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畏的希望》重申美國夢(1)
（美）奧巴馬（Obama，B）著；羅選民 王璟 尹音 譯
出 版 社： 法律出版社
全美暢銷超100萬冊！德、法、意、西等版本全球暢銷！
這本書激勵無數選民！助力奧巴馬擊敗了希拉里·克林頓！
他，或將改變美國，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黑人總統！
奧巴馬自傳 位居《紐約時報》暢銷書榜第一名。
奧巴馬在書中講述了關于自己的失敗與成功，歧視與運氣，出身與愛情，成長與奮斗的故事及政治歷程。全書主旨在于：如何改變美國的民生和政治。奧巴馬通過講述自己的親身歷程，盤點了美國近代政治，并試圖探源激烈的黨派偏見；討論了新的民眾政治賴以建立的共同價值觀基礎；探究了憲法不僅是個人權利的源頭，同時它還是組織民主對話、探討共同未來的工具；講述了一些包括金錢、媒體、利益集團及立法程序在內的體制因素帶來的負面影響；并就如何跨越分歧，有效解決實際問題給出了意見，其中包括許多美國家庭面臨的日益增長的經濟風險，國內種族和宗教緊張局勢，聚集在美國周邊虎視眈眈的跨國威脅，恐怖主義和流行病等問題。
內容簡介
在2004年7月的美國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巴拉克·奧巴馬以一場面向整個美國政壇的演說震驚四座。其中一個詞語尤其在聽眾心里留下烙印，它提醒我們，在我們國家的歷史上，每當面對分歧和危機，我們總是頑強地以一種樂觀主義精神面對未來，或者如奧巴馬參議員所稱，總是懷有那“無畏的希望”。
如今在《無畏的希望》中，奧巴馬參議員提倡一種不同的政治——這種政治面向那些厭倦了激烈的黨派斗爭的人們，以及因國會里和連串競選活動中“永無止境的群戰”而遠離政治的人們；這種政治源于“我們不可思議的民主試驗”的核心精神的包容性、崇高性，以及我們對這種精神的認同和堅持。他探究了那些甚至能令心腸最好的政治家停止發出正義呼聲的勢力——從害怕失敗到必須不斷為媒體宣傳籌措資金。他還以非比尋常的親密筆觸講述個人經歷，配以自我嘲諷的幽默語言，描述了他怎樣履行一名參議員的職責，怎樣努力平衡公益事業與家庭生活，以及他越來越深切的宗教虔誠。
這本書的核心內容是奧巴馬參議員對我們如何超越分歧，并解決實際問題的遠見。他考察了美國家庭所面臨的越來越嚴峻的經濟形勢，國內緊張的種族和宗教局勢，以及來自境外的從恐怖主義到流行病的跨國威脅。此外，他著重強調宗教信仰在一個民主國家所應發揮的作用——地位重要但不可干預政治。在他有關家庭、朋友、參議員，甚至總統的故事中，我們看到他滿腔熱情地尋找事物間的聯系：為一個充滿無盡希望的政治共識尋找基礎。
作為參議員和律師，教授和父親，基督徒和懷疑論者，以及最為重要的，作為歷史和人性的學生，奧巴馬參議員撰寫的這本書旨在改變權力。他說，只有回歸到我們制定憲法時所遵循的那些原則，美國人才能修復已經支離破碎的政治過程，才能改變數百萬普通美國人不問政事的危險局面，使政府恢復正常運作。那些美國人就在那里，他寫道，“等待著、盼望著我們民主和共和兩黨哪一天能夠停止爭吵，快步趕上他們。”
作者簡介
巴拉克·奧巴馬，年輕的聯邦參議員，美國總統修選人，來自伊利諾伊州，曾著有《紐約時報》暢銷書《父親的夢想》（Dreams from My Father），現與妻子米歇爾和兩個女兒（薩莎和瑪麗亞）居住在芝加哥。
《無畏的希望》重申美國夢(3)
目 錄
序言
第一章 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
第二章 價值觀
第三章 我們的憲法
第四章 政治
第五章 機遇
第六章 信仰
第七章 種族
第八章 外面的世界
第九章 家庭
尾聲
致謝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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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評論
巴拉克·奧巴馬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政治家，他真正懂得寫作——真誠而生動地描寫了他自己……他在這本書中盡力用簡單常識表述自己的政治思想……以平實的語言將思想清晰地闡述出來，而且不受黨派偏見的影響。在大選前這段人們相互攻擊的日子里，尤其是在我們這個正在兩極化的時代，在這種分化越來越嚴重的時代，這樣做本身就非比尋常。
——《紐約時報》 角谷美智子
他是近代政壇最出色的一位作家。
——《新聞周刊》 喬納森·奧爾特
奧巴馬用那種描述善與惡的動人文字討論實際的政策觀點，這一寫作技巧在美國現代政治史上鮮有所見……在我們這個卑劣虛偽、令人沮喪的時代，奧巴馬出色地運用優雅且振奮人心的文字，提出明智的充滿人文關懷的解決辦法，這確實使人心中充滿希望。
——《華盛頓郵報》 邁克爾·卡津
《無畏的希望》為讀者——以及美國選民——呈現了一幅樂觀的國家前景，同時作為一部政治傳記，本書集中展現了奧巴馬參議員的核心價值觀，明朗地闡述了他將如何處理當下那些重大問題。
——《芝加哥論壇報》 邁克·多寧
身處黨派之中，很少有人能在談及政治問題時討論“希望”這個詞，同時還能被視作滿懷真誠。奧巴馬就是這樣一個人，他用活潑新穎的文字照亮了當今政治爭論中的陰暗面，以此證明了這一點。奧巴馬讓我們意識到，那些擅作主張界定我們彼此間巨大分歧的各類投票調查既不值得擔憂，也無法暗示我們彼此的心將在哪里相互交融。
——《洛杉磯時報》 約翰·巴爾扎爾
奧巴馬在書里呼吁，要改變當前的政治困境，就需要改變現在的政治作風，奉行新的誠實、坦率的政治作風，一種基于上述的共同理想、共同價值理念和共同希望的新政治風氣。
——《華盛頓觀察》
奧巴馬是黑白混血，他的經歷，幾乎就是“美國夢”的最好注解。
——《新京報》
在這個惡語相向，互相抨擊的競選前期到中期，這本冷靜、理智、不偏不倚的書本身就是一個特例，一個值得重視的文化政治事件。
——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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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
一般情況下，我乘地下交通進入國會山。一列小小的地鐵從我辦公室所在地哈特大樓開出，在上面可以看到沿途隧道里滿是五十個州的旗幟和徽章。列車吱嘎一聲停住，我踏出車廂，從忙碌的雇員、車站維護工人、偶爾可見的旅游團隊中間穿過，然后搭上一間老舊的電梯升到二樓。走出電梯，通常可以發現擁擠在這里的新聞記者。我從中擠出一條路，沖著值班的首府警衛打一聲招呼，然后再穿過兩扇莊嚴厚實的大門，就來到了合眾國參議院的辦公所在地。
參議院并不是國會山最賞心悅目的地方，但能給人留下難忘的印象。暗褐色的墻壁襯托出藍條紋的鑲板和條紋精美的大理石柱子。頭頂上高懸一個乳白色的圓形穹頂，在穹頂正中，雕刻著一只美利堅雄鷹。在供游客參觀的走廊之上，安詳而莊嚴地陳列著美國歷史上前二十位副總統的半身雕像。
徐徐前行，可以看到參議院的席位由一百張桃花心木桌子呈馬蹄鐵形排成四行。每張桌子的上方都擺放有墨水瓶和鵝毛筆，有些桌子的歷史甚至能追溯到1819年。隨便打開一個抽屜，你就能發現曾經使用過這張桌子的參議員名字——塔夫特（Taft）、隆（Long）、斯登尼斯（Stennis）、肯尼迪（Kennedy），而且這些或潦草或工整的字跡皆出自于議員們之手。有時，站在參議院議事廳中，我可以想象保爾·道格拉斯（Paul Douglas）或者休伯特·漢弗萊（Hubert Humphrey）坐在其中的一張桌子前，再一次敦促議會采納和通過民權法案；或者是在幾張桌子開外，喬·麥卡錫（Joe McCarthy）正在翻閱著長長的名單，隨時準備為其中的一些名字作政治定性；或者是林登·約翰遜（LBJ），徘徊在過道上，通過游說來拉選票。有時，我也會徘徊在丹尼爾·韋伯斯特（Daniel Webster）曾經用過的桌子邊，想象著他勇敢地站出來，挺立在擠得水泄不通的議會旁聽席和同僚們面前，強烈反對分裂勢力，奮力維護聯邦的完整。他的眼中閃爍著熊熊的火光。
但是這種想象不會持續很久。除了投票的短短幾分鐘，我和同僚們并不會在議事廳待太長時間。絕大多數的決定——包括提出什么法案，什么時候提出法案，需要做什么修正以及如何勸導反對派議員參與合作——早已被多數黨領袖與相關的委員會主席，還有他們的同僚，甚至（這還取決于反對的程度和處理提案的共和黨人的思想境界）在野民主黨人士討論決定了。當我們來到議會廳時，秘書便開始點名，參議員按序投票。其實他們都已拿定了主意——他們和同僚磋商，考量政黨會議領導、院外游說團、利益集團、選民來信，以及意識形態的傾向等因素——在具體議題上早已確定了自己的立場。
這樣的安排有助于提高辦事的效率，自然得到那些疲于奔命的議員們的高度認可。他們的日程安排得滿滿的，往往長達十二甚至十三個小時：他們得急忙趕回辦公室與委托人見面，回復電話，還要去附近的飯店結交政治捐助者，甚至還要趕去電視臺直播室做現場訪談。如果你更加留心的話，你有可能發現在眾人離去后，仍然有一個孤獨的議員佇立在辦公桌前，苦苦思索提案如何能得到認可從而在議會上發表演說。這可能是一份提案的解釋，也可能是一份有關國內新問題的全面評述。演講者充滿激情，聲音慷慨激昂；他的論點——關于削減低收人家庭的福利計劃，或者關于阻撓一項司法任命，或者關于能源獨立的必要性——聽起來也是有理有據。但是這位講演者也只能面對幾乎是空蕩的議會大廳發表演說，參與者只有會議主持人，少數議會同僚，參議院主席，還有那些目不轉睛的美國有線頻道（CSPAN）的攝影記者。講演結束時，講演材料會被一位身著藍色制服的書記員悄悄收去，作為官方的記錄而保留。當這位議員走下臺時，另一位議員會走到演講席前，發表演講，并希望得到廣泛的認可。就這樣，她重復前者所做的事情，一切都按部就班地進行。
就在這個世界上最偉大的審議機構里面，沒有一個人在傾聽。
我還記得2005年的1月4日。就在這一天，我和另外三分之一的參議員宣誓就任為第一百零九屆國會的議員。那真是一段美麗而模糊的回憶。陽光明媚，氣溫也反常的溫暖。家人和朋友們從伊利諾伊、夏威夷、倫敦、肯尼亞專程趕來參加我的就職儀式。當我和新當選的同僚們站在議會廳大理石講臺前，舉起右手做就職宣誓的時候，他們都為我歡呼雀躍。在那古老的參議院議事廳里，我和妻子米歇爾（Michelle），還有我的兩個女兒再次重溫了儀式的過程并同副總統切尼合影留念（不出所料，六歲的瑪麗亞很嫻靜地握著副總統的手，而三歲的薩莎[Sasha]卻是先與副總統擊掌，然后快速轉過身來，面對著鏡頭招手）。之后，我就目視著女兒們蹦蹦跳跳，跑下國會大廈東面的臺階，她們的紅色和粉色裙子隨風優雅地擺動，最高法院外的白色廊柱成了她們嬉戲的莊嚴背景。米歇爾和我牽著她們倆的手，四人一起走到國會圖書館，在那里我們遇到了數百名祝福者，他們是沖著這一天從外地趕來的，在隨后的幾個小時里，大家互相握手、擁抱、拍照、簽名留念。
一整天不停的微笑和致謝，一整天的禮儀和慶典——這就是國會山來賓的感受。也許那天是整個華盛頓特區最優雅的日子，人們都暫時停下來，集體歡呼我們的民主在繼續。但是，此時的空氣中卻彌漫著一種滯息，提醒著人們此景不會持續很久。當招待會告一段落，家人和朋友們都離去以后，冬13的夕陽無力地落進鉛灰色的暮靄之中，此時，游離在這個城市上空的陰影是這樣一個不可改變的事實：這個國家被分裂，華盛頓被分裂，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今，這種政治上的分裂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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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總統大選和各種各樣的數據統計無不在表明我們傳統智慧的正確。但美國在一系列問題上出現了分歧：出兵伊拉克、征稅、墮胎、槍械管制、“十誡”、同性婚姻、移民、自由貿易、教育政策、環境的規范治理、政府組織的規模、法院的地位。我們不僅存在分歧，而且還帶著分裂的和放縱的黨派偏見，甚至不惜將最刻薄的批評拋向對手。我們在分歧的范圍上存在分歧，在分歧的性質方面存在分歧，在分歧的理由上存在分歧。一切都充滿了分歧：不管是造成氣候改變的原因還是氣候改變這個事實本身，不管是赤字的規模還是產生赤字的原因。
對我而言，這些都算不上新鮮事。長久以來，我一直關注逐步升級的華盛頓的政治爭斗：伊朗門（Iran．Contra）和奧利·諾思（Ollie Noah）事件，博克（Bork）提名和威利·霍頓（Willie Honon）事件，克拉倫斯·托馬斯（ClarenceTThomas）和安妮塔·希爾（Anita Hill）的聽證會，克林頓（Clinton）選舉和金里奇革命（Gingrich Revolution），白水事件（Whitewater）和斯塔爾調查報告（Starr investigation），政府部門消極怠工而彈劾聲卻不絕于耳，懸而不決的扯皮（dangling chads）和布什戈爾之爭。與其他公眾一道，我見證了競選文化滲透于整個政體內部，它作為一個極盡侮辱與誹謗之能事的產業，一個長期繁榮且有利可圖的產業而占據了有線電視，無線廣播和《紐約時報》暢銷書的排行榜。
在伊利諾伊州立法機構任職的八年中，我漸漸地掌握了這種政治游戲的一些規則。在我1997年來到斯普林菲爾德（Springfield）上任時，伊利諾伊州參議院中占據多數席位的共和黨采納了和眾議院議長金里奇控制美國眾議院如出一轍的做法。在根本無力對修正案提出討論，更遑論提案得到通過的情形下，民主黨議員在一旁束手無策，只會抱怨和指責，但是這根本于事無補。他們只好眼睜睜地看著共和黨通過了大型企業稅收優惠提案，將經濟壓力轉嫁給工人，甚至還削減了社會服務。一股憤怒的情緒在民主黨會議上蔓延。此后，同僚們開始仔細地記錄下大佬黨（GOP）對權力的濫用，哪怕是一次細微的濫用也絕不放過。六年后，民主黨當政，大佬黨的日子也變得艱難。這時，一些老議員們不禁懷念起當年共和黨和民主黨一起共度晚餐，在牛排和雪茄的香味中商討雙方都能妥協的方案的情景。遺憾的是，當這些老人成為對方惡意中傷的目標，面對自己的選區大量散發的諸如瀆職、腐敗、無能和道德敗壞的誣陷郵件時，過去那些溫馨的回憶也會消失殆盡，蕩然無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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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沒有選擇在這一切中做一個袖手旁觀者。在我的理解中，政治就是一項身體對抗激烈的體育運動，即使是橫眉瞪眼和偶爾腳下使絆兒也不會被判犯規。但由于占據了一個民主黨占絕對優勢的選區，我終于逃脫了被共和黨成員大聲唾罵的命運。偶爾，我也會和最保守的同僚一起共同起草一份法案，然后僅僅通過一圈撲克牌或者是一杯啤酒，我們就會發現彼此之間有著不愿公開承認的更多的共同之處。這也許就能解釋為什么在斯普林菲爾德的這些年里，我會一直堅持著這么一種信念，那就是政治也可以是另外一種樣子。選民們希望能看到不同的東西：他們已經厭倦曲解事實，詆毀謾罵，厭倦通過電視辯論來解決復雜的政治問題。如果我能和那些選民直接交流，感覺到他們的心聲，并將他們的選擇盡可能忠實地傳達出來，那么，渴望公平競爭的本能和常識就能使他們重新振作起來。如果我們中有足夠多的人愿意冒這個風險的話，那么，不僅國家的政治，甚至國家政策也會得到很大的改觀。
帶著這種信念我參加了2004年的美國參議員競選。在參選過程中，我一直堅持暢抒己見，語言簡潔，關注事情的本質。當我以絕對優勢票數勝出并贏得民主黨內部的初選和后來的參議院換屆選舉時，我越來越堅信自己的信念。
只有一個問題：競選過于順利，像是僥幸得來的勝利。政治評論家會指出在最初七位民主黨候選人中，沒有一位做過負面的電視廣告。其中最富有的候選人——一位身價三億美元的前商界人士——耗資兩千八百萬美元做了鋪天蓋地的正面宣傳廣告，不料競選因最后幾周有記者曝料他的離婚案丑聞而偃旗息鼓。我的一位共和黨對手——瀟灑而富有，曾經是高盛（Goldman Sachs）的合伙人，現在是內城區（inner city）的教師——從一開始就對我進行攻擊，企圖從我過去的經歷中尋找不利的記錄，沒料到自己卻因為離婚丑聞而倉惶落馬。在那個月較順的幾天里，我沒有招惹麻煩，倒是走訪了伊利諾伊州，這是在我被提名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做“基調演講”之前。我的演講長達十七分鐘，是一場毫無刪減和中斷的全國電視直播。最后伊利諾伊州的共和黨很奇怪地選擇了前總統候選人阿蘭·凱斯（AlanKeyes）作為我的競選對手。阿蘭·凱斯以前從未在伊利諾伊州生活過，而且他是一個態度很激進并且很固執的一個人，就連保守的共和黨人都畏他三分。
一些新聞記者后來宣稱，我是全美五十州最幸運的政治家。私下而言，我的一些競選伙伴們被這種說法激怒了，因為這種說法忽略了我們之前艱苦卓絕的努力和我們的政策感召力。不過，我仍然得承認成功里面有運氣成分。過去我是個局外人，是一個異類；對于一個熟諳政治的局內人來說，我的成功說明不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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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不得當我一月份抵達華盛頓的時候，我感覺自己像個比賽結束之后才露面的菜鳥，嶄新的隊服潔凈無痕，不但渴望比賽，甚至還希望能像滿身泥濘的隊友們那樣清理比賽時留下的傷痕。當我忙于接受采訪和合影時，滿腦子都充滿著高尚但卻不切實際的想法，幻想著能夠少一些尖銳的黨派之爭和相互攻擊。而就在這時，民主黨已經被打得一敗涂地——無論是總統選舉、參議院席位、眾議院席位，民主黨在這些方面皆處于下風。我贏得了民主黨新伙伴們最熱烈的歡迎，他們將我的勝利視為民主黨少有的幾個亮點之一。無論是在議會走廊里，還是在參議院活動的間歇，他們總是將我拉到一旁，提醒我一場典型的議院斗爭該是怎么樣的一回事。
他們給我講了他們的前任領袖，南達科他州的湯姆·達施勒（Tom Daschle）的失敗遭遇。耗資數百萬美元制作的詆毀廣告向他鋪天蓋地地襲來——整版的報紙廣告和電視新聞時刻在告誡社區民眾他是如何支持墮胎
（baby killing）和同性婚姻的，有些廣告甚至聲稱他曾經虐待第一任妻子，可事實是，她曾到南達科他州幫助前夫東山再起。他們又提起了馬克斯·克萊蘭（Max Cleland），佐治亞州的前任參議員，一位三級截肢的退伍老兵，在上一輪選舉中僅因為被指控對國家不夠忠誠，支持和鼓動奧薩馬·本-拉登而丟失了參議院的席位。
那是“說出真相的快艇老兵”所做的一些小事了：沒想到幾則安排巧妙的廣告和保守派媒體的幾句中傷就能讓一位曾經的越戰英雄在人們心目中的光輝形象蛻變成一個軟骨頭的妥協者。
當然共和黨中也會有人覺得自己受到了類似的毀謗。也許會議第一個星期出版的報刊社論是正確的：也許，是我們將選舉拋到腦后的時候了，兩黨都應該收起互相憎恨和中傷的火藥，在至少一兩年的時間里，安心地治理這個國家。也許這個想法會是可行的，如果今天的選舉不是這樣的勢均力敵，或者伊拉克戰爭局勢沒有這樣動蕩，或者選舉游說團體、批評家和各式各樣的媒體沒有如此希望搬弄是非來從中牟利。和平也許因一個不同的白宮而出現，這個白宮不需要信誓旦旦去發動一場持續的競選，不需要一個無可撼動的執政權，有五十一對四十八個選區的勝利來呼喚謙卑與合作，這就足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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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實現這樣一種緩和需要怎樣的條件，這些條件沒有在2005年出現。共和黨和民主黨彼此互不相讓，沒有善意的姿態。選舉才過去兩天，布什總統便出現在電視鏡頭前，宣稱有足夠的政治資本，而且打算充分使用它。就在同一天，保守派活動家格羅芙·諾奎斯特（Grover Norquist）不顧公共禮儀約束，在談到民主黨的處境時口出穢言：“任何一位農民都會告訴你，某些動物跑來跑去，卻并不感到開心；一旦被圈養，它們反而變得高興，并安靜下來。”在我宣誓就職的兩天后，來自于克里夫蘭的女參議員斯蒂芬妮·塔布斯·瓊斯（Stephanie Tubbs Jones）在參議院里站出來，質疑俄亥俄州選舉結果的有效性，并舉出在該州選舉中發生的一系列舞弊行為。基層的共和黨成員們不禁對之怒形于色（“可憐的輸家”，我可以聽到有些人這么小聲地說
著），但是議會主席黑斯特（Hastert）和多數黨領袖迪萊（DeLay）面無表情，從高高的講臺上冷冰冰地盯著她，因為他們清楚選票和小木槌都在他們的手里握著。加州的參議員芭芭拉·博克瑟（Barbara Boxer）同意簽署這個挑戰，當后來回到參議院議事廳的時候，我發現自己的投票與七十四位投票的議員中的另外七十三位一道，將喬治·W·布什送入了他的總統第二任期，這也是我在議會投的第一票。
我注定會在這次投票后接到一通斥責電話，受到一番郵件轟炸。面對被我惹得不高興的民主黨同僚們，我回電話，向他們保證我對于俄亥俄發生的問題很清楚，是的，我想接著就會有一場關于這個事件的調查，而且，我仍然相信，即使是那樣，喬治·布什也依然能夠贏得這場選舉。我向他們發誓，我不可能在上任參議員的短短兩天里就被拉攏并出賣自己的政黨。就在同一周，我偶然碰見了即將離任的參議員澤爾·米勒（Zell Miller），他面目消瘦但目光犀利，是佐治亞州民主黨黨員，同時也是全國步槍協會（NRA）常委。由于對民主黨感到失望，他轉而支持喬治·布什，并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了一番言辭尖銳的“基調演講”——他毫無保留地批評約翰·克里（John Kerry）的背信棄義，指責他在所謂的國家安全方面軟弱無能。我們的談話非常簡短，但充滿了無言的反諷——年邁的南方人即將退出政壇，而年輕的北方黑人卻還有著不可估量的前程，新聞記者們從我們備受矚目的大會演說中解讀了這種鮮明的對比。米勒參議員非常有風度，他祝我在新崗位上有所作為。后來，我偶然讀到他的著作《行動準則的瑕疵》中的一章，他稱我的演說是他聽過的演說中最好的一個，盡管隨后他指出——我能想象出他在寫下這些話時掛在嘴角的狡黠微笑——但從贏得競選的角度上來說，這番演說可能并不是最有效的。
換句話說：我的人輸了，而澤爾·米勒的人贏了。這就是冷酷無情的政治現實。其他一切都只是徒勞的傷感。
《無畏的希望》重申美國夢(11)
我的妻子會告訴你從天性上來說我并不是容易被激怒的人。所以，當我看到安·庫爾特（Ann Coulter）或者肖恩·漢尼提（Sean Hannity）在電視上大喊大叫的時候，我發現很難拿他們的話當真，我猜想他們一定要這么做，要么是為了給自己的書促銷，要么是為了提升書的排名。我不覺得有人愿意將寶貴的時間用來傾聽這些無稽之談。曾經有一些民主黨黨員在集會上沖到我面前叫喊，我們正處在政治上最困難的時期，因為有一只漸漸壯大的法西斯之手正在緊緊地扼住我們的喉嚨。這時，我會提起羅斯福（FDR）政府對日籍美國人的拘押，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執政時期頒布的《客籍法和懲治叛亂法》（Alien and Sedition Acts），或者盛行長達百年歷經數十任政府的私刑，這些恐怕比當前的狀況要更糟糕得多。所以，我告誡大家最要緊的是冷靜。當有人在晚餐聚會上問，我怎么能在當前如此嚴酷的政治環境下行事游刃有余時，我會向他提起尼爾森·曼德拉（Nelson Mandela），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或者其他一些待在埃及等國家某處監獄里的人。事實上，被人謾罵并非是一件壞事。
但是，我還不能完全免于憂慮和緊張的折磨。和大部分美國人一樣，我發現很難擺脫這么一種情緒，即我們的民主最近已經變得越來越糟糕。
我們認為，國家的理想和現實之間存在差距，但事實還不是那么簡單。這個差距自美國成立之初就以某種形式存在。發動戰爭、通過立法、機構改革、組織工會，以及旨在連接承諾與實踐的抗議活動。
不，我們真正的麻煩是橫亙于我們的崇高使命和渺小政治之間的鴻溝——長期以來我們容易陷入一些細微瑣事之中，往往不能在緊要關頭做出重要決策，無法達成一致來解決所有的重大問題。
我們知道，全球化的競爭——更不用提我們所誠心許諾的，要真正實現機會均等和流動發展——需要我們自上而下地徹底改革我們的教育體系，充實我們的教師隊伍，全力提高我們的數學和科學的教學水平。我們要拯救內城區的孩子，讓他們接受教育。到目前為止，似乎我們關于教育的爭論都集中在兩派意見之上：一派希望能取消公立學校，另一派則希望能保持現狀；一派人說錢對教育起不了什么作用，另一派人則需要更多的錢，但又不能證明這些錢將被有效和正確的使用。
《無畏的希望》重申美國夢(12)
我們知道，我們的衛生保健體系已經崩潰：昂貴的醫療費用，糟糕的工作效率，根本無法適應當今解除終身雇傭的經濟體制，在這樣一個保健體系中，勤勞的美國民眾長期面臨潛在的危機，并可能因此窮困潦倒。年復一年，意識形態和政治的權宜推諉導致了現狀的低迷和無所作為。只是在2003年，我們盼來了一項藥物法令，該法令費了很大周折，卻成就了公共和個體權責的混淆——價格飛漲，官僚肆虐，保險覆蓋面的缺口和令納稅人瞠目結舌的賬單。
我們知道，反對國際恐怖主義的戰斗馬上就會演變成一場武裝沖突和一場意志較量，國家的長期安全將建立在審慎的軍事保護和日益增強的國際合作之上，還有解決全球貧困和失敗國家的問題不僅僅是在做善事，實際上，它將使我們國家大受裨益。但是綜觀我們絕大部分關于國際政策的討論，你會相信我們只有兩個選擇：要么與別國為敵，要么就退而將自己封鎖起來以遠離恐怖主義。
我們認為信仰是一切幸福和理解之源，然而我們卻發現，在信仰的表達和理解上出現了分歧。我們相信我們是一個寬容的民族，即使是在種族、宗教和文化的緊張氣氛彌漫大地的今天。遺憾的是，我們的政府不僅沒有調停緊張局勢，消減分歧，反而是煽風點火，利用這樣的局勢，從而將我們推向歧途。
我個人認為，政府中的那些人應該清醒地承認我們現有的政治和需要的政治之間存在一個鴻溝。當然，民主黨人對于這種狀況很不滿意，這種不滿意從他們輸掉大選就開始了，由于一種勝者為王的選舉制度，共和黨人順利控制了所有的政府要害部門，并且他們認為沒有必要和一敗涂地的民主黨進行商榷和妥協。深思熟慮的共和黨人不應該如此樂觀，因為，就算民主黨人不能獲勝的話，共和黨即便依靠無視現實的廉價承諾（稅收削減但服務卻未削減，社會保障體系私有化而福利卻未得到改善，想發動戰爭卻害怕傷亡）贏得了大選勝利，但它注定無力治理好這個國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