訴訟調解：模式設計和原則適用

王松

　　近年來，訴訟調解在構建和諧社會的進程中被寄予了極高的期望。訴訟調解制度在充分發揮化解社會矛盾、徹底解決糾紛作用的同時，也出現了“和稀泥”、“以判壓調”、“久調不決”等突出問題，對其作用的發揮構成嚴重阻礙。為此，有學者提出用調審分離模式取代現行的調審結合模式。本文認為，調審分離模式同樣存在適用上的困難，直接影響調解的效率與效果，法官調審結合的角色也不會必然產生前述問題，建議保留調審結合模式，并對法官的調解行為從程序上加以必要約束。此外，應當正確理解和適用民事訴訟法關于訴訟調解基本原則的規定：一是強化自愿原則，簡化調解程序；二是正確理解事實清楚、分清是非原則；三是準確界定和適用合法原則。
關鍵詞：調審結合調審分離自愿事實清楚分清是非合法
訴訟調解是在民事訴訟過程中，在法官主持下，雙方當事人就民事權益爭議自愿、平等地進行協商，以達成協議、解決糾紛的活動和結案方式。它既是民事訴訟法規定的一項重要訴訟制度，也是人民法院依法行使審判權的重要方式。訴訟調解“通過把講理與講法結合起來的方法，讓當事人能夠接受調解結果，自動履行程度高，對于化解社會矛盾、徹底解決糾紛、促進和諧社會構建，具有其他方式所無法替代的作用”。其在構建和諧社會的進程中被寄予了極高的期望。近年來，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能調則調，當判則判，調判結合，案結事了”的十六字民事審判工作原則，指導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在正確把握調解和判決關系的基礎上，加大訴訟調解方式解決糾紛的力度，引導當事人在平等自愿、互諒互讓的基礎上達成調解協議，減少當事人之間的對抗，增加和睦團結，真正實現案結事
了，取得了很好的社會效果。就訴訟調解制度而言，如何合理設計訴訟調解的模式，正確理解和適用訴訟調解的基本原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調解能否順利進行和能否實現調解制度的預期價值。對此，學界和實務界在認識上存在爭議，各地法院的理解和操作也不統一，本文試對這兩個問題進行探討。
一、妥當設計訴訟調解的模式
在司法實踐中，訴訟調解出現了“和稀泥”、“以判壓調”、“以勸壓調”、“久調不決”等突出問題，對其作用的發揮構成了嚴重阻礙，這引起了學界對如何設計訴訟調解模式以解決前述問題的思考。有的學者認為，應當在法院內部對調解的具體操作方式進行改革，調解仍然是由法官主持的訴訟內調解，但通過由不同的法官分別負責同一案件的調解與審判的方法，達到調審分離的目的。理由是調解在欲達到的目標、正當性原理、受程序法和實體法的約束程度等方面與以裁判方式解決糾紛存在著重大區別，現行訴訟制度將調解和判決并列為法院行使審判權的方式，必然模糊司法解決與司法外解決的界限，往往使得糾紛雖然得到了解決，但法律的公平與正義無論是在糾紛解決過程中還是在解決結果上均未得到充分體現，并最終可能使司法迷失本性；同時，法官在同一訴訟結構中兼有裁判者和調解者的雙重身份，決定了法官在調審結合的模式中難以真正把握自己的身份，為了使固執于自己主張的當事人做出妥協，往往會有意無意地從調解人滑向裁判者，或明或暗的強制在調解中占主導地位，導致“以合意為基礎的調解常常演變為大量滲入調解人員主觀意志的強制型調解，從而違背了法院調解制度所追求的正義價值”，只有通過調解權和審判權的分離，才能有效消弭強制調解的威脅。應當說這種訴訟內調審分離的觀點，在理論界是主流觀點，對司法實務的影響較大，一些法院也嘗試通過安排法官專門從事調解工作等途徑實現調審分離。但也有學者主張保留調審結合模式，認為法官同時具有主持調解和判決的職能，與強制調解現象并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調審分離不是解決前述訴訟調解存在問題的良策，更重要的是從整體訴訟制度合理化建議人手，規范法官以及當事人在訴訟中的合理活動空間。
筆者認為，町以保留現行的調審結合模式，并對法官的調解行為從程序上加以必要約束，具體理由如下：
(一)從司法運作背景的角度看，法官調審結合的角色不會必然產生前述問題
從司法實踐的角度看，法官在審理案件的過程中，最關注的實際不是簡單和機械地適用法律裁判案件，而是如何能夠通過審理案件實現糾紛的妥當解決和實質正義，避免使法庭變成訴訟技巧的競技場。有學者在對我國基層司法制度的研究中曾指出，基層法院在司法運作的過程中，有關的法律規則與案件處理實際上是脫節的，法官必須調動和運用其個人的智慧在某些法律規則之外或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的地方做出努力，關注結果的正當性和形式的合法性，關注具體問題的解決，才能將糾紛處理的比較妥當。②我國的法律是在地域遼闊、各地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很不平衡的環境中運作的，由此決定了我國的司法不可避免地帶有很強的政治色彩，“雖然‘依法治國’這一提法已認同了現代法院的職能應該兼具解決糾紛與落實規則，但現有的制度設計至少在基層法院的實際運作中仍然將解決糾紛作為中心職能”，“基層法院不僅僅是一個認定違法事實并加以懲處的司法機關，還是基層政權建設的一個重要部分，它必須‘為中心工作服務’、‘為經濟建設保駕護航’。它需要以法律的名義解決許多本應由其他社會調整機制處理的糾紛，以維護社會的正常秩序”。③法官的“法律思維不光關心問題的解決是否符合法律的邏輯推理，而更主要的是關心問題的解決是否妥當，是否可行，是否有利于社會秩序的穩定，是否有利于糾紛當事人日后的和睦相處”。“不是用一紙判決書判給當事人永遠無法兌現的權利，而是采用各種日常權力技術給予當事人實實在在的利益”。“從這個意義上講，法律就不僅僅是一門體現在案卷中的邏輯演繹技藝，更主要的是體現在社會生活中的化解糾紛的技藝”。因此，基層法官主要追求的是糾紛的妥當解決和實現裁判案件的實質正義。筆者認為，由于基層法院審理了全國法院近90％的案件，實際上基層法官的這種工作思路在很大程度上同樣適用于更高審級法院的法官。例如，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級人民法院全面加強和改進訴訟調解工作，繼續堅持民事審判十六字原則，著力化解矛盾糾紛，最大限度地做到案結事了，力爭形成剛柔相濟、公信力高的民事審判工作新局面，同時也要防止違法調解、強迫調解、盲目攀比調解率的現象。“民事訴訟應當是和諧的、有利于糾紛及時r結的訴訟，不應當是相互頂牛的、沒完沒了的訴訟”。②再如要求不能因為強調中立地審理案件，忽視對困難群眾、弱勢群體特殊的制度保護，使法庭變成訴訟技巧的競技場；不能矯枉過正單純追求“一步到庭”，忽視司法的糾紛解決功能；不能一味強調“坐堂問案”、片面追求當事人舉證責任，使一些本應通過法官釋明權予以彌補的案件也簡單地“駁問”，從而引起上訴、申訴案件增多；不能以犧牲案件的實際效果為代價提高當庭宣判率。這些要求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的就足實現妥當解決糾紛和辦案實質正義的工作思路。因此，法官的中立性并非足絕對的，只要以當事人的自愿為前提，法官完全可以積極主動地引導當事人參與調解，從民事訴訟解決糾紛的目的和民事訴訟機制的作用上看，審判和調解不僅不是對立和矛盾的，而且足相互補充、相互作用的，是可以統一的。由此町見，那種認為判決就是嚴格依法解決糾紛，而調解則在適用法律上具有流動性和隨意性，因此，調審應當分離的觀點是不準確的。
(二)調審分離模式也存在適用上的困難，最為突出的是將會直接影響調解的效率與效果
如果采取調審分離模式，意味著需要額外的人員、時間和專門的程序階段．不僅需要改造現行的訴訟調解制度，而且要對整個民事訴訟制度進行實質性的改造，無疑要付出極為高昂的成本，不易實施；如果在訴訟過程中因調解而不斷中止審理，就會造成程序的復雜化和時間的拖延，成本太高；而由不做判決的法官主持調解，這些調解法官同樣有強制調解的權力和動力，并不能真正杜絕強制調解的出現，反而會降低對當事人的說服力，影響調解協議的順利達成。因此，即使調審分離目前在我國存在現實合理性，也未必能夠被真正貫徹，最終仍將為司法實踐中對效率和良好糾紛解決結果的追求所否定。“調解只是法官訴訟職權(包括訴訟指揮權、調解權、釋明權等)中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種與審判權對立或并列的，可以分割出來的獨立的職權”。最高法院頒布的司法解釋和規范性文件也是持此態度，例如《關于人民法院民事調解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民事調解規定》)和《關于進一步發揮訴訟調解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積極作用的若干意見》并沒有對調解主體做出限定，而是認為“調解和裁判都是人民法院調處民事糾紛、定紛止爭的手段，手段本身不是目的，不能搞調審分立，甚至搞調審對立”，故最高人民法院并未將調審分離作為訴訟調解制度改革的目標。因此，只要切實保護當事人的意思自由，避免法官強制調解，就沒有必要也不宜實行調解人與審判者的相互分離。
(三)從比較法的角度看，域外主要國家和地區的法院調解也大多以審理案件的法官的參與為特征
從比較法的角度看，域外主要國家和地區的法院調解也大多以審理案件的法官的參與為特征，即便是在美國，由審理案件的法官主持審前程序并積極促進和解的做法也得到提倡。實際上，調解的本質在于當事人雙方的自由合意，調解的啟動與協議的達成均取決于雙方當事人的合意，而“合意的二重獲得”需要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合意的表示是在得到充分信息的基礎上做出的，二是當事人之間以及當事人與第三者之間進行了真正的對話。對法官的調解行為從程序上加以必要約束，是能夠實現這樣兩個條件的。在采取逐步提高法官待遇等有效措施保障法院依法享有獨立行使審判權的同時，應當嚴格實行法官懲戒制度。體現在調解上，對調解程序中故意違法的法官從重處罰，情節嚴重的，應將其永遠清理出法律職業隊伍。通過嚴格的懲戒制度，促使法官正當行使審判權，使得庭審活動既能夠程序合法，又不失一定的靈活性，實現調解制度的應有功能是完全可行的。
(四)不能因為個別法官違法調解而否定調審結合模式，這實際上不是調審分離還是結合所能夠解決的問題
調解本身極大地依賴于法官的良知、職業道德和經驗，其真正的制約者和監督者往往是雙方當事人和法官本人，實踐中也的確出現了個別法官違法調解的案例，這也是有的學者主張調審分離的一個重要理由。但也應當看到，當前無論采取哪些措施也難以在短時期內根除法院內部的違法腐敗現象，而這些問題并不僅僅存在于調審結合模式中，在調審分離模式中也同樣是不可避免的，就像審判中也存在這些問題，社會不可能因此就否定司法的功能及法院司法活動的正當性一樣，我們也不應因此就簡單的否定調審結合模式。對這些問題的解決，應把它放在社會與司法關系的宏觀背景下思考。毫無疑問，法官享有的司法權關系到人民的生命財產和人身安全，也維系著社會的公平、正義和秩序，這就要求法官必須具有豐富的法律知識和司法實踐經驗，并且品行端正、廉潔自律，因此，
法官必須是社會的精英，這也是我國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一個發展方向。也就是說，調審結合模式中存在的問題應當通過加強法官隊伍職業化建設、提高法官的司法能力和司法水平加以解決，調審分離并不是解決這些問題的有效辦法。
二、正確理解和適用訴訟調解的基本原則
正確理解和適用民事訴訟法關于訴訟調解的三個基本原則，具體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強化自愿原則，簡化調解程序；二是正確理解事實清楚、分清是非原則(以下簡稱“事清責明”原則)；三是準確界定和適用合法原則。以下分別進行論述。
(一)強化當事人自愿原則
訴訟調解制度的本質特征是雙方當事人的自由合意，調解程序的啟動和調解協議的達成都應取決于當事人的合意。因此，當事人自愿是調解制度的本質屬性，法官在訴訟中應當處于中立和消極地位，充分尊重當事人意愿，貫徹當事人處分原則，強化當事人對訴訟的支配權，弱化法官的職權主義色彩。具體應把握以下四點：
1．妥當處理當事人處分權和法院審判權的關系。
應當明確，調解的制度基礎就是當事人對其權利的處分權，設置調解程序的目的，就是為當事人相互妥協與讓步，實現自我權利的安排以友好解決糾紛提供機會和條件。調解的正當性和有效性來源于當事人調解的意思自由，而這也正是對調解是否公正進行判斷的基本標準，是調解制度發揮作用的基本要求。法官可以通過行使釋明權建議當事人選擇調解方式解決糾紛，但如果沒有法律的明確規定，法官無權主動決定啟動調解程序。基于程序選擇權，當事人有啟動調解、確定調解方式和調解協議內容等自由，有權申請在答辯期屆滿前進行調解，有權申請不公開調解，可以自由選擇調解協議何時對其產生效力，在調解協議內容上可以超出訴訟請求的范圍，可以約定一方當事人不履行調解協議時承擔的額外的民事責任，還可以為調解協議的履行設定擔保。同時，當事人在調解過程中的承認、提議、妥協等事實，在司法程序中也不能直接作為證據來認定。
2．準確理解和把握民事審判十六字原則。
準確理解和把握“能調則調，當判則判，調判結合，案結事了”的十六字民事審判工作原則，關鍵取決于訴訟調解有沒有真正建立在當事人自愿的基礎上，在制度設計上能否切實堅持當事人自愿原則。
具體來說，“能調則調”要求堅決貫徹當事人自愿的原則；“當判則判”要求對那些不具備調解條件、不需要調解或者久調不決的案件，應當及時做出裁判：“調判結合”要求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靈活運用調解和裁判方式，努力發揮法院解決糾紛、化解矛盾的作用；“案結事了”則是司法活動的追求目標。因此，既要重視調解，也要重視裁判，“調解和判決都要抓，不能因為只抓一面而忽視另一面，從而導致審判工作走向片面和極端”。一方面，凡是有調解余地的民事案件，法官應當盡可能調解；另一方面，不能因為強化調解而淡化了法院的裁判功能，不能為追求調解結案率而久調不決或者超審限辦案。只有充分運用調解和裁判這兩種裁判方式，才能形成民事審判剛柔相濟的組合優勢，最大限度地發揮好人民法院妥善化解矛盾糾紛的作用。
3．堅持當事人自愿原則不等于法院對所有案件都不能主動進行調解。
在堅持當事人自愿原則的同時，也要看到，調解自愿不是絕對的，糾紛的解決不僅是個人的事情，也會涉及他人甚至家庭責任、社會責任，為此，《民事調解規定》第2條規定，“對于有可能通過調解解決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應當進行調解。但適用特別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產還債程序的案件，婚姻關系、身份關系確認案件以及其他依案件性質不能進行調解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不予調解”。規定除例外情形外，人民法院對“有可能通過調解解決的民事案件”有主動調解的職責。也就是說，在這些案件的審理過程中，不管當事人是否提出申請或者同意調解，法院都應當將調解作為審理案件的先行程序，這意味著就絕大多數民事案件而言，法官都應當主動組織雙方當事人調解。同時，為使案件審判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對以下六類案件尤其應當做好調解工作：涉及群體利益，需要政府和相關部門配合的案件；人數眾多的共同訴訟、集團訴訟案件；案情復雜，當事人之間情緒嚴重對立，且雙方都難以形成證據優勢的案件；相關法律法規沒有規定或者規定不明確，在適用法律方面有一定困難的案件；敏感性強、社會關注程度大的案件；申訴復查案件和再審案件。
4．妥當把握調解的方式方法。
法官在居中主持調解時，應當注意針對案件的具體情況組織調解。在說理時把法言法語和群眾語言相結合，擺事實、講道理、釋法律，營造一種相互信任的氣氛，使當事人的主張變得更加明確，調和社會常識、法律規范、事實關系及當事人的意見，促成當事人通過自愿協商達成協議。當事人可以自行提出調解方案，法官也可以主動提出調解方案，供當事人協商時參考。
為方便和促進糾紛的解決，節約訴訟成本，和判決相比，調解在制度設計上應當有一定的靈活性，具體可從以下幾個方面簡化調解程序：
(1)可以不實行對席原則。在充分尊重當事人自愿的前提下，調解結案的必要程序、必要方法是要讓當事雙方“背靠背”接受法官調解建議，基于調解工作的需要，審判人員2人以上在辦公室和審判場所會見一方當事人進行調解，消解調解過程的對抗性，不屬于私下、單方會見當事人的情形，必要時法官還可以邀請雙方信服的案外人到場參與調解。
(2)可以不在審判庭上調解。為營造友好的調解氛圍，在確保調解過程安全的前提下，調解原則上不限于在審判庭上進行，可以把調解地點設在專門用于調解的類似于圓桌型會議室的調解室、審前準備場所或者雙方當事人同意的其他地點，如糾紛的現場、賓館等公共設施中的會議室。
(3)簡化調解筆錄。原則上二只記錄那些法官認為可能發生重要法律效果的行為或場面，并為當事人保密。
(4)調解案件減半收取訴訟費用。《訴訟費用交納辦法》第15條已經對此進行了確認，規定“以調解方式結案或者當事人申請撤訴的，減半交納案件受理費”。
(二)正確理解“事清責明”原則
《民事訴訟法》第85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根據當事人自愿的原則，在事實清楚的基礎上，分清是非，進行調解”。這是民事訴訟法關于訴訟調解應當遵循當事人自愿和“事清責明”原則的規定。當前，學界對當事人自愿原則并無爭議，但對“事清責明”應否作為訴訟調解的原則，則產生了“肯定論，，和“否定論”兩種不同觀點。其中，“肯定論”認為訴訟調解是法院對民事案件行使審判權的一種方式，必須遵循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這一審判工作的基本要求，查明事實、分清是非是進行調解活動的基礎，是當事人行使訴訟權利、法官主持調解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是提高法院辦案質量的根本保障；①而“否定論，，則認為，調解是當事人的處分行為，與審判權無關，應改追求實體公正為追求程序保障，以保障當事人的意思真實為調解改革的目標，放棄對調解查明事實的要求。②目前“否定論”是主流觀點，如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行為規范(試行)》第37條(訴訟調解的基本要求)第2項規定：“堅持自愿、合法原則，能調則調，當判則判，判調結合，案結事了”，即沒有將遵循“事清責明”原則作為訴訟調解的基本要求。
筆者認為，對此簡單的作出肯定或者否定的回答都是不準確的，這主要涉及對“事清責明”原則的正確理解問題。從訴訟學理和審判實踐來看，雖然調解不像判決對查明案件事實的要求那么高，但還是應當將查明案件的基本事實、分清案件的基本是非作為調解的前提和基礎，法官應妥善處理剛性審判和柔性調解的關系，針對案件的具體情況確定發現真實的方式方法、言語技巧和公開心證的場合、層次，準確把握當事人的心理活動，真正消解雙方的矛盾，爭取最佳的社會效果，實現既有針對性的促成雙方達成調解協議，又避免通過審判活動激化雙方的矛盾。而那種不考慮基本事實和是非責任就進行調解的觀點既不合理，也不具有可行性，更不可能實現設置訴訟調解制度的立法目的，這是因為：其一，調解的方法是以理服人，只有搞清楚案件的基本事實和是非責任，法官才可能用事實
和道理說服當事人，最大程度地降低訴訟的對抗性，最終促成雙方當事人依法自行處分實體權利和訴訟權利而自愿協商達成調解協議，及時化解社會矛盾，徹底解決糾紛，真正實現案結事了的訴訟目的；其二，堅持“事清責明”原則，有利于法官審查雙方當事人達成的調解協議是否具有合法性，是否侵害了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者案外人利益，有沒有違反法律和行政法規的禁止性規定，避免少數當事人利用調解達到非法訴訟目的，同時也可以有效限制法官的審判權力，避免法官的無原則調解和強制調解；其三，堅持“事清責明”原則，有助于法官在調解不成后，可以及時根據已經查清的案件事實作出判決，提高訴訟效率，避免久凋不決。
應當指出，在司法實踐中，的確有一些案件是法官沒有分清是非便進行調解，并促成當事人自愿達成調解協議的，例如許多案件未經開庭審理即在庭審前調解成功，有的觀點據此認為查明事實、分清是非的調解與庭審前調解是矛盾的，調解不應以查明事實、分清是非為前提。實際上這種看法是不全面的，因為這類案件的特點是爭議不大，事實簡單，法官憑借自己的法律知識和審判經驗，可以不經開庭審理，通過詢問當事人或者審查書面材料就可以弄清事實分清是非，并且正是根據這種是非責任促成當事人自愿達成了調解協議。因此，那種僅以有的案件在表面上沒有查明事實、分清是非就促成調解，進而否定民事訴訟法關于查明事實、分清是非進行調解規定的合理性的觀點是不準確的。
當然，針對不同案件的具體情況，人民法院在“事清責明”原則的適用上也應有所區分，例如家事糾紛案件、在庭審前進行的調解以及當事人自行達成的和解協議，此時在堅持自愿與合法的原則下，只需要查明案件的基本事實，分清案件的基本是非即可。因為家事糾紛牽涉隱私、情感，一般不容易判斷是非，而在庭審前進行的調解和當事人自行達成的和解協議，則更多地體現了當事人通過行使處分權達成解決糾紛的合意，法官在審理過程中應當妥善地把握審判權和當事人處分權之間的關系，積極促成當事人通過調解方式有效化解矛盾糾紛。
(三)準確界定和適用合法原則
《民事訴訟法》第88條規定了調解合法原則，“調解協議內容不得違反法律規定”，但這不僅過于抽象，對合法原則內涵和外延的界定不夠明確，而且對程序上如何合法也未作出具體規定，法官在調解時究竟應如何妥善平衡當事人合意解決糾紛和依法調解兩者之間的關系，并沒有更為具體的法律規定可供遵循，實踐中也大多是按照法官各自對合法原則的理解進行操作。因此，訴訟調解制度在發揮積極意義的同時，也出現了值得關注的問題，一方面，法官在調解案件時往往更注重滿足當事人自愿原則而對合法原則有所忽視；另一方面，也為少數當事人利用調解達到非法訴訟目的提供了方便和渠道，從惡意訴訟的案例來分析，以調解方式結案的占相當數量，以致“調解已成為惡意訴訟容易發生的場合和重災區”。
應當明確的是，通過訴訟調解解決糾紛，雖然最終體現的是當事人的合意，但其畢竟是在訴訟制度架構內的糾紛解決制度，受法律拘束乃是司法的本質。因此，法官在組織調解時，應當遵從法官職業倫理的中立性，調解方案基本上應以預測的判決為基礎，受實體法的拘束，不得侵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案外人利益，不能違背當事人真實意思和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結合訴訟調解制度的具體特點，具體可以從程序和實體兩個方面界定和適用合法原則：一方面，在程序上應當符合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的規定，法官應當遵循中立原則，依職權保證調解活動不違反法定程序，為當事人達成解決糾紛的協議提供正當的機會，保障當事人自由真實的締結調解協議，不得干預當事人訴權的正當行使；另一方面，在實體上要求調解協議的內容不得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不得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第三人的合法權益，不得違反社會公共道德和善良風俗。
綜合上述兩個方面的內容，法官應當加強對案件調解協議的審查和把關，認真審查案件的基礎事實，對調解協議中涉及第三人權益或者涉及具體物的權利轉移的內容，尤其應當重點審查。對當事人違反常理達成調解協議或者雙方系關聯公司、近親屬等有特殊關系的案件，應注意審查案件是否屬于當事人相互串通或捏造事實欺詐、用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等惡意訴訟的情形，對這類案件就不僅要審查當事人訴訟請求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還應當要求原告提供相應的事實依據和理由，必要時法官可以案件可能有損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權益為根據，依職權主動向相關部門和案外人調查取證，核實當事人陳述和所提供證據的真實性，慎重認定雙方的調解協議，不能簡單以對方當事人自認就以調解方式結案。只有正確地理解和適用合法原則，謹慎認定案件事實，力圖準確發現當事人訴訟的真實意圖，才能夠有效避免個別當事人利用調解和訴訟欺詐達到非法侵害案外人或者國家、集體利益的訴訟目的。

　　摘自：莫海兵著《從應屆畢業生到名企高管:解碼管理培訓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