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檢察院

檢察機關依法懲治涉網絡黑惡犯罪典型案例

案例一

湯某甲等人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案

【關鍵詞】

黑社會性質組織  網絡“套路貸”  在校大學生  網絡空間與現實社會復合危害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

【要旨】

“套路貸”是假借民間借貸之名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類型化犯罪行為。按照主客觀一致原則，對存在制造民間借貸假象、制造虛假給付事實、故意制造違約、肆意認定違約、違約金及利息畸高、惡意壘高債務、軟硬兼施“索債”等情況，綜合認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屬于“套路貸”犯罪。對有組織地實施網絡“套路貸”犯罪活動，實施“軟暴力”催收達到與“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等相當的程度，產生欺壓、殘害群眾的效果，在網絡空間和現實社會造成重大影響的，依法認定為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對以老年人、未成年人、在校學生、喪失勞動能力的人為對象實施“套路貸”犯罪，或因實施“套路貸”導致被害人及相關人員自殺、精神失常的，應該評價為在相關領域造成重大影響，依法從嚴從重懲處。

【基本案情】

被告人湯某甲，南昌赤之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股東。

被告人汪某柏，南昌赤之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股東。

被告人鄧某龍，南昌赤之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股東。

被告人湯某乙，南昌赤之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股東。

其他31名涉案人員基本情況略。

2017年9月起，被告人湯某甲先后邀約被告人汪某柏、鄧某龍、湯某乙注冊成立南昌赤之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6家公司，內設技術部、市場部、風控部、貸后部等部門，依托公司形式運作，利用信息網絡，通過“任你花”“100分”等7個App平臺，采取現金貸或者虛假購物再回購形式，簽訂虛假合同，以扣除服務費、保證金、中介費名義惡意減少實際放貸數額、惡意壘高違約金等手段，向在校大學生以及大學畢業三年以內的群體實施網絡“套路貸”犯罪活動。該組織采取發送拼接被害人頭像的淫穢圖片和侮辱、威脅性短信，以及電話滋擾、短信轟炸等“軟暴力”手段，對不能按期還款的被害人及其父母、親友、同事、同學進行滋擾施壓，索取“債務”，逐步形成了以湯某甲為組織、領導者，汪某柏、鄧某龍、湯某乙等人為積極參加者，涂某玉等人為一般參加者，層級分明、骨干成員固定的黑社會性質組織。

該組織人數較多、層級分明，有不同于一般公司的紀律規約，如部門之間禁止相互串門交流；禁止透露自己的工作內容和公司地址；貸后部門員工不得在食堂吃飯，每日催收額未達到3000元以上的員工不得吃飯；不準向公檢法子女、政法、軍警院校學生放貸等。該組織通過信息網絡在全國范圍內長期實施詐騙、敲詐勒索、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等犯罪。該組織累計放款8000余萬元，收款1.5億余元，違法所得7000余萬元，違法所得用于支持組織運轉，向組織成員發放薪酬和提成，剩余由湯某甲等人按比例分贓。該組織“軟暴力”催收共計1萬余單，導致陳某某、李某某等20余名年輕被害人自殺、自殘、抑郁、退學等，引發網絡上大量投訴，嚴重影響被害人及周邊親朋正常生產生活，影響被害人所在校園安全穩定，在網絡空間和現實社會造成重大影響，嚴重破壞經濟、社會生活秩序。

在實施犯罪過程中，技術部被告人潘某勇、何某、彭某煊，在被告人湯某甲等人的授意下，以“任你花”App為基礎，先后開發了“100分”“52購物”“365錢包”“91購”“88商城”“9號店”6個App用于網絡貸款，并在App內植入具有竊取公民個人信息功能的子程序，在被害人通過貸款App申請貸款的過程中，該子程序即非法獲得被害人手機內的通話記錄和通訊錄內容等公民個人信息。經統計，該組織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共計370萬余條。

本案因被害人控告至四川省樂山市公安局案發，由該局立案偵查。2019年3月28日，四川省樂山市公安局將該案移送樂山市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2019年5月9日，樂山市人民檢察院指定該案由夾江縣人民檢察院辦理；2019年11月21日，夾江縣人民檢察院向夾江縣人民法院提起公訴；經開庭審理，2020年8月31日，夾江縣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以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詐騙罪、敲詐勒索罪、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數罪并罰，判處湯某甲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對其余被告人以其參與之罪分別判處二十年至六年不等有期徒刑和相應的財產刑。宣判后，部分被告人上訴。2020年11月30日，樂山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指控和證明犯罪】

（一）依法審查，準確認定“套路貸”犯罪。該案控辯爭議焦點之一為網絡無接觸型非法放貸能否認定為“套路貸”犯罪。經審查認為，被告人的行為已經形成“套路貸”閉環型特征。湯某甲等人以低息、無抵押、無擔保、快速放款等誘餌，誘騙在校或畢業三年以內的大學生在其App平臺借款，隱瞞被害人需要扣除高額服務費、保證金、中介費等事實，以各項費用的名義惡意減少實際放貸數額，實際扣除高達40%-50%費用，屬于“制造民間借貸假象”。采取現金貸或者在購物平臺中擬制虛假商品，由被害人高價購買、平臺低價回購的形式高貸低支，屬于“制造資金走賬流水等虛假給付事實”。對逾期被害人按照貸款金額每期、每天3%的比例收取高額違約金，通過修改平臺的提示內容惡意延長逾期天數，并不斷累加，屬于“惡意壘高還款數額”。誘使被害人在該組織控制的不同App貸款來償還之前欠款，屬于“轉單平賬”。以發送侮辱性圖片等“軟暴力”方式進行“索債”的行為，屬于“軟硬兼施索債”。比如，自殺未遂的被害人陳某某在該組織的“100分”App平臺借款，合同約定各項費用總額為借款金額的2％至6％，其借款3177元，實際扣除了高達40％的費用，到手借款為1906元。該借款分三期歸還，每期默認還款金額為1059元，每期還款期限為7天，逾期按照每日3%計算違約金。截至案發，陳某某三期借款實際逾期121天，違約金累計高達10865.34元，并被“軟暴力”催收。該組織的放貸行為體現出明顯的非法占有故意，與平等民事主體之間的民間借貸在主觀意圖、借貸方式及糾紛處理方式等方面有明顯不同，符合“套路貸”認定標準。

（二）把握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本質特征，準確定性打擊。該案組織特征和經濟特征較為明顯，審查的重點在該組織的行為特征和危害性特征。行為特征方面，該組織的主要行為手段為“軟暴力”索債，且達到了與“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等相當的程度。貸后部對貸款逾期一至九天的被害人及其父母采取電話、短信聯系的手段“索債”，對貸款逾期十天以上的被害人及其父母、親友、老師、同學、同事等發送拼接了被害人頭像的淫穢圖片及侮辱、威脅性短信，并進行電話、短信轟炸等“軟暴力”手段“索債”，對被害人及其父母、親友、老師、同學、同事等進行滋擾施壓，迫使被害人按照虛假合同載明的貸款總額歸還本金、利息及違約金等費用，牟取暴利。雖然“軟暴力”行為未直接造成被害人肉體上傷害，但長期的侮辱、滋擾、威脅給被害人及周邊親朋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壓力和心理恐懼，擾亂了正常的工作、生活、教學管理秩序。特別是該組織主要針對在校或者畢業三年內大學生這一特殊群體放貸，該群體社會閱歷和經驗少、周邊關系單純、心理承受能力差，對被害人的長期侮辱、威脅及對其周邊親朋的頻繁滋擾導致被害人與身邊親朋無法正常交往，甚至形成了比現實暴力更為惡劣的危害后果。危害性特征方面，危害性特征是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本質特征，該組織有目的地向欠缺社會經驗和還款能力的在校大學生或畢業三年內的畢業生放款，非法放貸規模大、人數多，犯罪動機卑劣，犯罪后果嚴重，嚴重破壞社會生活秩序。抽樣取證的259名被害人中，涉及全國181所院校的223名在校大學生，占比86%。從2017年9月至2018年7月間，該組織累計向全國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10852名被害人虛假放貸8000余萬元，收款1.5億余元，違法犯罪所得高達7000余萬元。該組織“軟暴力”催收10000余筆，抽樣取證259名被害人中就有140余人被“軟暴力”催收，230名被害人親朋被滋擾。經對扣押的手機進行抽查，僅18部手機中就存有發送過的侮辱、淫穢圖片500余張。經查證的被害人中，3人自殺身亡，3人自殺未遂，3人患抑郁癥，14人被迫退學或休學、辭職，后果特別嚴重。據“聚投訴”和“華聲在線”網站統計，“聚投訴”網站涉及28個省區市129件對該犯罪組織7個App的投訴，點擊量達到了47483次，“華聲在線”僅涉及“任你花”App就有23條投訴，涉及11個不同地區，點擊量達到了289929次，在網絡空間和網絡貸款行業造成較大影響。被害人相對集中在四川、云南、陜西、重慶、湖北等地高校，對一定區域內的高校生活、教學秩序穩定造成重大影響。綜上，該組織通過實施違法犯罪活動，在網絡空間和現實社會中形成重大影響，嚴重破壞經濟和社會生活秩序，符合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危害性特征。

（三）分層處理，依法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檢察機關依法適用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對組織、領導者湯某甲，積極參加者汪某柏、鄧某龍、湯某乙均提出從重處罰的量刑建議，人民法院采納量刑建議，對拒不認罪的首犯湯某甲數罪并罰頂格判處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并處剝奪政治權利三年，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對其余31名被告人依據其在組織中的地位、作用、時間長短、獲利情況、參與犯罪緊密度等情況依法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但是考慮到案件社會危害十分嚴重、情節十分惡劣，故從嚴把握從寬量刑建議的幅度，依法體現罪責刑相適應的刑法原則。同時，對社會閱歷少、參與犯罪時間短，且部分為剛參加工作或者實習的大學生，系為謀生而誤入該犯罪組織的犯罪嫌疑人，則予以區別對待，依法從寬處理。

【典型意義】

隨著移動互聯技術發展和智能手機的普及，傳統由線下實施的非法放貸等違法犯罪行為轉移到線上。相較于線下“套路貸”，雖然缺少人與人的物理接觸，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的“套路貸”犯罪滲透力更強、波及面更廣、被害人更多、針對性更強、非法所得更為巨大。犯罪嫌疑人利用非法竊取的公民信息，在索要“債務”過程中，使用各種“軟暴力”討債，手段、情節惡劣，也容易產生更為嚴重的后果。針對此類案件，要結合貸款的具體手段、情節和后果審慎判斷有無非法占有目的，進而認定是屬于“套路貸”犯罪還是屬于民間借貸或者高利貸。

對于在網絡上有組織地以“軟暴力”為主要手段實施犯罪的犯罪組織，要結合違法犯罪活動的次數、時間跨度、影響的范圍、針對的對象、性質、后果、侵害對象的數量、造成的社會影響及群眾安全感是否下降等因素綜合判斷，對主要針對在校學生或剛畢業大學生等弱勢群體實施的網絡“套路貸”行為，情節惡劣，造成嚴重后果的，應當依法嚴懲；符合黑惡犯罪構成要件的，依法認定為涉黑涉惡組織犯罪。

案例二

洪某都等人敲詐勒索案

【關鍵詞】

惡勢力犯罪集團  跨境裸聊敲詐  惡勢力組織成員范圍界定  組織成員犯罪數額認定  主從犯

【要旨】

對于僅以線上有組織地利用信息網絡點對點實施敲詐勒索等違法犯罪活動，具有一定隱秘性、尚未對被害人親友等周邊人群形成滋擾威脅、尚未達到嚴重破壞經濟和社會生活秩序的，可以根據其脅迫手段、受害范圍、后果等因素，依法認定為惡勢力團伙，符合犯罪集團規定的，依法認定為惡勢力犯罪集團。對于犯罪鏈條長、層級復雜的涉網黑惡案件，應當注重審查區分犯罪分子地位、作用、參與程度等，依法界定有組織犯罪的成員范圍。對犯罪集團內部各部門、成員之間圍繞犯罪行為存在互相聯系、支持和幫助的，組織成員應當對集團犯罪金額承擔責任，再根據成員的具體地位、角色以及參與時間長短，區分主從犯，對于從犯，予以從輕或減輕處罰，確保罪刑均衡、罰當其罪。

【基本案情】

被告人洪某都，系犯罪集團財務管理人員。

被告人張某強，系犯罪集團物業管理人員。

被告人溫某兵，系犯罪集團管理人員及Q組代理。

被告人董某江，系犯罪集團F組組長。

其他390余名涉案人員基本情況略。

2019年11月開始，李某思、曾某運（均在逃）等人為了攫取巨額不法利益，以高薪工作、報銷路費為由，先后利誘、招攬并組織被告人洪某都、曹某州等數百人偷渡至緬甸邦康地區，專門采取視頻裸聊方式，以脅迫為主要手段勒索被害人財物，逐步形成以李某思為首，曾某運、劉某南（在逃）、許某來、洪某都等人為重要成員，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活動的犯罪集團。

該犯罪集團通過培訓其招攬的員工，設置專業話術劇本，以網絡曖昧、網戀為誘餌誘騙受害人入套，以下載專門App進行視頻在線裸聊為由，誘騙被害人下載木馬程序以獲取被害人手機通訊錄及短信信息，通過播放事先準備好的帶有裸露女子內容的視頻短片冒充真實裸聊場景，在此過程中截取、錄制被害人裸體視頻，再以發被害人裸體視頻給其親屬、朋友、單位領導等進行威脅，通過網絡對我國境內公民實施敲詐勒索。

該犯罪集團設后勤部、后臺組、29個“裸聊”敲詐組、7個“殺豬盤”組和5個為犯罪集團提供技術支撐和支付結算的“碼商”“Q商”“粉商”。犯罪集團成員相對固定，分工明確，配合緊密，以實施敲詐勒索為主，又先后實施組織他人偷越國境、侵犯公民個人信息、非法拘禁等違法犯罪活動，為非作惡、欺壓百姓，被害人遍布國內各地，擾亂經濟、社會生活秩序，造成一定社會影響。截至2020年11月，該犯罪集團對我國各地被害人實施敲詐勒索金額高達人民幣1.2億元。其中，被告人洪某都于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期間，在該裸聊敲詐勒索犯罪集團中擔任財務，對接集團11個小組的財務工作，負責部分敲詐勒索資金的收取、對賬以及工資發放。

2020年11月至2022年8月，浙江省溫州市公安機關以敲詐勒索罪、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非法拘禁罪等罪名，分批將涉及集團骨干、組長、小組長、業務員、下游碼商等多個層級共計443名犯罪嫌疑人移送溫州檢察機關審查起訴。2020年12月至2022年11月，溫州檢察機關以敲詐勒索罪、組織偷越國境罪等對洪某都、張某強等共計405人分批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并認定該跨境裸聊犯罪集團為惡勢力犯罪集團。截至2022年11月，人民法院對394名被告人分別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至有期徒刑七個月不等，并處罰金的刑罰。

【指控和證明犯罪】

（一）會同公安機關查明事實，依法認定網絡惡勢力犯罪集團。一是加強與公安機關溝通協調，有針對性加強偵查取證工作。該案爭議焦點之一是，該犯罪集團是否為黑社會性質組織。為此，辦案組圍繞黑社會性質組織“四個特征”，先后制發10余份偵查取證意見，要求重點圍繞犯罪集團是否對被害人家屬、親友等實施滋擾行為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網絡空間和現實社會中的控制和影響程度等進行取證。經進一步偵查取證，尚未發現對被害人的周邊親朋頻繁滋擾的充分證據，不足以認定形成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危害性特征，但經過補充偵查案件涉案金額由500余萬元增至1.2億元，并新增了犯罪組織對內部員工暴力管理行為的證據。二是加強研究論證，認定該犯罪集團的行為特征與危害性特征尚未達到黑社會性質組織的認定標準，但根據實施犯罪過程中所體現出的手段的惡劣性、受害范圍的廣泛性等特點，已符合惡勢力“為非作惡、欺壓百姓”的認定標準，故依法認定為惡勢力犯罪集團。行為特征方面，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始終是黑社會性質組織實施違法犯罪活動的基本手段。該犯罪集團的行為主要表現為以侵害名譽為要挾非法獲取財物，如“兄弟，你好好看下這個是不是你的通訊錄和你在網絡上裸聊的視頻，你想不想處理”，此種行為方式與一般的網絡敲詐勒索個案并無明顯差異，且這種匿名實施的威脅、恐嚇，尚達不到在網絡空間和現實生活形成一定區域的組織威懾力。在案證據體現的暴力僅系集團對被騙至境外不服從工作安排的內部員工實施非法拘禁、毆打等管理行為，應視為控制管理內部成員組織特征的表現形式，而非行為特征。故，該案尚不具備黑社會性質組織的行為特征。危害性特征方面，該犯罪集團涉及國內受害人群分布全國各地，現有證據表明其犯罪手段主要是針對被害人本人害怕因裸聊名譽受損被迫交付財物實施威脅，除個別家屬接到過告知電話外，一般不存在對被害人的周邊親朋頻繁滋擾而導致他人無法正常生活，嚴重破壞正常經濟和社會生活秩序的情況，其影響較為隱蔽、單一。因此，綜合行為手段和危害后果，在案證據尚不足以認定該組織屬于黑社會性質組織。

（二）細致甄別、依法認定網絡犯罪惡勢力犯罪集團成員。該案爭議焦點之二是，是否應將全部到案人員均認定為惡勢力犯罪集團的組織成員以及如何劃分主從犯。一是明確界定涉惡組織成員標準。該跨境裸聊犯罪集團涉及犯罪嫌疑人近千人，除中高層管理人員之外，還有后勤部、后臺組、29個“裸聊”敲詐組、7個“殺豬盤”組和5個為犯罪集團提供技術支撐和支付結算的團伙，涉及集團骨干、組長、小組長、業務員、下游碼商等多個層級。對于小組長層級以上人員，一般參與時間較長，且組織、指揮其他人員實施敲詐勒索犯罪，原則上應認定惡勢力犯罪集團成員，而對于業務員、下游碼商等普通組員則根據其參與時間、有無直接實施敲詐勒索行為、有無拉人入伙以及非法獲利等情況綜合判斷，避免“一刀切”。如已判決的被告人洪某都、張某強、溫某兵等重要成員、董某江等小組長以及顏某煬等參與程度較深的組員共計76名均認定為涉惡組織成員。二是明確共同犯罪中主、從犯劃分標準。厘清各個涉案人員參與犯罪集團的時間、參與程度、個人獲利情況、參與犯罪的原因等情況，明確集團的財務管理人員、現場管理人員為該犯罪集團的重要成員，系主犯，對小組長、組員等層級較低的人員認定為從犯。

（三）統一標準，依法認定犯罪數額，確保罪責刑相適應。該案爭議焦點之三是，組員、小組長、大組長（若一組里面組員較多則分成多個小組，每個小組設一名組長，小組長接受大組長管理）等各個層級定罪量刑時，是按照個人參與期間具體實施的敲詐勒索金額認定，還是按照參與期間犯罪集團全部金額認定。圍繞上述問題，分析研究后認為，參考2016年兩高一部《關于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多人共同實施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應對其參與期間該詐騙團伙實施的全部詐騙行為承擔責任。本案涉及罪名雖然是敲詐勒索，但在犯罪手段上均系利用網絡實施涉眾類的侵財犯罪，其背后法理是相通的。對于共同犯罪尤其是集團犯罪，如果集團內部小組之間、成員之間存在聯系、支持和幫助，成員就應當對集團金額承擔責任；如果是“各自為政”，相互關聯性弱、獨立性較強的，則原則上應當“責任自負”，僅對個人參與實施的犯罪數額承擔刑事責任。專案組在閱卷中發現該犯罪集團統一食宿，進行統一管理，統一提供碼商粉商等技術支持，部分已歸案的骨干人員和組員均供稱組織存在被害人甄別流程，經分析認為是“大魚的”，組員“釣上來”直接交由組織安排的“槍手”跟進，并且組員、“槍手”也按照一定的比例分成，各小組之間成立交流群，相互探討技術問題，足以體現該犯罪集團小組之間、成員之間存在一定的聯絡、支持和幫助。故，一是該犯罪集團的組長、組員及負責技術、后勤等幫助、輔助行為的人員，按照參與期間犯罪集團全部金額認定，個人金額、獲利情況能夠查實的，在事實認定中一并表述并作為追繳判項的依據。二是量刑尺度統一到成員的具體地位、角色以及在窩點的時間長短，如上述人員按集團犯罪全部金額認定后，可以認定為從犯，予以從輕或減輕處罰，從而確保罪責刑相適應。三是參與時間明顯較短（如不超過一個月的）且無法查實個人具體敲詐勒索數額的，可不作犯罪處理。

【典型意義】

隨著黑惡犯罪不斷向互聯網延伸，犯罪鏈條不斷拉長，各類網絡上下游犯罪等新型犯罪日益增多。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裸聊”的行為極具有誘惑性、隱蔽性，“裸聊”行為雙方甚至可能涉嫌傳播淫穢物品、淫穢表演等違法犯罪。不法分子抓住被害人因為裸聊被敲詐而羞于報警的心態，牟取不法經濟利益，不僅侵犯他人財產，同時也對被害人的心理造成嚴重侵害，且在全國范圍針對不特定人實施，影響范圍廣，因此依法嚴厲打擊懲治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裸聊”敲詐犯罪刻不容緩。在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裸聊”敲詐案件中，應當準確理解信息網絡空間與現實社會的交織關系，在是否應當認定為涉黑惡犯罪組織的問題上，除了要查清組織特征結構、經濟特征外，尤其要嚴格把握組織行為特征。

案例三

袁某厚等人敲詐勒索、強迫交易、尋釁滋事案

【關鍵詞】

惡勢力犯罪集團  網絡新媒體  線上線下相結合  軟暴力  敲詐勒索  強迫交易

【要旨】

對于有組織地利用自媒體等信息網絡平臺，采用線上線下相結合方式，以曝光負面信息或不實信息相威脅或曝光相關信息后提供有償刪帖服務等方式，多次索要他人財物或強迫提供服務、銷售商品，嚴重侵犯他人人身和財產權利，擾亂社會秩序，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依法認定為惡勢力組織。對于以威脅手段索要他人財物或強迫提供服務、銷售商品，應當從被害方是否有涉案服務或商品的正常需求、行為人是否實際提供服務、商品服務及其對價是否合理、主觀目的和侵害的法益等方面準確區分認定為敲詐勒索或強迫交易。

【基本案情】

被告人袁某厚，安徽省六安市徽網廣告傳媒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徽網公司”）法定代表人、六網論壇負責人。

被告人何某菲，六網論壇綜合部主任、業務部經理。

被告人李某，六網論壇辦公室主任、業務部經理。

其他6名被告人基本情況略。

2013年3月，被告人袁某厚注冊成立徽網公司，擔任該公司法定代表人。同年5月，袁某厚從他人處接手經營六網論壇自媒體網站平臺，該平臺未取得新聞服務許可，不具備新聞采編、發布資質。2013年至2020年6月，袁某厚為謀取不法利益，陸續招募被告人李某、何某菲等人進入徽網公司，并將人員分配至編輯部、綜合部、辦公室等部門，明確各自分工，配發六網論壇工作證，購置設備。其間，袁某厚利用其六安市機關效能建設監督員等兼職身份，指使安排李某、何某菲等人搜集六安市境內相關單位或個人的負面信息，利用六網論壇網站平臺，通過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以曝光負面信息或者不撤回、刪除負面信息相威脅，有組織地利用網絡信息要挾、恐嚇他人，長期實施敲詐勒索、強迫交易、尋釁滋事犯罪活動，為非作惡，擾亂經濟、社會生活秩序，造成較為惡劣的社會影響，形成了以被告人袁某厚為首要分子，被告人李某、何某菲為重要成員，被告人程某等5人為一般成員的惡勢力犯罪集團。

被告人袁某厚等人為謀取不法利益，通過采訪拍攝、網絡轉載、網友舉報等途徑獲取六安市境內企事業單位、政府部門等負面信息后，以曝光相要挾，要求被害方與六網論壇掛靠的徽網公司簽訂制式宣傳合作協議，以收取宣傳費的方式敲詐被害人錢財。協議到期時，袁某厚等人再次要求被害人續簽，長期勒索“宣傳費”。2013年至2020年6月，袁某厚單獨或伙同其他被告人先后實施91起敲詐勒索犯罪，涉案金額共計279萬余元。

2013年7月至2020年5月，被告人袁某厚等人以曝光負面新聞等威脅手段，強迫M中學等6家單位從袁某厚等人處購買煤炭、拓印紙、接受宣傳服務，其中袁某厚涉案金額共計845萬余元。2014年至2019年，袁某厚多次恐嚇多名個人和單位，嚴重影響他人的工作生活、生產經營，情節惡劣。

本案由安徽省六安市公安局金安分局偵查終結移送金安區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2020年11月8日，金安區人民檢察院將該案向金安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經開庭審理，2021年2月4日，金安區人民法院判決袁某厚犯敲詐勒索、強迫交易、尋釁滋事罪，數罪并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八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七十萬元。判決被告人李某、何某菲等3人犯敲詐勒索、強迫交易、尋釁滋事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十個月至五年八個月不等，并處罰金的刑罰；判決其他5名被告人犯敲詐勒索、尋釁滋事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十個月至六個月不等，并處罰金的刑罰。被告人不服判決提出上訴，2021年6月24日，六安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二審判決，對定罪量刑維持原判。

【指控和證明犯罪】

（一）依法審查，準確區分敲詐勒索、強迫交易罪。本案的主要犯罪方式為袁某厚等人在未取得新聞服務許可的情況下，利用兼職監督員身份、使用密拍設備搜尋六安市境內企事業單位、政府部門或個人的負面信息，通過曝光負面信息相威脅，或者在其控制的自媒體發帖炒作后，在被害方要求刪帖時明示或暗示對方與其簽訂宣傳服務合作協議或購買指定商品等方式，迫使被害方給予財物、簽訂服務協議或購買商品，獲取非法經濟利益。檢察機關共起訴敲詐勒索事實91起，強迫交易事實6起。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提出，部分按照敲詐勒索起訴的事實存在自愿、真實、正常的交易，不應當認定為敲詐勒索罪，即使構成犯罪，也應當都認定為強迫交易罪。檢察機關認為，敲詐勒索和強迫交易都可以表現為通過暴力、威脅手段，使被害人產生恐懼心理，進而違背真實意愿作出某種行為。結合案件事實，重點從以下三個方面對兩罪認定進行了區分。

一是被害方是否存在對涉案服務或商品的正常需求。本案涉及的服務或商品主要是袁某厚等人依托六網論壇等網絡平臺提供的“宣傳服務”以及煤炭、用紙等商品。被害方大部分為政府部門、中小學校、醫院等事業單位以及少部分公司企業，在案證據表明，大部分單位對網絡平臺宣傳沒有需求。如有的被害政府部門表示，其本身沒有宣傳推廣需求，即使有也主要與官方電視臺、報社聯系，且均為免費；有的被害農村中心小學，本身不需要做推廣宣傳；有的當地較大的醫院、企業知名度較高，對六網論壇這種用戶量較少的小平臺沒有宣傳需求。被害方之所以同意與袁某厚等人合作，是基于對袁某厚等人惡意曝光負面信息及其惡名的恐懼，相關的宣傳服務需求系袁某厚等人通過脅迫方式強加，不屬于正常需求。涉案M中學、六安市裕安區城南鎮某羽絨公司等被害方對煤炭存在正常需求，之前從他處購買煤炭，在已有長期固定供煤渠道的情況下，被迫轉從袁某厚等人處購買煤炭，符合強迫交易罪的犯罪構成。二是是否實際提供服務、商品以及對價是否合理。簽訂宣傳服務協議后，絕大部分被害方未獲得袁某厚等人的有效服務，或者服務與對價嚴重不成比例。袁某厚等人提供的所謂“宣傳服務”包括：在六網論壇這樣一個用戶量、人流量得靠員工刷數據的小平臺上掛字幕橫幅廣告，幫被害方刪除該論壇上的負面網帖，復制粘貼被害方介紹文字到論壇帖子中。這些服務與動輒上萬元的服務費對價不匹配。而對于涉案某置業公司，六網論壇提供了現場采編發布該公司相關活動、微信公眾號全年推廣等較為實質的服務，故對該起事實定性為強迫交易罪。三是主觀目的和侵害的法益是否存在不同。敲詐勒索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直接侵害他人的財產權益；強迫交易侵犯的是正常、有序的市場交易秩序。本案以曝光負面信息等相要挾簽訂宣傳服務協議并獲“宣傳費”的有關事實中，行為人主觀上就是以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為目的，而不是提供服務，實際也未提供有效服務。在強迫購買煤炭等商品的事實中，行為人主觀目的不是直接占有他人財物，而是通過擾亂正常的市場交易行為的方式獲取不正當利益，被害方并沒有明顯的財產損失。綜上，將確有商品和服務需求且實際提供了商品、服務，對價在合理范圍內的，基于威脅被迫從行為人處購買上述服務和商品的6起事實認定為強迫交易，其他事實認定為敲詐勒索。

（二）依法認定惡勢力犯罪集團。一是從組織特征上看，袁某厚等人以公司為形式，經常糾集在一起，共同故意實施多次犯罪活動。該犯罪組織以威脅或者其他手段，在一定區域內多次實施犯罪活動，時間長達七年之久，已形成以袁某厚為首要分子，何某菲、李某作為較為固定的成員，程某等人作為一般成員的穩定組織，人數較多，有明確的層級、分工、紀律及行為模式，獲利由袁某厚以工資、提成等形式分配。二是從行為特征上看，該犯罪組織采用“線上”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實施威脅、恐嚇、滋擾等“軟暴力”犯罪。一方面針對負面信息未按正常程序向相關部門反饋，“線上”有組織地惡意炒作曝光，通過六網論壇宣傳造勢給被害方造成極大的心理壓力和形象負擔，令被害方不得不忍氣吞聲，簽訂不對等的宣傳協議或購買商品才息事寧人。另一方面，“線下”在不具備新聞采編資質等情況下，攜帶拍攝設備到相關單位、公司采集信息，擾亂辦公秩序，甚至當面恐嚇威脅。如，袁某厚等人闖進被害的某糧油公司進行拍攝，刻意選擇在315消費者權益保護日前夕通過惡意剪輯，無中生有，對被害公司進行恐嚇，市場監管部門為避免形成惡劣影響，不得不對被害公司下令停業整頓。三是從社會危害性特征上看，七年來，被告人袁某厚一伙持續敲詐多家單位和個人，作案90余起，斂財260余萬元；強迫M中學向其購煤800余萬元；非法發布不實帖文恐嚇威逼基層干部，嚴重影響他人生活工作；多次滋事恐嚇某糧油公司致使其停業整頓、客戶流失、產品退貨，造成嚴重經濟損失。該集團成員在六安市較大范圍、多個行業為非作惡，擾亂經濟、社會生活秩序，造成惡劣的社會影響，符合惡勢力團伙特征。四是多人共同實施犯罪，形成犯罪集團。在具體實施敲詐勒索、強迫交易等犯罪過程中，袁某厚負責指揮、分工，也經常直接參與，李某、何某菲等人接受袁某厚的指使、安排具體實施犯罪，被告人之間存在共同的犯意，袁某厚等人已經形成了固定的犯罪組織，符合犯罪集團特征。綜上認定袁某厚等人屬于惡勢力犯罪集團。認定犯罪集團成員過程中，結合員工的從業時間、職務職責、參與犯罪的次數進行嚴格區分，對于從業時間一年以上、曾擔任編輯部主任等重要工作職責、參與犯罪三次以上的，判定應當存在明知以曝光相要挾實施違法犯罪的主觀故意，認定為惡勢力犯罪集團成員。對其他普通員工，如大專畢業后應聘六網論壇僅實習兩三個月的文字編輯洪某某，鑒于其工作時間短，社會閱歷較少，結合其在六網論壇的地位、作用，認定其明知實施敲詐勒索犯罪的證據不足，最終對洪某某作出存疑不起訴決定。

【典型意義】

國家依法保護傳統和新媒體的新聞監督權和社會公眾的公民監督權，維護正常的輿論監督、社會監督秩序。依法懲治不具有新聞采編資質或打著“輿論監督”旗號，利用信息網絡平臺，通過有償新聞、有償刪帖、以曝光負面信息相威脅索要財物等方式實施的敲詐勒索、強迫交易等犯罪行為。對于有組織實施此類犯罪行為，嚴重破壞經濟社會生活秩序，符合黑惡勢力特征的，依法予以嚴懲，維護清朗網絡空間環境。

案例四

趙某等人尋釁滋事案

【關鍵詞】

惡勢力犯罪集團  網貸  “軟暴力”催收  尋釁滋事

【要旨】

行為人針對債務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催收行為超過法律允許的限度，使用從網貸公司獲取的欠款人手機通訊錄信息，滋擾、糾纏、辱罵、威脅、恐嚇債務人以及與債務無關的第三方，情節惡劣，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應當認定為尋釁滋事罪。有組織地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軟暴力”催收行為，符合惡勢力犯罪集團認定標準的，應依法認定為惡勢力犯罪集團。在依法嚴懲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軟暴力”催收行為的同時，應當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依法妥善處理涉眾犯罪案件。

【基本案情】

被告人趙某，北京元海慧誠金融服務外包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元海公司”）法定代表人。

被告人郭某煥，元海公司副總經理。

被告人鄭某波，元海公司催收部負責人。

其他39名被告人基本情況略。

2015年4月以來，趙某先后成立元海公司及多家關聯公司從事網絡貸款催收業務，依托公司形成了一個以趙某、郭某煥為首要分子，包括部門負責人、高級主管、高級組長、培訓師、催收員等人組成的多層級、組織嚴密的非法催收惡勢力犯罪集團。

2015年4月至2019年4月間，元海公司業務員在催收過程中，采用發送PS淫穢圖片、群呼、使用轟炸軟件發短信等“軟暴力”手段，對欠款人及其緊急聯系人、通訊錄聯系人進行滋擾、言語辱罵、威脅、恐嚇。被害人涉及全國大部分省份，偵查機關取證被害人達700余人。上述行為造成廣州市公安局某城區分局及某派出所、湖北省隨州市某醫院及120急救中心等眾多單位和個人無法正常工作，眾多被騷擾人員因此產生恐懼心理，導致家庭矛盾，工作、生活受到嚴重影響。經審計，2017年至2019年，該公司催收員通過上述方式收取服務費1.87億余元，待收服務費1.13億余元，公司所收服務費部分用于公司運營及以工資、業績提成等名義發放給各催收人員等。

本案由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偵查終結移送北京市昌平區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2020年1月23日，昌平區人民檢察院以趙某等人涉嫌尋釁滋事罪且屬于惡勢力犯罪集團對42名被告人提起公訴。2020年7月29日，昌平區人民法院判決趙某犯尋釁滋事罪，并采納檢察機關量刑建議，判處趙某有期徒刑七年，并處剝奪政治權利一年，罰金人民幣一百萬元；判決其他41名被告人犯尋釁滋事罪，判處有期徒刑六至一年五個月不等，或并處罰金的刑罰。一審宣判后，所有被告人服判未上訴。

【指控與證明犯罪】

（一）本案涉網貸“軟暴力”催收行為構成尋釁滋事罪。一是本案針對債務人的“軟暴力”催收行為超過法律允許的合理限度，屬尋釁滋事違法犯罪行為，應當被刑事處罰。法律為保障民事行為中各方主體的權益，維護公平公正的交易秩序，設置了諸如協商、仲裁、訴訟等糾紛解決規則、制度。催收作為解決債務糾紛的一種方式，亦應當按照法律允許的方式進行，不得超過合理限度。本案被告人為了催收欠款，不分時段，長期采用頻繁撥打電話、群發短信、組織群呼、使用手機轟炸軟件等手段給欠款人施壓，有的咒罵欠款人家人，威脅上門砍人，以其家人安全相威脅；有的一天甚至發上千條驗證碼信息進行短信轟炸；有的把經過PS的欠款人裸照發送給欠款人親友，并配上辱罵文字，踐踏他人人格尊嚴。上述行為嚴重違反了《互聯網金融逾期債務催收自律公約（試行）》關于“催收人員…不得采用恐嚇、威脅、辱罵以及違反公序良俗的語言或行為脅迫債務人及相關當事人”等規定，催收手段違反行業規則，也為法律所不容許。有些受害者不堪忍受“軟暴力”催收行為的影響向相關網絡平臺進行投訴，也有受害者向公安機關等有關部門進行過投訴和舉報，有關部門對此進行過批評制止，但催收公司仍未改正，繼續實施非法催收行為。二是本案中催收人員使用從網貸公司獲取的欠款人手機通訊錄信息，騷擾、糾纏、辱罵、威脅欠款人的親友甚至普通聯系人，系尋釁滋事。網貸公司放貸時，預設霸王條款，以極小文字設置貸款人同意網貸公司收集個人通訊錄數據等信息的格式條款，在未充分提示貸款人的情況下收集個人手機通訊錄數據等信息，違反了民法關于訂立合同時提供格式條款一方應合理提示的規定。催收公司使用其獲取的與債務無關的個人、單位的聯系方式，對無關的個人、單位發送帶有威脅、辱罵內容的短信和持續不斷的電話騷擾，侵害了第三方的隱私、生活安寧以及工作秩序。三是上述對債務人以及債務人以外的第三方實施的非法催收行為，達到了情節惡劣，破壞社會秩序的程度。本案“軟暴力”催收時間長、次數多。催收人員針對個人用“呼死你”之類的惡意軟件進行短信、電話轟炸、辱罵。涉案催收公司，雇傭300余名催收員，每個催收員打電話的總次數、發送短信的條數數以千計、萬計。本案“軟暴力”催收受害者總數超萬人，被害人分布地域廣，涉及全國3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受害者中包括欠款人本人以及與債務無關的個人、單位。本案“軟暴力”催收造成嚴重后果，社會危害性大。催收公司通過發送帶有侮辱、威脅、辱罵等內容的短信和持續不斷的騷擾等催收行為既給被害人個人造成心理強制，又嚴重影響個人及單位正常工作、生活和社會秩序。如被告人對廣州市某派出所輔警進行電話催收，惡意占用報警電話線路，騷擾辦公電話19小時有余，甚至威脅電話“轟炸”該公安分局20余個派出所的值班室電話。又如湖北省某醫院一后勤人員網貸逾期，催收人員遂對該醫院各科室（包括急診）進行電話“轟炸”，造成120急救室無法工作。

（二）本案有組織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軟暴力”催收構成惡勢力犯罪集團。一是被告人多人多次實施網絡“軟暴力”催收，有明確的糾集者，骨干成員相對固定，成員眾多，存續時間較長，符合惡勢力組織的組織特征。為實施非法網絡催收，2015年4月以來，趙某先后成立并控制元海公司及多家關聯公司，下設催收部、質檢部、招聘部等工作部門，催收部分設30余個催收組，招募300余名業務員，整個組織以公司形式運營，逐步形成了以趙某、郭某煥等人為首，包括部門負責人—高級主管、高級組長、培訓師—催收員組成的規模較大、層級分明，骨干成員相對固定，相對穩定的犯罪組織。該案催收公司人員長期通過電信網絡有組織地采取“軟暴力”手段滋擾、威脅、恐嚇、辱罵他人，足以使他人產生恐懼、恐慌、困擾進而形成心理強制，尤其是惡意滋擾與債務無關的人員，屬于為非作惡、欺壓百姓。該案催收公司人員采取“軟暴力”催收行為，違法犯罪次數多，涉及的侵害對象多，違法所得數額巨大，嚴重擾亂社會秩序。如有個別欠款人在持續不斷的催收騷擾下，精神失常、抑郁甚至產生自殺傾向。催收員還利用電話“轟炸”派出所、醫院等單位，嚴重破壞了單位正常的工作秩序，社會影響較為惡劣。二是有組織地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軟暴力”催收，構成惡勢力犯罪集團。該惡勢力組織實行公司化運作，公司雖在內部設立合規部但流于形式，公司管理人員對催收人員進行催收話術和催收方式培訓，對催收人員實施惡意催收有明確授意，公司控制人和高級管理人員定期組織中高層人員召開例會，研討催收情況并按催收業績嚴格考核催收員，組織成員對實施“軟暴力”催收存在共同故意，屬于為共同實施犯罪而組成的較為固定的犯罪組織。綜上，該犯罪組織符合惡勢力認定條件，同時符合犯罪集團法定條件，應認定為惡勢力犯罪集團。

（三）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分層處理涉眾型犯罪。對于犯罪嫌疑人眾多的“軟暴力”催收案件，檢察機關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依法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對于催收工作的實際控制人、主要部門負責人、作用較大的催收員，依法予以從嚴懲處；對于實施違法催收行為次數少、違法所得少，能夠主動退繳違法所得，認罪悔罪態度好，如實供述本人及上下游同案犯的行為，對案件的偵破和犯罪事實認定起重要作用，社會閱歷少的剛畢業學生或務工的年輕人，屬于初犯、偶犯等，本著教育挽救的方針，依法予以從寬處理。

【典型意義】

信息化時代人們的正常生活難以離開網絡，信息網絡的快速便捷性導致滋擾、糾纏、辱罵、威脅行為成本低，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軟暴力”催收具有傳播快、強度大、危害嚴重等特點。行為人可以不分時段、不分對象不間斷實施滋擾、威脅等行為，制造、編造的欠款人負面信息、泄露的個人隱私在網絡空間傳播迅速，范圍廣泛，對當事人人格尊嚴、生活秩序造成嚴重損害。檢察機關應當深刻認識非法催收行為的趨勢變化，高度重視該類行為的危害性，切實加強與公安機關等部門的協作配合，及時收集處置群眾反映的問題線索，打早打小，除惡務盡。

同時，懲治“軟暴力”催收并不是保護、放縱“老賴”，目的是規范催收方式，打擊“軟暴力”催收這一越界手段行為，維護正常的糾紛解決秩序和網貸市場秩序。對于確實有合法債務糾紛，要區分“軟暴力”催收的具體情節、后果的嚴重程度，視情分別采用行政手段或刑事手段予以打擊治理。要重點打擊違法違規獲得、利用公民個人信息，尤其是針對債務人之外的其他人員的滋擾、威脅、恐嚇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