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的法學透視—行政法學背景分析》



第一章 導 論

一、中國改革理論的檢討

偉大的變革需要全新的觀念和理論加以指導。
因為，任何一種制度的變革首先都是以人們的思想觀念的變革為先導，物質的、實在的世界的變革不過是人們思想觀念變革的外化。
同樣，任何一種制度的變革都需要理論的指導，因為任何一種制度的變革都首先是人們思想觀念變革的外化，因而，沒有一種理論指導的變革，企望獲得成功是不可想像的。
進而，任何偉大的變革也需要全新的理論加以指導，因為，偉大的變革意味著對社會的全面更新、創造，沒有全新的理論指導，對社會的全面更新、創造也就無從談起，
人們常說，中國的改革正在使我們從一個政治時代走向經濟時代。這似乎是對我們這個變革時代所具有的特征的最典型的概括。政治時代確實即將過去，但隨之而來的是否就是經濟時代，卻值得懷疑。人類社會發展的目標究竟是什么?或者說，什么是社會的發展?我們有理由在偉大的變革面前駐足發問。普遍認為，社會發展就是經濟的發展，物質財富的積累。其實，我們在這樣說的時候，恰恰是在重復政治時代的囈語。因為，我們所曾經歷過的政治時代，其實也是在用全部精力搞經濟，只不過是采用政治手段搞經濟罷了。“文化大革命”時所盛行的“抓革命，促生產”就是明證，只不過是在生產時要“念念不忘階級斗爭”。因此，認識中國改革的意義時必須警惕，否則一不留神就會溜向舊的政治時代的窠穴。
作為一場偉大的歷史性變革，中國的改革開放具有極為豐富的內涵。它在中國社會的歷史進程中的基本使命和地位是什么?對此，人們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人將改革理解為一種純經濟性變革，故此有“經濟體制改革”之說；這種理解方式無法解釋現實中大量出現的政治權力涉人經濟活動，引起改革畸變的現象。因而有人從“權威本位(轉型)觀”出發，認為改革的成敗決定于政治運行機制的轉型，從而出現了“新權威主義”與“民主先導論”等等觀念。但是，在社會自身自我組織、自我協調機制缺乏的情況下，這些把眼光盯在政治體制的轉型上的做法，必然使改革開放在“一放就亂，一統就死”的兩極徘徊的境地。因此，這些理解都未能抓住改革的深層內涵。
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起步于農村包產到戶，繼而迅速擴展到城市及所有經濟、社會領域的中國改革，無疑是80年代世界上最重要的歷史事件之一。短短的二十幾年間，人們甚至根本來不及看清中國社會變化的各個環節，更不用說去分析社會變化的細節，它便已經完成了經濟、社會方面的一系列的重要變化，在這種歷史性變化之中，人們大多注目于經濟領域，探究經濟制度的變革。可以說，改革始終是經濟理論的天下。但是，近年以來，人們愈來愈感覺到，單純靠經濟理論已無法解釋許多社會現象。改革的實踐證明，對于經濟體制改革領域中的問題專注于經濟理論很難真正解決問題。像國有企業的改革，已經遠遠不是經濟理論所能解決的，至于國家的地位、社會保障制度等這些改革中至為關鍵的問題，早已超出了經濟理論的范疇。這些例證不過是說明了經濟理論的局限，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我們思維方式方面的局限。我這樣說，當然無意于否認經濟理論對指導中國改革的作用，也無意于貶低經濟學家對中國改革所做出的貢獻，對此，人們有目共睹。相反，我甚至認為，迄今為止，經濟學是理論研究中對中國改革貢獻最多的，也是最大的。我只是想說明，新時代并不是一個一花獨放的時代，這是政治時代的典型特征，新時代應是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也是一個百花齊放的時代。
其實，我們在說傳統時代是政治時代時，是對以前社會的典型特征的概括，政治取代了一切社會事務或凌駕于一切社會事物之上。同樣，我們說所要建立的經濟時代也不過是對新建社會的典型特征的概括。無論是政治時代，抑或是經濟時代，都不過是社會的一個側面，或者說是社會是這些因素馳騁的領域，一切都在社會這個大舞臺交遇。正因為如此，近幾年的改革理論中，社會學異軍突起，它們對改革問題的分析，對體制改革揭示的深度，令人耳目一新。[1]因為我們正在經歷的絕不僅僅是政治時代向經濟時代的轉變，而是深刻的社會結構變遷。這其中既包含著政治時代的逝去，也包含著經濟時代的到來，更包括著其他如法律、文化、思想觀念等方面的變化。這種變化才是政治時代的最好的“解毒藥”。因為政治時代正是因為將政治作為支配所有社會因素的因素才成其為政治時代，經濟政治化、法律政治化、意識形態政治化、可以說所有社會因素無一不被“政治化”，如果我們現在再來一個政治經濟化、法律經濟化、思想觀念經濟化，一切社會因素都經濟化，這無疑會成為步政治時代后塵的又一個悲劇。社會上頗為流行的“一切向錢看”，其實正是改革理論的局限性所致。這種現象并不能看作是社會轉型期的正常現象。這其實是決策者、理論家們推卸責任的說法。向錢看并沒有錯，經濟時代不向錢看又去看誰。問題只在于，你用何種手段“向錢看”，不擇手段地“撈錢”顯然是不行的。因此，問題的出現在于經濟理論的局限，問題的解決也就不能只依靠經濟理論。政治時代的瓦解所迎來的絕不應是經濟時代。例如，對于國家來說，像現在所做的只注重經濟，仍然與其作為政權組織的身份不符，與其作為公共組織的職能不合，仍然解決不了傳統體制中企業所背負的沉重的社會負擔。經濟是經濟組織的事，政權組織自有政權組織所應關注的問題。經濟發展水平確乎關系到政權的存否，因而現代國家都將大量精力置于經濟事務之上，就這一點來看，國家沒有理由不關注經濟。但是，如果國家將經濟作為自己惟一關注的事情，那就是本末倒置。國家所應關注的是社會的發展。社會發展并不僅僅是經濟的發展，更不是物質財富的積累。社會發展目標不應從我們人本身以外的其他目標，而應從我們人本身去尋找，是人的發展。就人的發展角度來看，經濟雖然并不是不重要的，但卻不是最重要的，或者說只是重要因素之一。人的發展離不開社會的發展，或者就是社會的發展。因此，改革理論的鑰匙，必須從社會中去尋找。

二、社會結構的變遷

其實，中國的改革絕不是某一方面的變革，它是一場全面的社會性的變革。社會是經濟、政治賴以生存的基礎。改革所觸動的并非僅僅在于經濟或政治，而是具有更深刻的社會意義。中國的改革所具有的深刻內涵還在于，它并非僅僅是體制變革，而是社會結構性變革。社會結構是經濟體制具有更深層的涵義的概念，體制不過是社會結構的某一層面。社會結構要比體制具有更豐富的內涵。
從歷史的角度觀察，中國是在用政治權力摧毀了封建基層社會結構，建立了用高度集中的人民國家政權直接干預基層社會的生活，并努力使其納入到計劃之中后開始這場變革的。 1949年以來，中國社會結構面臨著轉型，中國政府通過制定各種制度，決定了中國人的社會地位和生活方式，尤其是計劃經濟被各種硬性規定的規章制度創造出來后，使中國社會的基本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這些規章制度塑造了一個與往昔迥異的社會結構，這種社會對現代化的種種阻滯因素形成了結構性影響。所以中國改革是通過單個的、離散的具體規章制度的變革，在制度逐個地變遷過程中，社會結構緩慢地、不可逆轉地發生了變動。但是，舊的社會結構的破壞并不理所當然地代表新的社會結構的建立，相反，由于國家對社會生活的全面干預，造成社會經濟生活行政化和隨之而來的社會日常生活政治化，它嚴重地挫傷了個人和基層社會的積極性，社會生活缺少按自身規律自發協調的功能，由此而帶來經濟發展停滯和民主建設上的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產生的根源，是用國家吞噬了社會，而缺少一個穩定的社會自我協調和自我發展機制。因此，中國改革的任何舉措，無論是經濟方面，還是政治方面，都具有社會意義，中國改革的成功，無論是在組織方面，還是在制度方面，也都具有其社會結構的意義。反之，我們也只有從社會結構的意義上去思考，把握這場變革，才能真正徹底地贏得變革的主動性。
中國改革最具實質的意義在于它引發的是一場社會結構的變革。社會結構，按社會學家的理解，是指人們的社會地位及其社會關系的模式。從某種意義上說，社會結構是包容萬物之桶。不能將社會結構變革僅僅歸結到某一方面，它是綜合的、全面的，政治、經濟、法律、文化等都是組成社會結構的因素。也可以說，社會結構是它們賴以生存的根本。可以說，有什么樣的社會結構，也就有什么樣的政治、經濟、法律和文化。我們說，傳統時代是政治時代，是因為傳統時代是這樣一種社會結構，政治凌駕于社會之上，一切社會因素都為政治所左右，也都由政治所決定。變革政治時代意味著打破造成該時代的社會結構。所以，我們現在進行的改革實質是社會結構的變化。同樣，代替舊的社會結構的是新的社會結構，而不是什么經濟時代。因此，我們選擇了社會結構作為觀察、分析的視角。
毫無疑問，經過近20年的改革，中國社會結構確實已經發生了深刻而巨大的變化。
變化之一是，社會結構的總體從城鄉二元結構轉變為城鄉、體制內外的雙二元結構。[1]改革之前的中國社會被人為地分離隔絕為兩個世界。城市為社會主義國有企業一統天下，國家對城市居民提供各種保障，如居民主副食品的憑票供應制度，單位中的集體福利待遇制度；鄉村則實行人民公社這一集體公有制度，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將城鄉分離開來。改革以來，城鄉界限仍然存在，但是由于體制內外這一結構因素的出現，它不僅使傳統社會結構出現了新的二元結構，而且也對傳統的城鄉二元結構產生沖擊，使其已不同于以往的城鄉二元結構。例如，農民仍居住在農村，但他可以人廠打工或進城經商，大批的城市“邊緣群體”[2]的出現便是新的城鄉二元結構的顯著特征。
變化之二是，社會結構的分化。改革之前的中國社會，社會結構因子呈現同一化的特征，雖然我們建立了各種組織，如企業、事業單位、群眾團體，但這些結構因子是同質的，都隸屬于某個國家機關，都有行政級別，實質上早被同一化為行政組織。改革以來，社會結構因子出現異質化的取向，企業、事業單位和群眾團體逐步分化，脫離行政隸屬系統，還其于本來面目。特別是在體制外新出現了大量新的社會結構因子，如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三資企業、自由職業者等，他們游離于傳統體制之外，卻生活于社會結構之中，從而使社會結構呈現多元化的景象。
變化之三是，各社會結構因子相互之間關系的改變。改革前的中國社會，各社會結構因子相互之間很少發生聯系，即使發生聯系，也是基于主管者的命令。我們與其將其視為聯系，不如視為執行命令更為妥當，因為這里沒有自覺自愿，存在的只有被動服從。改革以來，隨著市場的出現和不斷擴大，社會結構因子之間的橫向聯系逐步增多，這種聯系不是基于上級命令，而是由于利益需要，因而是一種自覺自愿的，也由于改革造就的社會主體身份地位變化，在市場交易中，各結構因子之間是以平等的主體地位出現，并平等地進行交易。
總之，一種新的社會結構正在我們的面前展現。那么隨之而來的問題就是，究竟社會結構發生了何種結構變遷呢?這些社會結構變遷的意義何在呢?為什么會發生這種社會結構變遷呢?改革的實踐對理論研究提出了挑戰，中國改革的實踐也需要理論研究者回應這種挑戰。一個不重視理論研究的民族注定是一個沒有出息的民族，一個不重視理論研究的民族，也注定會陷人不斷為現實災難的糾纏之中而萬劫不復。
之所以選擇社會結構的變遷的角度作為法學角度來觀察分析的聚集之點，有著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我們正在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打破了中國幾十年的自我封閉狀態。對于社會發展來說，最重要的變化并不在于經濟上已達到的發展水平，而在于正在發生的社會結構轉變。這是因為，改革前中國的落后并不單單在于經濟發展起點低，更在于社會結構的僵化。而且，體制問題恰恰是造成經濟不發達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從某種意義上說，改革后的經濟發展正是由于體制變革所釋放出來的活力所實現的，換言之，經濟的發展首先得益于體制的變化，而不是產業結構的調整。進而言之，如果說經濟體制改革是20世紀80年代社會結構分化的導因，那么，更深層的內因則是來自于制度性的變革(如，改革后國家實行了扶助個體戶的政策，允許國營企業職工自由流動的政策，等等)。正是從這種意義上，我們說，改革后的中國意義最深刻的變化在于，伴隨著改革的發展，社會正在發生著一場重大的社會結構轉型。在這一轉型期間，形成了特有的社會結構類型。其中既包含了改革后社會發展的動力，也同樣蘊含了對未來社會發展有利或不利的影響；它不僅僅提供了現實社會經濟運行的基本依托形式，而且直接涉及到社會利益結構的調整，社會成員的位置分配以及社會整體的整合方式。總之，轉型期的社會結構變遷是一個既成的事實，它包含著十分重要的社會結構分化、重新組合等方面的內容，因而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因此，與之相應的是，社會學研究愈來愈受到人們的重視。因為，中國正在發生的社會結構變遷中，的確包含了許多十分重要的理論內容。從80年代中期起，“利益群體”這一概念一度成為從政府到學術界的時髦名詞。人們普遍認為，改革導致了廣泛的社會流動，產生了利益群體的分化。社會分化正是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內容。從利益群體這一概念進而與社會分層相聯系，許多人將其認定為中國正在出現階層化的佐證。學術界興起了一股社會分層研究熱。姑且不論社會分層是否成立，單就這種現象已經說明，改革的深入發展，要求人們擴展研究的領域，與社會結構變遷的社會現實相適應，關注這種社會結構的變遷。可以預言，90年代應是社會學的天下。
毫無疑問，我們每個人在每天都能感受到改革所帶來的或大或小的變化。我們周圍的世界陌生的使置身于其中的人都難以理解。當你遇到新的事物準備稍加思索的時候，它已擦身而過，或被什么其他新的事物所取代。這世界究竟發生了什么變化，置身于改革中的人們不能不思索。正如一位哲人所說，追溯浪潮的源頭有時比追趕浪潮更為重要，因為我們如果不知道浪潮的源頭，就很難把握浪潮本身以及它會沖向何方。其實，撥開現實本身所籠罩的層層迷霧，中國正發生的是一場社會結構的變遷，一個中國人回溯幾千年歷史都不曾見過的新的社會結構正在改革的陣痛中誕生。理性社會的建立來自于理性的改革。我們只有把握住變革的實質，才能到達勝利的彼岸。因為，人世間的道路千條萬條，改革并沒有規定的途徑，一切都是在摸索中前進。正女口人們經常所說的“摸著石頭過河”，但我總懷疑，歷史是否還允許我們犯錯誤，雖然錯誤總是難免的。我們已經失去了太多的機會，歷史是不會錯愛屢次失去機會的人的。

三、社會結構變遷的法學透視

迄今為止，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走過了近20年的歷程。詩人言道，38年過去，彈指一揮間，何況20年乎。但是，在這近20年的風風雨雨之中，即使是感覺再遲鈍的人也能體味到改革開放對中國社會所帶來的沖擊和影響，以及這種沖擊和影響所造就的變化與進步。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各門學科都對這種變化與進步從本門學科所特有的角度進行了分析和開掘。那么，這種變化與進步的法律意義又何在呢?法學又應當如何看待這種變化與進步呢?這方面所作的探討似乎又少之又少。
毫無疑問，改革中一個最為明顯的現象是，法律受到人們的高度關注和重視。這一點，無論是從立法的數量，還是從法院日益增多的案件，都能使人們感覺得到。但是，法律為什么會受到人們如此重視呢?我們是否給予法律的重視達到了其應有的程度呢?就目前的情況來看，對于研習法律的人們來說，絕不應為法律似乎受到重視而沾沾自喜。因為，這里似乎有兩個問題必須判明：其一，法律是否真正受到重視。世間的事物常常是這樣，一件事物的本質可能被一些表面假象所掩蓋。法律是否受到重視也許就是屬于此類，它的被重視很可能是人們得到的一種虛幻假象。其二，我們所重視的到底是何種法律。人類文明發展到今天，我們曾經遇到過各種各樣的法律。托馬斯·阿奎那曾說，法律是神意的體現；德國學者耶林說，法律是主權者的命令；希特勒為推行其迫害猶太人的政策而曾頒布過“反猶法”，不一而足。法律受到重視并不一定就是人世的福音。這里牽涉到一個根本性問題，那就是我們到底重視的是一種什么樣的法律：專橫的法，還是正義的法；強制性的法，還是自治型的法。法律是人類理性的體現和選擇，因此，在世紀性社會結構變遷面前，我們就不能不理性地加以選擇。
中國人的法律意識一向被歸于淡漠之列。殊不知，法律意識淡漠并不是中國人的過錯，而是社會結構使然。在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作為至尊學說的儒家思想就是排除法律的。而儒家學說之所以被尊奉為正統，正是因為它更有利于維護封建的社會結構。可以說，儒家學說和社會結構互為表里。新中國的歷史也并未使中國人的法律意識發達起來。因為新中國所建立的社會結構是漠視法律的。法律在其中的作用有限。它是國家的工具，是強制性建立一定秩序的手段。法律意味著強制、服從，普羅民眾自然難以對其產生親切之感。因此，解開法律意識淡漠之謎，還必須到社會結構中去尋找。
當然，如同伴隨著社會結構變遷必然帶來新的思維方式一樣，法學本身也面臨著變革。如果我們仍然沿用舊社會結構的法律話語來分析這場變革及其蘊涵，無疑是削足適履。其實，法學有自己獨特的觀察問題的視角，也有自己獨特的話語和思維方式。
自人類社會始，秩序與正義就是法律所關注的兩種基本價值。人類社會不能沒有秩序，換言之，人類社會只能在秩序中存在。因此，秩序成為法學家們首先所關注的問題。在建立秩序的過程中，法律起著重要的作用。對于建立秩序而言，主要防止的是兩種傾向：一種是個人與組織的不可控制的沖動，做出有損于他人的行為；一種是權力的為所欲為，法律在本質上是對專制權力行使的一種限制。為了防止具有為數眾多而又相互抵觸的意志的無政府狀態，法律限制了私人的權利；為了防止一個專制政府的暴政，法律控制了統治當局的權力，它通過將規則引入私人交往以及正義過程之中而建立起秩序狀態。一個完整與發達的法律制度，對于無政府狀態和專制政治這兩種截然相對的形式來講，是處于等距離的位置。通過一個行之有效的私法制度，它就可以試圖劃定私人和私人群體的范圍；通過一個行之有效的公法制度，它就可以努力限定與約束政府官員的權力，以防止或救濟對應予保障的私人權益領域的不恰當侵損，以預防隨意暴政統治。
但是，秩序本身并不包含著價值。因為，秩序概念所涉及的是社會生活的形式而非社會生活的實質和質量。它所關心的縣一個群體或政治社會是否采納某些規則與行為標準，并因此將社會生活納入到某些模式或結構。采納某些規則或行為標準．并不足以創造出一個令人滿意的社會生活方式。因此，在所謂的秩序中，人們既可能感受到公平，也可能感受到強制、專橫。古希臘、羅馬的法學家們以其天才的法學才能開始探討公平、正義問題。從哲學的理論高度上來看，思想家們與法學家們在許多世紀中已提出了各種各樣的不盡一致的關于公平、正義的觀念。從社會秩序和實用主義高度上來看，人們也已經采用了許多不同的方法去解決社會的公平、正義問題。人們似乎并未取得一個一致的結論，但這并不等于人類社會對正義的追求毫無價值。公平、正義是一個實用的目標，每一種社會都存在每一種社會的公平、正義觀，但公平、正義更是人類社會的終極目標。也就是說，正義具有相對性，也具有絕對性。人們試圖過一種秩序生活，為此人們選擇了法律；人們更試圖過一種令人滿意的生活，為此人們選擇了公平正義作為法律內在的價值目標。人類社會文明到今天的程度，皆受惠于此。
秩序和正義只不過是法學觀察分析社會問題區別于其他學科的一個方面。由這一點出發，形成了一套法學的思維方式。秩序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模式，探討秩序就離不開人。法既生于人群之中，且用以調整人際間關系，靠人之行為體現和維持，自然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夠脫離人——人的欲望、人的利益、人的理性和人的情感。秩序之于人不過是一種生存狀態。因為秩序是社會的一種結構性安排，在這種安排中，確定了人的社會地位、人的欲望、人的利益、人的情感以這種結構性安排為依歸。人們以“主體性”來概括這種結構性安排中人的社會地位狀況。因此，人之于法律上的意義在于主體性，法學上所關注的是人是否能作為一個、以及能作為一個怎樣的主體存在。能否作為主體對秩序的形成及形成何種秩序具有重要意義。如奴隸制是一種秩序，這種秩序中的奴隸不具有獨立的人格。沒有人否認奴隸在生理上是一個人，但在法律上，奴隸則不成其為人，它不過是奴隸主的一個物件，可以像其他財產一樣任意處分。從主體角度分析，我們可以將改革前的社會結構概括為主體一元化的社會結構。雖然中國有著幾億人口，他們不僅是生理上的人，而且有著自己的生活，但是在以往的社會結構中，他們卻不具有主體資格。因為國家建立的各種制度使其喪失了獨立的人格。國家控制了各種社會資源，這些資源是人們賴以生存的條件，完全取決于國家的分配，因而難以獲得獨立于國家的獨立人格，而是依附于國家存在的物件。國家是一個主體，至于企業、事業單位、群眾團體，甚至包括公民個人，不過是國家這個主體的組成部分，就像人之五官、四肢一樣，其本身并不成其為獨立的人格。這其中或許包含著體制僵化、效率低下這些傳統體制的深刻內因。
秩序和正義的要求，使我們對社會結構變遷的觀察，首先注意人在社會中的存在狀態。但是，人在社會中存在的狀態并不能局限于對人本身的觀察。人的社會地位是由其所享有的權利所表明，人在社會中所處的狀態是通過其所能行使的權利來展開。因此，權利也是我們觀察社會結構變遷的一個法學視角。所謂權利，按通常的理解，是指人在社會生活中所具有的利益和主張，他人對此負有不得侵奪和損害的義務。人之欲望、人之情感、都基于一定的利益，也就是說，追求利益是人之本性。正因為如此，任何社會都不能無視人之利益的存在，都要尊重人對利益的追求，都確認或形成一定的權利義務關系。所不同的只在于，不同的社會結構，人們所享有的權利有所不同。我們所感興趣也值得我們予以探究的是，建國以來所形成的社會結構中，人們所享有的權利狀況如何，而中國社會結構變遷中，人們所享有的權利發生了何種變化。就此而言，我們不無遺憾地說，在改革前的中國社會結構中，人們的權利狀況并不令人滿意。在努力實現工業化的過程中，我們卻失去了人最寶貴的權利，更為重要的是，在社會結構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觀念意識中，我們并沒有為權利留下生存的空間，而是排斥權利的。但是很明顯，改革以來，社會結構變化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權利狀況的改變，人身權、財產權、專利權、商標權、隱私權等等，許多我們過去從未聽說過權利，現在則成為實實在在的存在。問題在于，這一切究竟是如何發生的，它與社會結構之間的互動關系如何，又將向何處發展，我們不能不在社會結構的變遷中予以考察。
毫無疑問，社會結構變遷意味著人們相互之間關系的改變，而人們相互之間關系從來都是法學所關心的重點所在。與其他學科不同的是，法學在此也有自己獨特的視角。依附關系、從屬關系、隸屬關系、獨立關系，人們相互之間可以形成各種不同的關系。如果說，權利更注重的是個人性的話，那么，人們相互之間的關系更注重的是整個社會結構模式。人的主體性狀況、人所享有的權利狀況，最終構成了人們相互之間關系的社會結構模式。在改革前的中國社會中，出于改造社會的雄心大志，國家通過計劃控制了幾乎所有的社會資源，并通過計劃制度進行分配，由此，一個以身份為特征的社會逐步形成。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以各自的身份為坐標。改革以來，隨著各種制度的變革，市場化的推進，身份漸為契約所替代。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開始以契約為手段。那么，這二切是如何發生變化的?身份社會與契約社會有何不同，尤其是這樣一種社會結構模式對法律的挑戰，都應該引起法學的關注。
以上所述就是本研究所采取的方法。這里我們不能、也無須詳盡展開對社會結構法學分析的細節和全部，只是想指出，既然我們所面對的不是一場一般意義上的變革，也就不能用一般意義上的法學去分析這場變革。發生在20世紀的這場變革是跨越世紀的。在這種世紀性變革之間，法學也應有世紀性變化。正如我們是在因與世界經濟發展的差距日益加大的壓力之下改革開放一樣，法學也在體制的封閉中與世界有著同樣的差距。當我們打開國門與國際交流、接軌時，我們恍如說著上個世紀的話語。這種與世界無法對話的狀況應該、也必須改變。中國法學變革的希望就蘊涵在我們正面臨或身處其中的社會變革之中。


[1] 如社會學對中國傳統體制中單位制的概括，經過多年的潛心研究，社會學研究者們提出了“單位制體”。我以為，這是社會學對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所作出的貢獻。
[1] 時憲民：“中國社會轉型期的結構分化與雙二元社會結構”，載《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 1993年11月，第55頁。
[2] 王漢生：“大城市中的邊緣群體”，載《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4年5月春季卷，第20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