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尹振國 ]——(2009-6-29) / 已閱19783次
刑罰進化論綱（一）
尹振國
[內容摘要]刑罰是社會上層建筑的一部分，必然決定于與它相適應的經濟基礎，隨著經濟基礎的變化而發生變化。刑罰是和一定的社會環境相伴而生，刑罰的進化伴隨著社會的進化而進化，通過對刑罰史的研究和對各國刑事司法實踐的觀察，我們可以發現刑罰的進化路徑是從由野蠻、殘酷、消極、不合理到文明、緩和、積極、合理；從古至今，刑罰經歷了從以死刑與肉刑為中心到以自由刑為中心再到現代正逐漸以非監禁刑為中心的發展歷程，這一歷程的演進與人類文明進步的腳步是相一致的，也是人類理性戰勝非理性的結果。
本文共分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刑罰進化的概述和理論基礎。進化由低級到高級，由簡單到復雜，種類由少到多的發展過程，是量變和質變的統一。刑罰的發展過程是從嚴酷走向寬緩、從野蠻走向文明。刑罰的發展過程和生物進化的過程是一致的。我們可以把生物進化論應用于刑罰研究中，通過對刑罰演化史的研究，運用歸納法來揭示刑罰進化的規律，并預測刑罰的發展趨勢；生物進化的基本規律是遺傳、變異、自然選擇和人工選擇，我們以生物進化論、社會進化論、法律進化論的觀點作為基礎來論述刑罰進化的基本規律。
第二部分是刑罰的起源和進化的基本概況。社會生活是復雜的，刑罰是源于復仇、源于戰爭或者源于禁忌并不具有普適性，因此，對刑罰起源的探究要根據具體的史實，對具體國家或地區進行具體分析，而不能一概論之；從刑罰自身的特點來看，刑罰的發展、演變可以分為復仇時代、威嚇時代、博愛時代和科學時代四個階段；刑罰進化的基本特點是刑罰體系的中心由死刑、肉刑轉向自由刑，刑罰由繁到簡，刑罰由嚴酷到緩和， 刑罰由注重已然轉向注重未然。
第三部分分析刑罰進化的動因。刑罰是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其形成和發展受諸多因素的影響，本文分析了刑罰進化的經濟、政治、思想等方面的因素；刑罰的進化不是自然而然的，它包含著人的智慧、人工選擇和調整，所以，刑罰制度的完善和改革成為刑罰進化的動因之一。
第四部分論述刑罰進化的基本趨勢。我們可以對已有的刑罰歷史進行的分析、總結，然后揭示刑罰進化的規律：死刑的限制和廢止；刑罰的輕緩化；刑罰實現方式的多樣化和刑罰的擴散和變異。
[關鍵詞]刑罰 刑罰史 進化 趨勢
第一部分 刑罰進化論概述[1]
一、進化、進化論、生物進化論
要揭示事物的本質，首先要弄清楚事物的概念。進化,《辭海》解釋為:“（1）亦稱“演化”，舊稱“天演”。生物逐漸演變，由低級到高級，由簡單到復雜，種類由少到多的發展過程。地球上原無生命，大約在30多億年前，在一定的條件下，形成了原始生命，其后由于變異、遺傳學自然選擇作用，生物不斷地進化，直到今天世界上存在著170萬種左右的生物。（2）緩慢的，逐漸的，不顯著的變化。在社會領域，進化同“革命”相對，指社會發展的量變階段。有時亦作“發展”的同義詞。如列寧指出，有兩種基本的發展（進化）觀念，即辯證法和形而上學。
進化論，《辭海》解釋為：亦作“演化論”，舊譯為“天演論”。通常指生物界的進化理論。生物進化論是研究生物進化、生物發展規律以及如何運用這些規律的科學，是生物學的一個重要部門。進化論一詞最初為拉馬克提出。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一書奠定了進化論的科學基礎。[2] 而現代生物學的發展，促進了生命起源、物種分化和形成學進化理論的進一步發展，認為生物最初從非生物發展而來，現代地球上生存的各種生物，有共同的祖先，它們在進化的過程中，經過變異、遺傳和自然選擇，由低級到高級、從簡單到復雜，種類由少到多。恩格斯認為達爾文的進化理論是19世紀自然科學的三大發現（能量守恒與轉換定律、細胞學說和進化論）之一。 [3]
分析進化論的概念，我們可以知道，人們通常所說的進化論是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后來，人們把生物進化論理論引入社會學、法學來揭示和解釋社會發展和法律現象發展的規律，從而形成了社會進化論和法律進化論理論。
關于事物進化的思想，早在古希臘時期就有了萌芽，赫拉克利特（約公元前350—470年）認為萬物皆在流動狀態中；恩培多克勒說生命的發展是一個逐漸的過程，不完善的形式慢慢地為較完善的形式所代替。其后的亞里士多德進一步認為，較完善的形式不但在時間上來自不完善的形式，而且就是從不完善中發展而來。“原子論者常常被稱為進化論者，他們好像認為每一物種都是重新出現的。”[4] 但由于他們相信只有與環境適合的物種才能生存。他們在精神上已經接近自然選擇說的實質，但是像在其他許多知識領域中一樣，希臘哲學家所能做到的只是提出問題，并對問題的解決方法進行一番思辨性的猜測。由于缺乏論據的思想也就只能停留在一個膚淺的樸素的層次上。
在18世紀，已經有一些博物學家開始擁護進化學說，到19世紀前半期這樣的人愈來愈多。法國的布豐提出了外界環境直接改變動物的學說。斯賓塞在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發表以前幾年。已經在論證一種成熟而具體的進化論學說。但從總體上說，在1858年達爾文與華萊士同時發表他們得出的研究成果以前，科學界是反對進化論的。
在1859年出版的《物種起源》一書中，達爾文廣泛引征在南美海面上航行五年所收集的與物種變遷有關的事實，提出了他的自然選擇觀點——屬于一個種族的個體，天賦性能各不相同，在爭取生存和爭奪配偶的斗爭中，適應環境的有用的性能都具有“生存價值”，而使具有這種性能的個體占有優勢，有更大機會延長生命或得到配偶，順利地生產壓倒多數的后裔以繼承這一有益的變異。由于不具有這種性能的個體逐漸被淘汰掉了，這一變異便有擴大到全種族之勢，這樣經過環境的選擇作用，一個不同的永久的種別慢慢地確立起來。
在我們看來，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學說包含了以下要素：其一，同一種族的不同個體在天賦性能上存在差異；其二，在生物的進化過程中，環境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最后，生物進化由環境決定，而環境的變化不可預測，因而生物的進化過程具有無目的性。
自然選擇學說作為《物種起源》的中心思想，包含了達爾文主義的精髓，它是如此的重要以致于長期以來人們將它視為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的全部，而忽視了達爾文關于人工選擇的思想。其實，達爾文是很重視人工選擇的作用的。在 《物種起源》一書中達爾文認為，家養物種起源于少數幾種野生物種，但由于物種本身有遺傳和變異兩種性質，其中對人類有用的變異就在人工選擇過程中被保留了下來，保留了下來的有用的性狀通過遺傳繼續傳給后代，后代中又出現的變異則再一次被選擇。這樣，家養物種就沿著對人類越來越有用的方向進化。
可見，相對于自然選擇，人工選擇能在一個相對較短的時間內造就出適合于人類需要的物種。因而，在我們承認人工選擇的有限性即由于自然條件地理上和歷史上的多樣性，自然界所造就的物種遠比人工造就的多得多的同時，我們似乎也應該看到自從人類產生以后，人工選擇也在改變著生物的進化歷程，雖然其范圍有限，但在它能作用的范圍里，其效果卻比自然選擇更為明顯。自從人類出現以后，人工選擇也是生物進化的原因之一。[5]
二、社會進化論、法律進化論
達爾文在自然選擇說基礎上建立的進化論,不但使直接有關的科學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而且也在其它思想領域引起了深刻變化。就社會進化論產生的意義來說，社會進化論的產生給形而上學及神創世界的物種不變論以沉重的打擊，對探索社會發展的自然規律性和對社會發展進行客觀的、科學的研究起了積極的作用；就進化論對法律和法學的影響,龐德這樣評價到：“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達爾文為那一代人創造了大量的語匯,提供了各種模擬,而且還指明了思路,因此,達爾文的貢獻決不亞于拉普拉斯為第一代社會學家所做出的貢獻。”[6] 如果說19世紀大陸絕對主義的形而上學的法律觀是拉普拉斯決定論的產物,英美的進化論法律觀則是達爾文學說的產物。[7]
(一) 社會進化論
社會進化論是將變異、自然選擇和遺傳等生物學概念應用于社會學研究，進而解釋社會變遷的一種社會學理論。社會進化論認為，人類社會和生物有機體是相似的，人類社會是自然界的延續，進化是自然界的普遍規律，也是人類社會歷史變遷的自然規律。早期的社會進化論代表人物是A•孔德、H•斯賓塞、L•H•摩爾根、E•B•泰勒和L•T•霍布豪斯等人。他們認為，社會進化和生物進化一樣，也是一個緩慢的、漸進的過程，是從低級到高級、由簡單到復雜的直線式的發展。人類社會自古至今大體經歷了六個由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階段，即采集經濟時代、奴隸制經濟時代、農業經濟時代、前中后三個工業經濟時代。生產力的發展，推動社會不斷進化，社會發展遵循從低級到高級發展的規律。
與早期社會進化論不同，現代社會進化論不再對社會發展階段進行猜測，而把重點放在研究不同社會發展的變化模式上。認為社會的發展不是直線式的、漸進的過程,它可借助文化傳播以跨越某個或某些發展階段;從發生學上看，人類作為一個整體必須經過一系列的進化階段，但每一個社會不一定必須經過所有的進化階段。工業化導致了相同的制度和社會模式在全球范圍的發展。現代社會進化論提出了 5種社會變遷類型：①非必然的進化。社會發展到某一階段,可能會導致進一步進化,但也可能不會發生這種進化。②非直線發展的進化。不存在一個所有社會都必然經過的單一發展階梯順序，社會通過相互傳播文化，可以跨越某些發展階段。③非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進化。認為協作化競爭更能帶來進步。④不含最終目標的進化。⑤非同步的進化。經濟的增長、科學技術的發展，不是必然地伴隨著文化的同步發展。
(二) 法律進化論
法律進化論觀首先產生于英國。這種觀點之所以能夠產生于英國,這與英國源遠流長的經驗主義傳統有關。近代以來,自培根創立英國經驗論哲學后,歷經霍布斯的系統化和洛克的發展,最后在休謨那里達到頂峰。達爾文正是循著經驗主義的方法論,在收集了大量的博物學的基礎上,通過對資料的分析得出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觀點，因此可以說,進化論是經驗主義的產物,而作為達爾文學說產物的法律進化論,也是以經驗主義作為其哲學基礎的。傳統的法律進化論秉承經驗主義傳統,主張法律的生命在于經驗,法律的發展是一個緩慢的不斷進化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推動法律發展的是一定環境下人的行動而不是人的理性設計。
關于法律的進化，在不同時期不同學者所持觀點不盡相同，但在以下幾點上傳統的法律進化論是一致的：首先，法律是由一定環境決定的；其次，由于環境處于不斷變化之中，法律并不是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是歷史的產物。在傳統的法律進化論看來，法律是對社會環境的反應( 人們不能離開社會的其他方面而孤立的分析法律。如果孤立地研究法律，就不可能理解法律的特征、法律與其他社會現象的關系和法律的復雜性，也不可能理解法律是社會生活的一部分 )這一觀點明顯源自于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同時，法律受制于社會環境，而社會環境時刻處于變化之中。這就決定了法律不能只是一個靜態的固定不變的東西，而應該是一個動態的變動不居的過程，而且社會前進的速度總是比本質上具有相對性的法律要快。正如梅因爵士所言社會的需要和社會的意見常常是或多或少走在法律的前面的。我們可能非常接近地達到它們之間缺口的結合處，但永遠存在的趨向是要把這缺口重新打開來，因為法律是穩定的。而我們所談到的社會是進步的，人民幸福的或大或小完全決定于缺口縮小的程度。[8]
三、刑法進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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