根除，權利本位觀念沒有根本樹立，法律文化的現代化就不可能真正實現。
3．從公法文化一枝獨秀到公法與私法文化共同繁榮。
諸法合體一并于刑是中國傳統法律的基本特征。《說文》解釋：“法，刑也。”歷代法典統稱刑律，違法統稱犯罪，司法部門統稱刑部。由于刑法條文多是義務性、禁止性、強行性的規范，實質上是國家公權的體現。所以，公權思想，公法優位主義就成了我國傳統法律文化的一大特色。正如日本著名法學家滋賀秀三在談到歐洲與中國在法文化上的對極性時說：“縱觀世界歷史，可以說，歐洲的法文化本身是極具獨特性的。而與此相對，持有完全不同且最有對極性的法文化的歷史社會似乎就是中國了。這一點大概已為大多數人所肯定。在歐洲，主要是以私法作為法的基底和根干；在中國，雖然擁有從古代就相當發達的文明的漫長歷史，卻始終沒有從自己的傳統中生長出私法的體系來。中國所謂的法，一方面就是刑法，另一方面則是官僚制統治機構的組織法，由行政的執行規則以及針對違反規則行為的罰則所構成的。”新中國成立后，由于長期以來受“左”的教條主義觀點的影響，我國法學界普遍否認社會主義國家存在公法與私法的劃分問題，并認為劃分公法和私法，是資本主義社會法制和法學的特有現象。他們的主要理論依據是：從所有制角度看，“在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國家，沒有公法與私法之分”，認為私法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在社會主義國家，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已不復存在，因此相應的私法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公、私法的劃分也就自然消失了。從掌握政權的階級看，“國家權力回到人民的手中，人民成了國家的主人，也就消滅了私法存在的根據”。從法律的歷史類型看，公、私法的劃分是資本主義法律的特有現象。因此，在資產階級法制的廢墟上建立的社會主義法律，就不應當再沿用公法和私法的劃分。從社會主義社會利益的統一而言，社會主義制度“消滅了社會利益和個人利益的對抗性”，保證了兩者的“緊密結合”，因此公、私法的劃分也就失去了意義。這種理論觀點直接左右著中國國家法的立法實踐，改革開放以前對刑事立法的重視及改革開放以后對刑事立法、經濟立法與組織立法的重視，民商事立法的嚴重滯后都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九十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學者逐步認識到，對于公私法的劃分問題，需要用新的理論重新研究，重新認識。從科學的觀點說，任何一種理論觀點，都是在實踐中不斷發展的，人們的認識也是在實踐中不斷深化和完善。由于社會主義現階段的經濟成分是多元的，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形成并存為我國憲法和法律所確認。而否認公、私法劃分的根據之一，是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的消滅和純粹公有制的建立，既然清一色的純粹公有制經濟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特別是在其初級階段上不可能存在，那么否認公、私法的劃分的所謂經濟基礎，也只能是一種奢談或主觀想象。因此，必須按照市場經濟模式要求，劃分公法與私法，建設現代化的公法文化和私法文化，并應將這種劃分上升到法治國家建設的高度加以認識和重視。一些學者認為“公私法的區別，是現代法秩序的基礎，是建立法治國家的前提。”“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要求以承認公法與私法的區別并正確劃分公法與私法為前提。”他們著重從總結西方公私法劃分的歷史經驗、對“傳統否定論”的剖析與批駁及市場經濟的本性要求等三個方面來論證公私法區分的必要性和對于建立法治國家的意義。當前，盡管也有學者對公私法劃分的意義及其論證提出了一系列的詰問，但承認私法的存在并對私法建設日益重視是不爭的事實。正如有的學者所說：“在今天的中國重談這一主題仍有很重要的現實意義，這不僅因為四十年來我們一切以國家為本位的公法精神滲透了整個法學領域，而且也因為中國四千年來有文明記載的歷史中始終以刑法為本，根本不存在什么私法精神。我們要發揚私法精神就是要補足歷史所缺的這一頁。”
4．從單一強化政策文化到不斷強化法治文化。
長期以來，中國是一個典型的依靠政策來治理國家的政策社會，法律服從于政策、依賴于政策是建國初期就確立的一項法制建設原則。《中共中央關于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與確定解放區的司法原則的批示》指出：人民的司法工作在新的法律還沒有系統地發布以前，應該以共產黨的政策及其人民解放軍的其他綱領、政令作為依據。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也曾說過：“我們基本上不靠那些（指法律，作者注），主要靠決議，開會，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法律只能作為辦事的參考。”五十年代后期還認為：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報》一篇社論，全國執行，何必要什么法律。到了文革期間，政策文化的專制獨尊已經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法治文化橫遭摧殘，消聲匿跡。
七十年代末以來，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孕育的社會巨變再一次實證了中國政策文化的強大力量。然而，改革開放政策在推進中國經濟、政治體制變革的同時，客觀上卻推進了中國現代法治文化的形成和發展。進而在法理學上引發了政策與法律關系的深入討論。在討論中，主要圍繞兩個互相聯系的問題展開。一是兩者的關系問題，大致有三種觀點：法律高于政策；政策高于法律；政策與法律不能分出高低主從。二是政策與法律發生矛盾時應該怎樣處理，也有三種意見：應該執行法律，依法辦事；應該執行政策，按政策辦事；應該對具體情況進行分析，然后再決定按政策還是按法律辦事。隨著討論的進一步深入，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執行政策與執行法律在本質上應該是一致的，執行政策必須有利于實施法律，有利于樹立法制觀念；政策對法律有一定的指導作用，但政策必須受法律的制約，而不能違反法律；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特別是在建立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條件下，“必須從過去主要依靠政策過渡到主要依靠法律辦事。”這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和必然規律。必須明確發展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建設，都離不開法制的保障、制約和導向。“依法辦事，樹立法律至上的權威性，應是法治國家的主要之點。”
政策社會和法治社會的區別、政策文化與法律文化誰居主導的不同，實質上就是政治權威和法律權威的區別，是人治和法治的區別，是法律的工具性和價值性的區別。根本意義上講，是集權專制和民主共和的區別。這是一個治國理念和治國實踐的根本性問題。更深層次的原因還在于，在法律具體運作中，政治結構的不合理，政治權力的無限擴大壓抑著法律的正常發揮，權力與法律的爭斗交錯，法律與政策、法律與黨的作用混淆都可能使法律淪為權力的附庸或政策的補充物。
二十多年法治文化的發展和成熟，并沒有改變中國現在仍然是一個政策社會的現實，當今中國社會至多是一個縱比建立了比較系統的法律體系的法制社會和政策社會的混合體，而不是法治社會。法律作為政治的附庸的地位并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對超越于法律之上的“道德理想國”的追求和崇拜心理并沒有消除。一些與法治國不相符合的法律文化思想并沒有清除，許多關系特別是黨與政府、黨與國家權力機關的關系并沒有理順。因此，要使法治文化走向繁榮，實現政策文化與法治文化的良性互動，尚要經歷一個漫長的曲折過程。
5．內隱法律文化嚴重滯后于外顯法律文化發展。
法律文化是一個內容豐富的文化結構復合體，它既包括由法律心理和法律思想體系組成的內隱法律文化（法律意識），又包括由法律制度規范體系和法律組織機構設施組成的外顯法律文化。雙層結構多個元素的矛盾互動，形成法律文化不斷變遷的立體演進形態。改革開放以來，內隱法律文化與外顯法律文化都得到程度不同的發展，但前者明顯落后并嚴重制約后者的發展，進而影響到中國整個法律文化的現代化進程。
外顯法律文化的載體就是法律上層建筑本身，法律制度是主要標志。在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歷程中發生了巨大變遷，基本適應現代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從立法角度看，黨和國家領導人切身感受了文革期間無法無天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應該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訴訟法和其他各種法律”。于是，一場蔚為壯觀的立法運動就此在共和國全面鋪開，立法速度不斷加快，立法數量與日俱增。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已初步構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框架，從根本上改變了“無法無天”的狀況。據統計：自1979年起至1999年8月底，除新憲法外，共和國最高立法機關已審議通過了253件法律、106件有關法律問題的決定。此外，國務院頒布了800多件行政法規，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或批準了7000多件地方性法規，國務院各部委和地方政府還發布了3萬多件規章。共和國重建法制以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審議通過的300多件法律和有關法律問題的決定中，五屆期間為60件，六屆期間為63件，七屆期間已上升至87件，八屆期間更是猛增到117件。1995年2月28日召開的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2次會議，更是創下了共和國立法史上的空前記錄，一天就出臺了7部法律。據測算：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期后，最高立法機關平均每13天就“生產”出一部法律，國務院平均每6天就制定出一部行政法規。比立法數量更能說明問題的是法制體系的發展水平，經過漫漫二十多年的立法追求和奮斗，一座以憲法為基石、以民事的、刑事的、經濟的、國家機構的和訴訟等方面的基本法律為骨架、以各種不同層級的法律法規規章為構件的現代法制大廈基本形成。伴隨著法制體系框架的成功構建，一個一度無法可依的國度，終于獲得了基本有法可依的新生；從立法技術上講，也進一步走向成熟和規范，出臺了《立法法》，立法“二審制”變為“三審制”，形式上確保了立法的質量和法律的公平性；新的情況“不僅要求制定新的法律，而且也要求創設適宜的機構實施新法律。”現在，法律組織機構也已更加專門化、專業化和精細化，不僅司法部門內部已分工日趨成熟，行政部門亦主要成為政法律法規和規章的而不僅僅是政策和上級指示。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中國的外顯法律文化將更加理性化、國際化和現代化。
與外顯法律文化相比，內隱法律文化屬于思想上層建筑范疇，遠離經濟基礎，卻與本民族的傳統文化盤根錯節，因而具有相對的獨立性、穩定性和滯后性。盡管社會發展，上層建筑也隨著社會經濟基礎的變化而發生相應變化，但要使內隱法律文化發生變遷，需要經歷一個非常緩慢的時間和過程，特別是法律心理層次，它是一個民族千百年來文化傳統積淀的產物，經世代相傳而取得穩固的地位，形成一種“超穩定形態”，即使受到外來文化的沖擊，它也會堅守自己的陣地，采取排斥態度。法律思想體系是內隱法律文化的高級形態，是理論化、理性化、體系化了的法律心理和法律價值觀。較之法律心理而言，它與經濟基礎和政治法律上層建筑有著更多的聯系，是一種“亞穩定形態”。但是，法律思想體系的主體一般是一個社會中的法學家，法律工作者及其他各階層受過系統法律教育的人士和公民，而不可能是全體成員，不能代表整個內隱法律文化的變遷過程；其次，就法律思想體系本身而言，受傳統法律思想影響甚大，在許多問題上難有根本性的突破。
不可否認，社會的巨變必然觸動內隱法律文化穩態局面，廣大民眾的學法、守法、用法意識明顯增強，廣大法律學者的法學研究熱情更是進一步高漲，從觀念、思想和理論上努力適應中國的法治化進程。但是，由于內隱法律文化的“超穩態”特征， 在許多方面又嚴重阻礙了外顯法律文化發展，成為中國法治化建設的反向動力。第一，在治國理念上，“重禮輕法”、“德主刑輔”思想一直貫徹始終，從根本上說是與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格格不入的；第二，仇視法、輕視法、不信任法以及“將訴訟同教化相聯系”的厭法心理，在廣大民眾當中仍有深厚的思想基礎，這與“法至上”、“法信仰”的法治原則難以相容；第三，法律意識不強和法律素質不高，直接影響到立法質量、法律制度完善和法律體系的構建以及執法守法環境。當前存在的諸多法律頻繁修改、法律的不統一、嚴重的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和執法混亂狀況就是很好的說明。“一個較為現代的制度性法律文化缺少與之相協調的觀念性法律文化的配合”就不可能正常運轉。因此，實現法律文化的現代化，僅有外顯法律文化的現代化是不夠的，從更深層的意義上講，只有內隱法律文化的現代化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法律文化現代化。
改革開放以來二十幾年的法律文化變遷，除了呈現以上幾個鮮明特征以外，還表現為從只承認法律的工具性、民族性和階級性特征到逐漸認同法律的價值性、共同性和社會性特征的轉變。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中國與國際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交往的日益頻繁，中國法律文化在變遷過程中將會有新的特征不斷涌現，從而更加全面深刻地印證中國法律文化的現代化進程。
三、法律文化現代化的實現途徑
法律文化的變遷過程是一個法律文化現代化的漸進過程，而法律文化的現代化是構筑法治社會大廈的前提和根基。西方法治實踐歷程充分證明了文化進步的重要意義。正如某位學者評價西方近代法治時說：“沒有這個由文化到政治，由抽象到具體制度的轉化，就不會有近代法治。”但是，中國自古以來的法律文化傳統整體上無法創生出現代法治，在許多方面，文化傳統還因其與現代法治的深刻矛盾與沖突，構成了現代法治的反向力量。因此，要實現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民主政治目標，必須充分認識到法律文化建設的重要性，努力實現中國法律文化的現代化。
（一）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實現經濟市場化和政治民主化。
著眼于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集權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轉變，從社會經濟形態的轉型和政治結構的變革中去尋找中國法律文化現代化的歷史動力，是一種科學認識方法。商品經濟的形成和資產階級政治制度的確立實現了西方法律文化的近代化，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實現了西方法律文化的現代化。西方法律文化的近代化和現代化總是與西方經濟形態和政治結構的變革相伴隨，這一規律與馬克思主義關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基本原理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中國法律文化的現代化也必須首先從中國經濟政治變革中尋找根本動力。
首先，“商品經濟這一社會人類學的歷史運動，同時伴隨著文明社會法權關系與法律文化的深刻改變。”在分析法律文化的進步時，經濟因素是我們必須給予高度重視的一個歷史動因。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形態只能產生與之相適應的傳統法律文化樣式，以市場經濟為特征的資本主義社會必然導致傳統法律文化的現代轉換，以計劃經濟為特征的傳統社會主義社會也形成了特有的法律文化樣式，這既是歷史現實，又是規律。可見，要實現中國法律文化的現代化，根本動力之一就是實現經濟的現代化，即不斷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促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一步確立和完善。其次，相對于經濟因素來講，政治因素對法律進步的影響更為具體和直接。第一，執政者的治國理念直接影響法律的地位和權威。西方自古希臘以來就形成的“法治國”傳統與中國幾千年對超越法律之上的“道德理想國”的苦苦追求而導致的“重禮輕法”就是鮮明的例證；第二，執政治者的政治主張為了能夠得到廣泛的服從，往往都會通過法律的形式加以具體化、固定化和條文化。從這一角度講，法律就成了政治的一種反映裝置，政治的每一個進步都會在法律中得以顯現，亦即表現為法律的進步。所以，要實現法律文化的現代化，離不開政治的民主化和政治體制的現代化。
（二）正確處理繼承傳統法律文化與移植西方法律文化的關系，促進法律文化的現代化轉變。
法律文化的現代化，本質上就是要建立一套與現代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相適應的并由現代化了的人所主動接受的動態法律觀念價值體系。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為基礎、以鞏固皇權神圣不可侵犯為宗旨的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因其具有的專制性、等級性、封閉性以及重刑輕民、刑罰酷烈、缺乏正當程序觀念等特征而與現代法律文化根本對立，傳統法律文化從總體上不可能再生現代法律文化。但是，也決不能由此而全盤否定傳統法律文化。應該看到，中國傳統法文化曾給我們民族和國家增添了光彩，它向世界傳遞過智慧之火，它是一筆財富，同世界上任何一種文化體系一樣，既有守舊消極的因素，也有進取積極的一面。我們決不能在一片廢墟上構筑我們的現代法律文化。我們可以在剔除了傳統法律文化的內核之后，對某些方面給予創造性的轉換，使之附屬于新的內核之上。當然，任何一種形式存在的傳統法律文化，都必須在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面前接受洗禮，“合者存，不合都亡，再也不能讓舊的纏住新的，死的拖住活的。”
另一方面，世界法律的發展史表明，法律移植是落后國家加速法制發展的必由之路。通過對中西法律文化的考察可以發現，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別，實質上是自然經濟、產品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差別，是農業社會與工業社會的差別，是封閉社會、半封閉社會與開放社會的差別，是鄉村社會與城市社會的差別，是倫理社會與法理社會的差別。一句話，中西法律文化乃至整個中西文化的差別，是“古”與“今”的差別。西方國家為人類創造了發達的法律文化，這是人類的共同財富，作為在整體上處于落后狀態的我們，必須大膽地移植其先進的成果。法國著名比較法學家達維德說過：“在法的問題上并無真理可言，……很多改進可以在別人已有的經驗中汲取源泉。”因此,只有不斷地鑒別和吸收，才能不斷地改進，我們不必過分懼怕移植西方的法律文化，馬克思主義就是從西方引進，迄今已成為大多數中國人的政治信仰。魯迅先生說的好：“雖是西洋文明罷，我們能吸收時，就是西洋文明也變成我們自已的了。好像吃牛肉，決不會吃了牛肉自己也即變成牛肉的。要是如此膽小，那真是衰弱的知識階級了……”不要“一到衰弊陵夷之際，神經可就衰弱過敏了，每遇外國東西，便覺得仿佛彼來俘我一樣，推拒，惶恐，退縮，逃避，抖作一團，又必想一篇道理來掩飾。”改革開放以來，傳統法律文化與原社會主義法律文化賴以存在的物質生活條件發生了巨大變化。以封建政治權力為特點，以道德為本位的傳統法律文化及以計劃經濟為特點、以義務為本位的社會主義法律文化已經難以為人們在新的物質生活條件下的法制建設和法律生活提供有效的知識和經驗，必須加以變遷，實現向現代化的轉變。影響中國法律文化變遷的外部文化因素主要就是西方法律文化。盡管中國法律文化有其自身的某些優越性，但沒有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天然細胞，移植西方法律文化并使之本土化對完善中國法律制度、提高民眾法律素質方面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三）公平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樹立法律信仰。
所謂法律信仰，就是“人們對法表現出一種忠誠意識、神圣崇尚、巨大熱情和高度信任，它包含著社會對法的理性推崇，寄托著現代公民對法律的終極關切及法律人的全部理想與情感。”改革開放以來二十多年的立法活動，建立了相對完備的法律制度，初步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但是，法律在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實現程度極低，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或亂究的現象大量存在，法律缺乏應有的權威性，社會公眾與法律之間甚至存在某種程度的內在緊張關系，表現出對法律的冷漠、厭惡、規避或拒斥，而不是對法律的熱情、期待、認同和參與。究其根源，就在于長期以來由于傳統的、黨的、國家的和民眾的原因而導致的法律信仰的缺失。“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而只要法律沒有被信仰，“只要法律還沒有被看成是堅固的堡壘，以阻止實施任何與法律相抵觸的國家決定或黨的決議，……社會就沒有避免重復出現悲慘事件的保障。”法律信仰問題是整個法律理論的最高問題，它是法律的實施、功能、價值以及效益能否真正實現的文化支撐點。
在中國現階段，實現法律信仰，必須解決以下幾個問題：第一，立法公平，包括立法程序民主公開和法律內容平等公正。“被人們普遍所遵守的法律必須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人們對法律的信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們需要法律并實際感知到法所具有的神圣性、公正性和權威性，“如果認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況下可能有公正的法官，那簡直是愚蠢而不切合實際的幻想！既然法律是自私自利的，那么大公無私的判決還能有什么意義呢？”法律制度可以完備，但如果法律只代表某個政黨或者某個政府部門的利益，搞“法律走私”，法律不符合“法”的要求，不體現公平、正義等終極價值，法信仰就無從建立。第二，執法嚴格公正。這里的執法，既包括行政執法，又包括司法。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實現了“平之如水”，接下來的關鍵就是執法者。“執法官乃是會說話的法律”，如果執法官作出一次不公正的判決，那比一次犯罪禍害猶烈。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執法環境雖然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在執法活動中亂立章法，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干擾執法，越權執法，濫施處罰，以罰代法，以罰代刑，徇私枉法，貪贓枉法，不履行法律職責等執法違法現象仍然存在，有些現象還表現相當突出。“執行法律的人如果變為扼殺法律的人，正如醫生扼殺病人，監護人絞殺被監護人，乃是天下第一等罪惡。”執法者的公正與否以及他們本身的法律信仰問題，直接影響到社會公眾對法律的信仰。正所謂“生殖與災荒，皆天也，法制與悖亂，皆人也。”
（四）強化法制教育和普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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