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謝侃 ]——(2002-6-8) / 已閱21343次
從周立太訴銀行借款案看格式合同的司法審查
一、案件事實概要
2001年9月13日，周立太與某銀行某市一支行訂立借款合同，約定由該銀行借款69萬與周立太購買商品房，周立太以其所購房屋作抵押為借款擔保。借款合同為銀行預先制定的合同，該合同第八條第五款規定：周立太應辦理抵押物在抵押期間的財產保險，并承擔保險費，財產保險的第一受益人為該銀行，且保險單證由銀行代為保管。周立太在簽訂該合同前對此條款提出了異議，但銀行未予接受。2001年9月19日，周立太依約自行繳納保險費完成抵押房屋之保險，銀行也如期提供借款。之后周立太以銀行要求借款人辦理保險屬違反自愿和誠實信用原則為由，將該銀行和保險公司告上法院，訴求法院判定該辦理保險條款無效。
二、一、二審裁判要旨
一審法院經審理認為：周立太對銀行提供的格式合同所含之辦理保險條款內容是明知的，其有權選擇是否訂立此借款合同，周立太選擇與銀行訂立合同，表明雙方對該條款進行了協商并達成一致，是雙方真實意思表示，該合同的內容亦未違反法律和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因而該借款合同及所含辦理保險條款應屬有效，遂作出駁回周立太訴訟請求的判決。周立太不服，上訴于二審法院。二審法院經審理認為：雙方簽訂的雖系格式合同，但周立太在簽訂前已知曉辦理保險條款并提出異議，而后雙方訂立合同，系真實意思表示，周立太參加保險亦屬自愿，且借款合同未違反法律、法規的禁止性規定，合同應屬有效，遂維持一審判決，駁回周立太的上訴。
三、周立太與銀行之間訂立的是格式合同
格式合同是隨規模經濟的興起而產生的，當一個經營者要與無數個對象交易時，為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經營者均將事先擬定的交易合同反復使用。格式合同本身并無好壞，只是在于人們怎么去利用它。格式合同在不同國家有不同的稱謂，如標準合同、附意合同、附合合同、加入合同、定型化契約等等，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二十四條表述為“格式合同”，《合同法》第三十九、四十、四十一條針對具體條款表述為“格式條款”，從《合同法》三十九條第二款的規定和相關法理看，格式合同可被解釋為這樣一種合同：未經協商，由一方預先擬定，在交易中反復使用，而另一方不能變更其內容，只能全部同意或不同意的一類合同。它的主要特點在于，該類合同的內容只由一方事先確定，另一方要么接受，要么走開，沒有協商變更的余地。格式合同大量存在于人們的社會生活中，可以說人們已經離不開格式合同，從衣食住行到其他方方面面都存在格式合同，如用水、用電、用氣，上餐館就餐、出門乘公共汽車等等，交易雙方之間都是建立的格式合同這一法律關系。本案中銀行和周立太之間訂立的借款合同正屬此類，銀行根據自身需要，預先擬定借款合同，印制成冊，在房屋抵押借款經營中反復使用，借款人在訂立此合同時，要么簽字訂立合同，要么走開不能訂立合同無法借到錢，周立太就曾對合同中辦理保險條款提出異議，要求變更修改，但銀行予以了拒絕，毫無協商的余地，作為借款人的周立太只有全部接受合同內容與銀行訂立格式借款合同。
四、格式合同的效力審查
我國合同法第八條規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對當事人具有法律約束力”。法國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四條更是將合同的效力規定為：“依法成立的合同在締約當事人之間具有相當于法律的效力”。可見合同一旦被確認有效，即產生強烈的約束力，非經法定主體依法定程序不得撤銷、變更，當事人必須遵循合同去行為，否則要承擔相關的違約責任，這一規定同時也約束了法官不得輕易否定合同的效力。筆者認為，法官在審理涉及合同紛爭的案件時，首先就應查明合同的效力，判定了合同的效力才能明確依據什么來判定當事人的權利義務。對于格式合同也是如此，判定合同效力是第一步，如果合同有效，就按照合同判定當事人的權利義務，如果無效，就按照法律規定判定當事人的權利義務。
（一）格式合同首先應符合一般合同的所有效力要件
依據《民法通則》關于民事行為效力的規定和《合同法》關于合同效力的規定，合同效力要件一般包括：一、締約人應具有相應的行為能力，二、締約人意思表示真實，三、不違反法律和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和不得損害第三方利益，四、合同必須具備法定的形式。這些是除涉及身份關系合同外一切合同均應符合的效力要件，若審查發現格式合同有上述效力要件的欠缺，則當然無效。就本案而言，上述要件中的第一、四兩個要件完全具備，而對第二、三兩個要件，筆者認為仍有值得探討的地方。
（二）對締約人意思表示真實的審查
合同是平等主體之間設定民事權利義務的協議，但通過合同這種形式進行的民事行為卻不一定是表達了主體的真實意志，即“合同的非即意思表示真實的”。
1、意思表示由內心意志和外部行為組成，二者表達的意思一致時，意思表示即真實
意思表示真實是指締約人在自由的狀態下作出與內心意志一致的行為表示，即行為真實地表達意志。意思表示由內心意志與外部行為兩部分構組成，內心意志是看不見摸不著的，他人無法予以控制，因而意志總是自由的，而外部行為就不一樣，它要受到外部因素的制約，當行為表達的意思與意志所表達的意思一致時，意思表示就可以說是真實的，當行為表達的意思與意志所表達的意思不一致時，意思表達就不是真實的，例如某人想擁有一個質量較好的燃氣熱水器，向商家支付了相應貨款購買熱水器，此人的內心意志所包含的意思為獲得一個質量較好的燃氣熱水器，他的付款之外部行為使他達到了目的，他的愿望在現實狀態中得以滿足，這就是此人意思表達的真實；反之，此人仍是想擁有一個質量較好的燃氣熱水器，但卻在燃氣公司以供氣為條件的暗示下，以同等價款向指定商家購買了一個質量較差的熱水器，他的內心意志所含意思未變，但外部行為卻發生了變化，對象和標的變了，未能達到他的目的，不能讓他的愿望在現實中得以滿足，這就是意思表達的不真實。本案中，周立太與銀行訂立合同后，他們就具有了同樣的外部締約行為。合同是由銀行事先制定的，且簽訂時未修改，對于任何一個正常的人（自然人、法人）來說，事先擬定的合同能被絲毫不差或以未損及實質的方式得以簽訂，那么可以肯定地說，擬定此合同的人（自然人、法人）之內心意志與外部締約行為所表達的意思肯定是一致的，因而意思表示也就是真實的，銀行即是如此；而作為借款人的周立太，他未能對合同進行任何的修改，他只是把銀行事先擬定的內容通過簡單的簽字行為作為了自己外部締約行為的意思內容，雖然外部締約行為所含的意思已經明確了，但他的內心意志所包含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否與外部行為所表達的意思一致呢？難道只要周立太明知借款合同內容，且又具有不簽字的權利，而他一旦簽字就表明他的締約意志與締約行為意思一致了，其意思表示就是真實的了？筆者認為這仍需進一步審查。
2、審查意思表示真實的方法
外部行為表達的意思指向的是一種現實狀態，即通過這一行為在客觀上能達到什么目的，起到什么效果，而內心意志所包含的意思是指向的一種愿望、希望，即希望通過行為實現什么的一種想法。對于外部行為是比較容易查明的，可以通過合同書面內容或者履行的事實等予以查明，而作為主觀想法的內心意志就不那么容易查明了，但查明它卻是判定意思表示真實的關鍵。當法官在訴訟中查明了締結格式合同的行為所含意思后，怎樣才能探明內心意志呢？這就給法官出了一道難題，內心意志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決定了查明它的難度，而當事人在訴訟中的陳述幾乎不可能被法官作為確定其內心意志內容的證據加以采信，除非是不利于自己的自認，從而使直接查明內心意志陷入了困境。從我國法律的規定看，是采用了排除的方法解決這一問題，即只要沒有影響意思表示真實的因素存在，就推定內心意志所含意思即與外部行為所含意思一致，意思表示即真實。把查明內心意志的問題用排除和推定加以了轉化，把審查焦點引入到影響意思表示真實的因素之上，即看有沒有影響的因素存在。從合同法涉及意思表示真實之因素的規定來看，包括：第五十二條第一款第一項：“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此時合同當然無效；第五十四條第一款第一項：合同“因重大誤解訂立的”， 和第二款：“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的合同”，此時受損害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撤銷合同。上述共計四種因素：重大誤解、欺詐、脅迫、乘人之危。如有此四種因素出現，意思表示就有可能不真實。本案中，不曾有重大誤解、欺詐、脅迫、乘人之危四種因素存在，那么是否就可以說周立太的意思表示真實了呢？筆者認為不一定， 現實社會中的情況非常復雜，并不是除了上述四種因素外就無別的因素可影響意思表示真實，應當還有其他因素的存在，只是緣于法治要求和法律至上原則，當法律未有規定時不得超越法律而擅自將其他因素作為影響因素予以適用。
3、壟斷是其他因素中的首要因素
筆者認為，在采用格式合同方式的交易中，一方如果處于壟斷地位與相對方進行交易，那么相對方的意思表示就有可能不真實。因為處于壟斷地位的交易方，它在交易中能夠單純依據自身的需要來確立合同的權利義務，而不用太多顧及對方的要求。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壟斷經營主體的不自覺之首選，在不斷進行和反復的交易中，壟斷主體總是在保證交易能夠繼續、利益能夠最大化的條件下力求加重對方義務，擴大自身權利。當相對方對壟斷的產品發生需求時，他的選擇非常有限，他要么答應壟斷方的所有條件，滿足自己的需求，要么走開，需求得不到滿足。當他選擇前者，答應壟斷方的條件時，相對方只是在滿足自身需要和“完全走開”之間做出的“不得已選擇”。此時，雖然相對方仍是采用合同的方式承諾了壟斷方的條件，從外部締約行為上看是答應了壟斷方的合同內容，但相對方的內心意志不能說是與壟斷方一致的，他內心仍然是想與壟斷方通過協商、討價還價，然后在合同權利義務上各有所進、各有所退地訂立合同，只是緣于經濟力量的懸殊，而“不得已”為之，這樣的締約絕不是相對方真實意思的表示。壟斷在我們這樣一個經濟體制處于轉型時期的國家大量存在，如最為平常且又必須的水、電、氣經營，在城鎮居住的人誰敢說，自己不用自來水公司的水，而自己到河里、井里挑水喝，誰敢在壟斷方以供水為條件的情形下與之討價還價，簡直是不可想像。只有當壟斷方的“苛刻”條件威脅到相對方的更為重要的需求時，相對方才會放棄壟斷方提供的需求，比如一戶年收入僅幾百元的農戶，電對他們的生活是很重要，但電價被某些部門和個人層層加碼，一度電要支付幾元甚至十幾元時，用電的開支將威脅到他們的衣食需求，衣食總比用電重要，他們只好放棄。在他們能夠勉強承受電價時，他們與壟斷方訂立的合同是表達了真實意思嗎？肯定不是。
如果在今后壟斷能被法律或行政法規肯定為影響意思表示的因素之一，那么應由誰來確認壟斷呢？是否是現在任何一級法院的任何一名法官均可予以確認呢？確認壟斷是一個很復雜的過程，沒有一個科學的判定主體、判定程序及標準，對壟斷的判定就容易失之偏頗，達不到規制的目的。筆者認為，行使司法審判權只有一名（獨任審判方式）或幾名法官（合議審判方式），從他們具有的相關經濟知識以及時間精力等方面看都不可能做出準確的判定。在此可仿效國外的某些做法，在國務院內設立專門機構，承擔判定壟斷和對非法壟斷（有些壟斷是合法的，如憑借專利）予以處罰的職責，當法院在案件中需對壟斷予以判定時就交由該機構予以判定，對只涉及地區的壟斷，可由該機構在地區設立派出機構予以判定。
針對本案，筆者認為銀行有壟斷之嫌。但若付諸司法實踐，仍需按上述程序進行判定，不可擅定。銀行與周立太之間交易的是一種“抵押借款服務金融產品”，但這一產品是非常特定化的，它依賴于開發商出售的房屋而進行交易。每一套被出售的房屋可以由買方決定是否另行購買這樣一個附著在其上的“金融產品”，即是否采用抵押借款方式購買房屋。若采用此方式，購買方實際就購買了兩樣商品：房屋和“抵押借款服務金融產品”，他需要承擔房款和借款利息、保險金等等作為對價。目前，開發商一般就一個出讓地塊只與一個銀行聯系為購買方提供借款，該銀行就自然壟斷了該地塊上房屋的“抵押借款服務金融產品”的銷售，這家銀行就成了唯一的銷售者，若購買方需要借款就別無他選，有且只有這家銀行出售該商品。另外，由于土地的稀缺性造成單套房屋在絕大多情況下無法互相替代，房屋不同于電視機、電冰箱等商品，不同生產者生產的電視機、電冰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替代，不買此產品可買彼產品，購買方可通過選擇其它商品使需求得到完全滿足。而房屋就不同了，不同地塊的房屋，座落不一樣，價值、結構、功用、朝向、采光等也不一樣，再加上設計不同、銷售和物管服務不同等因素，它們之間無法完全一致，因而也就不能要求借款人為了去選擇其他銀行，放棄自己想選擇的房屋而去購買其它地塊上的房屋。這里有些象美國微軟公司壟斷案中視窗（windows）操作系統軟件與瀏覽器（explorer）軟件一并銷售的情形，你不能要求用戶為了選擇其它公司的瀏覽器而放棄想使用的視窗操作系統軟件，或者你要使用視窗操作系統軟件就必須將微軟公司的瀏覽器軟件一起買下，這種要求對用戶是不合理的。
（三）對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的審查
對格式合同是否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的審查，可從三方面去審查，一為對一般合同均適用的強制性規定；二為專門適用于格式合同的強制性規定；三為調整合同所涉及的特別法律關系的法律、行政法規之強制性規定。從本案的案情看，針對格式合同的強制性法律規定和涉及本案保險問題的強制性法律規定還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1、對是否違反合同法公平條款的審查
我國合同法直接明確規范格式合同的條款只有三條（第三十九、四十、四十一條），此三條是對格式合同的概括性規定，其中涉及本案適用的主要是第三十九條，該條規定：“采用格式條款訂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定當事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請對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責任的條款，按照對方的要求，對該條款予以說明。”該條屬強制性規定，格式合同應予遵循。本案中，銀行提供之借款格式合同所確定的權利義務是否公平成為了審查的焦點。
①公平問題是直接適用原則的問題，原則不應當被擅用
筆者認為，合同法第三十九條對“公平”的表述實為合同法第五條“公平原則”的直接表述，在整個合同法中，除第五十四條（訂立合同時顯失公平的，可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對該合同予以變更或者撤銷，此條也是公平原則的直接表述）提及公平外，未有其他條款對公平予以進一步具體明確和細化，法官適用起來甚為空洞與抽象。公平在法律中的徑直表述，表現為一種沒有行為要件和行為效果的概括方式，是原則性的規定。原則作為一部法的精神性規定能起到統領作用，同時，也給法官留出了很大的發揮空間，能使法律在法官筆下口下與時俱進，在一定程度上解決法的滯后性問題。但也應注意，原則是不應當被擅用的，因為它太為抽象、概括，它的內涵甚為模糊，不加約束隨意解釋將導致法官的自由裁量權無限擴大，最終使司法失之偏頗。特別是在法官素質不高、司法獨立不夠時，原則將會成為某些法官或某些能控制法官之人以法謀私的突破口，特別是在交易活動中，若輕易判定為不公平，將損及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公權也就披著法的外衣替代了私權的行使，在我國目前的體制環境下這樣做的危害將非常大。
②對本案中格式合同是否違反公平規定的審查
對公平的解釋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在學理界也有許多種說法，這與解釋主體（學者、法官等等）自身因素和被評價是否公平的事實所涉因素相關，這些因素將導致對公平的評價各不相同。例如解釋主體的閱歷、其所處環境不同、所在時間，被評價事實發生的時間、地點等等，如一件衣服，它的交易價格是否公平要受很多因素影響，衣服的設計、材質、供求關系、經歷（被某位名人擁有過）等等因素均可能影響它的價格，這樣就很難做出一個明確的評價。本案中，周立太與銀行的交易是否公平不好輕易判定，銀行推出了金融產品——“借款”，交易相對人——借款人須承擔的對價包括：支付利息、如期歸還本金、提供房屋抵押、加入保險、承擔保險金等等。其中，加入保險、承擔保險金是否成為借款人的義務，或者說既使加入保險，保險金由誰來承擔，才算公平，這不好認定，這要交由法官去直接確定，難度很大。猶如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絕大多數商品由國家定價，是否公平呢？實踐證明這種作法是失敗的，只有讓市場去確定，讓資源配置原則去發揮作用，這樣產生的價格才較為公平，但這有個前提，就是市場必須是有效競爭的市場。筆者認為，在案件中判定是否公平，可依照法律、司法解釋的規定及立法文件的精神去處理，或者參照最高法院或高級法院的個案判例內容去判定。就本案而言，若能如前述確認有壟斷存在，在以壟斷為前提下，可由法官根據案件情況進行自由裁量判定違反公平規定。
2、對是否違反保險法的審查
本案中周立太與銀行之間的借款合同中涉及保險的條款并不多，其中合同對設定銀行為“第一受益人”的約定，筆者認為有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之嫌。
受益人這一概念在人身保險合同中是否存在，學理界各有說法，但若法律已有規定就必須遵從法律。《保險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險合同中由被保險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險金請求權的人，投保人、被保險人可以為受益人”。保險法對“受益人”這一法律概念予以了明確立法解釋，把受益人的外延限定在人身保險合同之中，即只有人身保險合同中才存在受益人這一概念。可見財產保險合同中是不存在受益人這一概念的，更不可能存在第一受益人這一概念，在財產保險合同中使用受益人是銀行為維護自身利益的一大“發明”。另《保險法》第二章第二節“財產保險合同”條款中亦未有受益人的表述，而對涉及財產保險的一切求償權，保險法規定盡歸于被保險人，此亦為財產保險中無受益人概念的一反證；再者，中國人民銀行頒布的規章——《中國人民銀行個人住房貸款管理辦法》也未規定能將銀行設為第一受益人，只是要求借款人參加保險。這些都足以說明受益人只得在人身保險合同中出現，而不能在財產保險合同中使用。對此有的人提出，合同法所稱違反強制性規定是指違反法律、行政法規中以“不、不得”等否定形式表述的禁止性條款或明確表述為“應當、應、必須”的命令性條款，只有如此才算違反強制性規定，而如保險法上述表述的條款不算作強制性規定。但筆者認為，這樣的理解太過狹窄和機械。這里涉及到對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一款第五項“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中的“強制性規定”予以理解解釋的問題。強制從文義上講是指強迫、迫使，指一種非屬自身意愿的狀況，從立法意圖看，強制與任意相對，凡為法律所確定的，又非可自由選擇的，皆為強制。即法律確定了行為人的行為模式，行為人沒有選擇的余地。如果把強制限定在表述為“應、應當、不、不得”的條款中就過于狹窄了，法律中要表現“應當”，并非一定要出現“應當”的字樣，漢語言是非常豐富的，它可以采用多種方式結合條文的需要表達強制本意。如勞動法第六十二條規定：“女職工生育享受不少于九十天的產假。”此中就無此等字樣，但卻表達了女職工產假應當大于或等于九十天的強制意圖。又如民法通則第十六條規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監護人。若按上述的機械觀點，是不是只要法律未在其后加上“其他人不得作為監護人”的字樣，就可以認為此條非強制性規定，在父或母仍具監護能力的情形下，公民可以隨意將其他人設定為監護人呢？顯然不能。保險法中雖并未有“財產保險不得設定受益人”或與之意思相同的字樣，但這不能說保險法就此就無強制性規定，保險法是從正面對受益人的適用問題予以了強制性規定，即財產保險中不得有“受益人”出現，當然也無“第一受益人”出現。因而，法官在審查此借款合同時，應判定此設定銀行為第一受益人之約定內容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而無效。
五、格式合同內容與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的關系
本案中作為被告方的銀行自持有一大優勢“規章”——中國人民銀行頒布的《中國人民銀行個人住房貸款管理辦法》，該規章第二十五條規定：“以房產作為抵押的，借款人需在合同簽訂前辦理房屋保險或委托貸款人代辦有關保險手續。抵押期內，保險單由貸款人保管。”銀行認為自己是依照規章行為，要求借款人辦理保險，是把規章的內容作為自己制定的格式合同內容，依行政法行為應無可厚非。在實際生活中的許多格式合同都不同程度地援引了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法規、規章的部分條款，把它們作為合同內容的一部分，針對這些內容在司法中應如何判定，下面筆者簡要談一下自己的觀點。
1、以法律、行政法規作為格式合同內容，應當然確認有效
民法通則第五十五條規定：民事法律行為不得違反法律或者社會公共利益；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一款第五項規定：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的合同無效。法律規定合同內容必須遵循其強制性規定，即強制性必須成為合同內容的一部分，若當事人選擇法律的任意性規定，司法中也無須審查，直接判定有效。
2、以地方性法規和規章作為格式合同內容，法院無權審查
合同法第五十二條沒有把地方性法規和規章納入其中，也就表明合同既使違反地方性法規和規章也同樣有效，只是存在承擔行政責任的可能，但民事上仍有效力。這是違反地方性法規和規章的情況，若不是違反而是把地方性法規和規章的內容納入到合同中去，法院是否應對此內容予以審查呢？能否判定無效呢？現行憲法第一百二十六條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筆者認為此“法律”非僅指全國人大所立之法，是一廣義的概念。依立法法第二條規定：“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的制定、修改和廢止，適用本法。”另行政訴訟法第五十二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為依據。”從此二法條可知，地方性法規也屬法律范疇，法院在審理案件時應當遵循，不得進行審查予以否定。把地方性法規作為合同內容可免于司法審查，無判定無效之風險。對于規章，立法法表述為：規章的制定、修改和廢止，依照其法的有關規定執行，未確立它的法律地位。法院的司法權來源于憲法的確立和法律的具體規定，司法權也是一種國家職權，它也是有權限邊界的，它不可能對所有的問題都有權介入審查。根據立法法的規定，只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才有權審查地方性法規，而規章只有國務院才有權予以審查，沒有任何一部法律規定了法院有權對規章予以審查。在個案當中，如果將與規章規定相同的合同內容判定為無效，這實質與在訴訟中審查規章（抽象法律文件）沒有差異，如出一轍。即在事實上行使了對規章的“司法審查權”（此權法律并未賦予）。有的學者提出，對規章予以司法審查，并可予以否定，是緣于目前我國規章的制定狀況堪憂，我國的規章太多，太亂，并且部門立法情形嚴重，如本案涉及之規章（《中國人民銀行個人住房貸款管理辦法》）系中國人民銀行所制，它要求借款人加入保險方可借款，即表明保險費由借款人承擔，此條款系為了維護借款安全所設，但為了維護借款安全，就必須要由借款人承擔保險費嗎？銀行可否承擔呢？銀行在享有抵押的情形下賺取豐厚的利息，有經營就可能有風險，讓它承擔保險費，不也一樣可保證借款安全嗎？前些年，中國電信政企合一，在賺取巨額利潤時，還以發展電信事業為由收取各種不合理資費，這些都讓人感到非常的不合理。但不是有不合理之處必然就該由法院解決，如執行難問題，并非法院一家所能改變的。一方面，法院應遵從法治的原則，不可越法而行使權力；另一方面，國家職權有分工，應由法定的分工主體去審查，應加強國務院對規章的審查及人大對規章制定的監督，而不是把法院作為一只大口袋，出了什么問題都裝進去，該由其他機構解決的，還應由其他機構去解決。日前，國務院為順應入世需要，制定了《規章制定程序條例》，對規章的問題予以規范，其中設置了草案公布和聽證程序，如照此制定規章，設想能對“立一家之法”予以有效規制。
綜上所述，就目前我國立法現狀和法院的權限而言，只應對周立太與銀行訂立的借款合同中“第一受益人”約定判定無效，其它權利義務仍應如約定予以確認。
（重慶市渝中區法院 謝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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