訴訟法論叢第6卷：
刑事訴訟法編
理論研究


量刑公正與刑事訴訟制度


目 次
一、量刑公正與程序公正
二、量刑公正與刑事訴訟證明
三、量刑公正與陪審制度
四、輕罪量刑的程序改革
五、量刑公正與死刑程序
此題很大，涉及一系列問題，本文僅就法律界關注、作者又感
興趣的幾個問題，略加論述。
一、量刑公正與程序公正
量刑公正是指法院在準確定罪的前提下，按照國家刑法的有
關規定，在法定量刑幅度內對被告人判處與其所犯罪名、犯罪情節
相當的刑罰。量刑公正包括三層涵義：其一，遵循罪刑法定原則，
定罪量刑均以刑法的規定為準繩。正如意大利著名古典刑法學家
貝卡利亞所說的：“超越法律限度的刑罰就不再是一種正義的刑
罰。”其二為定罪正確，即被告人確實犯了所指控的罪名，這是
量刑公正的前提。其三為所處刑罰輕重適宜，體現罪刑相當的原
則，這是量刑公正的本身要求。三者互相結合，缺一不可。
從司法公正的角度來看，量刑公正屬于實體公正，但要達到量
刑公正的目標，必須通過一定的訴訟程序來實現，在某種意義上
說，沒有程序公正就沒有量刑公正，雖然程序公正不是產生量刑公
正的充分必要條件，但至少可以說程序公正為量刑公正提供了十
分重要的保障，如果在實踐過程中訴訟程序不能真正保證量刑的
公正，則說明程序的某些環節存在缺陷，需要重新審查程序的設置
是否合理，并對其不足之處通過立法加以改革、完善。從這一意義
上說，量刑結果公正與否又是程序公正的檢驗器，能及時反映程序
中存在的問題，為程序改革提示方向和修正點。
當然，中國的訴訟法學者普遍認為，程序公正的價值不僅僅限
于保障實體公正，為實現實體公正服務，同時還具有獨立的價值，
即程序公正本身就體現了社會的民主、文明、人權和法治精神，是
包括政治正義在內的整個社會正義的一個組成部分。
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是構成司法公正的不可
或缺的兩個方面，二者之間是彼此依存，相輔相成的關系。具體地
講，程序公正保障實體公正的實現，而實體公正又是程序公正的檢
驗器，因此我們應當堅持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并重的理念和做法。
一方面，要徹底糾正重實體輕程序的傾向，強調程序的獨立價值，
提升程序公正的地位。近年來這個問題已經逐漸有所糾正，實體
與程序并重的口號已被法律界多數人士包括領導在內所認同，這
是一個非常可喜的現象。
另一方面，還要防止只片面強調程序公正而忽視實體公正的
觀念和做法。這種觀點認為程序公正優先于實體公正，司法公正
的首選目標應當是程序公正，只要程序合法，實體就應當樹為公
正，而不去認真實現訴訟過程所理應追求的實體公正結果。我們
應當看到：原告人（刑事訴訟中是公訴人或自訴人響法院起訴是
為了要求法院公正解決實體問題，原告人和被告人所期望的是法
院最終作出一個公正的實體處理裁決。訴訟過程和程序首先是實
現實體公正的手段，國家在立法設計訴訟程序時也體現了這一宗
旨，如刑訴法第一條就明確規定，制定本法的目的是為了保證刑法
的正確實施。因此過分強調程序公正甚至把它看得高于實體公正
的觀念是不妥的，在司法實踐中容易導致不認真追求實體公正，甚
至以程序公正為借口掩蓋實體不公正。我們認為，對待程序公正
與實體公正的正確態度應當是堅持實體與程序并重。
二、量刑公正與刑事訴訟證明
定罪正確是量刑公正的前提，如果被告人根本沒有犯所指控
的罪名，那么對他的任何量刑都是不公正的，因此準確地認定犯罪
是量刑公正的基本保障，這也決定了在刑事訴訟制度中證明與定
罪量刑關系最為密切。所謂刑事訴訟證明，在中國訴訟學界的通
說是指偵查、檢察、審判人員依法收集證據，審查判斷證據，運用證
據確定是否發生了犯罪，誰是犯罪人，犯罪人罪行輕重以及其他有
關事實的活動。從廣義上理解，刑事訴訟的證明還應包括當事人
和其他訴訟參與人依法提供證據，運用證據證明自己訴訟主張的
活動。為了確保定罪的準確性，各國均對刑事案件的證明提出了
較高程度的要求，英、美等國家確立了“排除合理懷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的證明標準，但對何為“排除合理懷疑”，
法律上或法理上都沒有確切的具體解釋，通常解釋為達到“最大限
度的蓋然性”。聯合國法律文件《關于保護面對死刑的人的權利的
保障措施》第4條對死刑的證明標準作如下規定：“只有在對被
告的罪行根據明確和令人信服的證據，對事實沒有其他解釋余地
的情況下，才能判處死刑。”（Capital Punishment may be imposed
when the guilt of the pereson charged is hased upon clear and co
nvincing evidence，leaving no room for alternative explanation of the
fact．）這里的證明標準“沒有其他解釋余地”的表述顯然比“排除合
理懷疑”的要求更高。中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證明標準在法律上
表述為“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第176條）。所謂犯罪事
實清楚，是指與定罪量刑有關的事實和情節都應當查清。所謂證
據確實、充分，是對作為定案根據的證據質和量的總的要求，是指
所有證據在總體上已足以對犯罪實施者得出確定無疑的結論。我
國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在學理上可概括為“排他性”，即依據證據
對犯罪人是誰所得出的結論必須是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的惟一結
論，用中國通俗形象的語言來說，就是“用鐵證辦成鐵案”，要經得
起實踐和歷史的檢驗。從認識論的角度來說，中國刑事訴訟的證
明，要求對案件事實的認定必須達到客觀真實，就是辦案人員對案
件事實的主觀認識必須符合案件客觀存在的實際情況，即要達到
主觀與客觀的統一。可見中國刑事訴訟的證明從犯罪人是誰這一
主要案件事實來說要求達到認定犯罪絕對無誤，這比英美“排除合
理懷疑”的要求更高，與聯合國對死刑的證明標準一致。之所以提
出如此嚴格的證明要求，是因為刑事案件涉及公民生命權、人身自
由權的剝奪，是一件十分嚴肅的事情，如果從理論和法律上降低要
求，實踐中出現的錯案會增多。前不久云南糾正了一起錯案，被告
人被控故意殺害了妻子及其情人，一審判處死刑，二審改判死緩，
但被告人始終不認罪。后來從另外一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自供中
發現了真兇，經反復核查后改判被告人無罪，并給予國家賠償。因
此我們要在法律上對刑事證明高標準、嚴要求，以免在實踐中出現
錯判，從而更有效地保障人權。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各種主客觀因素的限制，如案情本身非常
復雜、取證的科技手段落后、司法人員素質不高、辦案經費不足和
訴訟期限限制等，刑事訴訟的證明不可能都達到預期的要求，有的
案件既不能證其有罪，也不能證其無罪，成了“疑案”。有的案件，
犯罪實施者查清了，但有些涉及定罪量刑輕重的情節查不清。為
了保護人權，實現公正定罪量刑，中國刑事訴訟法根據無罪推定的
精神，規定了疑案從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解釋的規則，即對證據不
足的案件，檢察機關可以作出不起訴的決定，人民法院應當作出指
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第140條第4款、第162條第3
項）。與此規則相聯系，罪輕罪重情節查不清，應當按罪輕處理，如
故意殺人或故意傷害查不清，按故意傷害處理；主犯或一般參與查
不清，按一般參與處理。
為了保證案件事實的正確認定，法庭審理程序中如何調查核
實證據至關重要。中國的庭審方式在1996年修改刑訴法時作了
重大改革，原1979年刑訴法中規定的庭審方式以“職權主義”為主
要特征，法官直接訊問被告人、證人，并主動收集和調查證據，控辯
雙方的作用相對較為消極，這樣容易造成法官在法庭上與被告人
的直接對抗，不易發現案件客觀真相。修正后的刑訴法吸收了英
美對抗制審判的優點和經驗，形成法官主持下、控辯雙方對抗的抗
辯式庭審方式，加強了控辯雙方參與庭審的積極性，強化了控方的
舉證責任，并且使法官地位趨向中立，以保障審判更加客觀、公正。
新刑訴法實施三年來的情況表明，中國庭審方式的改革是必要的，
也是成功的。但是由于一些配套制度的不完善，新庭審方式的優
點尚未得到充分發揮。
證人出庭就是其中突出問題之一。實踐中證人很少出庭，全
國刑事案件證人出庭率不到5％，法庭上大多數情況下由控辯雙
方宣讀有利于己方的書面證言，法官基本上靠傳聞證據定案。這
種狀況如果不改變，不僅使律師的辯護權受到限制，無法實現新的
庭審方式，而且也不利于查明案件的事實真相。鑒于此，我們應當
進一步制定法律保證證人出庭。首先要強化對證人的權利保護，
保證證人及其家屬的人身、財產安全，使證人及其家屬不僅不受對
方當事人的打擊報復，也不受公訴機關隨意追究法律責任。根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305條的規定，證人對與案件有重要關
系的情節，故意作虛假證明，意圖陷害他人或者隱匿罪證的構成偽
證罪。但證人是否作虛假證明，在法院作出終審判決以前，是無法
認定的。因此不能根據證人在法庭上改變了在偵查、審查起訴時
所作的證言，就追究其偽證責任。其次，為證人出庭提供一定的經
濟補償。目前法律沒有規定究竟由控、辯、審哪一方對證人進行經
濟補償，我們認為證人出庭作證的費用應由國庫開支，如果由國家
財政支付暫時存在困難，可按舉證責任分擔證人費用。再次，法律
上還應規定證人經法院合法傳喚拒不出庭作證的法律后果。法院
應擁有一定的強制手段，如拘傳、罰款等，強迫證人履行作證義務。
最后，法律上應規定重要證人不出庭的后果，重要證人不到庭，所
作出的判決無效，從而使證人出庭作證成為合法審判程序的必備
要件。我們認為，在證人出庭問題上，中國應當借鑒英美國家的傳
聞證據排除規則。
三、量刑公正與陪審制度
從世界各國的立法來看，陪審模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以英美
為代表的陪審團制度，一種是以法德為典型的參審制度。英美陪
審制的特點在于陪審團與職業法官分工進行審判，即由公民組成
的陪審團對事實問題作出裁斷，也就是對被告人認定有罪或無罪，
且這一截斷不得被推翻；職業法官則負責訴訟的指揮、證據能力的
取舍、法律的解釋、適用和量刑。法德參審制的特點是陪審員與職
業法官合作進行審判，即陪審員與職業法官對事實認定與法律適
用等一切問題均共同完成，陪審員得自始至終參與審判，既負責定
罪，也負責量刑。中國的陪審制度屬于參審制類型，在實行陪審的
案件中，人民陪審員與審判員共同組成合議庭，共同認定事實、適
用法律，陪審員與審判員在案件審理過程中享有同等職權。因此，
與英美陪審制不同，中國的陪審制度與量刑問題密切相關，陪審制
度功能的發揮對量刑公正與否有著重大影響。
多年來，中國的陪審制有衰落的趨勢，有的學者主張取消陪審
制，我們則認為，陪審制作為民眾參與司法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司
法民主的重要標志，也是促進司法公正的有力保障。正如英國女
律師尼古拉·裴多菲爾德夫人所說：司法權屬于人民，人民應當參
與。因此中國的陪審制不僅不應當廢棄，而且應當通過改革加
以完善和加強。當前，最高人民法院草擬了《關于完善人民陪審員
制度的決定（草案）》，正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在此，我們就
如何完善中國的陪審制度問題談以下幾點看法：
1．明確陪審制的適用范圍。在中國以往的司法實踐中，陪審
制一般只適用于基層法院審理的輕刑案件，重大刑事案件通常由
職業法官組成合議庭進行審理，這與西方國家重大案件才適用陪
審制度的做法恰好形成鮮明的對比。結合陪審制的制度價值并借
鑒其他國家實行陪審的經驗，我們認為，陪審制度適用的范圍不宜
過寬，應主要適用于可能判處較重刑罰的第一審刑事案件。也就
是改變現行的輕罪陪審、重罪不陪審的做法，在較重罪案件中適用
陪審制度，對那些具有較大社會影響，公眾比較關注的刑事案件，
更應當采用陪審制（這類案件適用陪審，會議庭組成人數可增加至
5人，其中陪審員2－3人），以充分發揮普通公民參與司法與民主
監督的功能。當然，對某些涉及國家機密和法律有特殊規定的重
大案件，基于國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考慮，可以不實行陪審。至于
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由于其可以適用簡易程序，出
于訴訟經濟的目的，不應當實行陪審。簡言之，確定陪審案件范圍
的主導思想是，量可少一點，質要高一點，從而使陪審員在案件中
真正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2．健全陪審員的產生程序。陪審員的素質是陪審制成功與
否的先決條件，因此，首先應在法律上明確規定陪審員的資格條
件，包括陪審員應具有較高道德修養、文化水平和判斷是非能力，
其中以具有秉公執法素質最為緊要，此外還要保證陪審員來自社
會各界，以確保陪審員的產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代表性。法律
上下僅應規定，各級人大常委會委員不能擔任陪審員，一航人大代
表、政協委員在陪審員中的比例也不宜過高，不得超過10%。其
次，規范陪審員的選任程序。陪審員的產生分為一般選任和個案
選任兩個步驟，法院將符合法定資格的候選人列人陪審員名冊為
一般選任，具體案件中陪審員的確定為個案選任。關于陪審員的
一般選任，人民法院組織法規定，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年滿23
歲的中國公民，可以被選舉為人民陪審員。我們認為，法院的審判
員除院長由人大選舉外，都通過任命方式產生，而陪審員卻要由人
大選舉產生，似乎對陪審員的產生程序要求過高。因此我們建議，
陪審員的一般選任可采用單位推薦、法院審查與人大常委會任命
相結合的方式，即凡符合陪審員資格條件的公民，由其所在單位或
戶籍所在地的基層組織向人民法院推薦，經人民法院考查認為適
宜擔任陪審員的，由法院院長提請同級人大常委會任命。這樣做
既體現了陪審員選任工作的民主性，又能使陪審員具有較強的榮
譽感和責任感，使其能夠更好地履行陪審職務。對于陪審員的個
案選任，可以適當借鑒西方國家從陪審員候選名單中隨機抽取，經
雙方律師申請回避后當庭選定的做法，確定個案的陪審員。這樣
做的好處在于賦予當事人一定的選擇權，增強陪審員選任的民主
性，并且防止陪審員受到各種外部因素的干擾，保持參審的獨立性
和公正性。
3．保證真正發揮陪審員作用。中國現行陪審制的一個重要
缺陷是法律對陪審員的職責權限規定不夠明確，職業法官不重視
陪審員的意見，陪審員參審的積極性不高，實踐中“暗而不審”、流
于形式的現象較為普遍。因此首先要在法律中明確陪審員在執行
職務期間享有與職業法官相同的權利，如審閱案卷材料、參加案件
調查、參加開庭審理和參加案件評議和表決的權利。同時，我們認
為，中國的陪審員仍應堅持傳統的做法，既參與事實認定，也參與
量刑的評議與裁決。其次，應加強發揮陪審員司法監督的作用，如
在法律中規定，陪審員在執行陪審職務中發現有審判程序違法，審
判人員私自會見當事人及其代理人，或者接受當事人及其代理人
的請客、送禮，審判人員詢私枉法或者有其他違法違紀行為的，可
以直接向人民法院院長或者審判委員會提出糾正意見和建議。再
次，為了調動陪審員參與陪審的積極性，應對陪審員的待遇予以保
障，人民法院應按照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和生活標準，對擔任陪審員
的公民給予適當補助。
四、輕罪量刑的程序改革
刑罰是一個國家和社會用來威懾犯罪、保障公共安全的必要
手段，然而人們越來越意識到，刑罰本身也是一種“惡”，只不過在
當前社會中是一種“必要的、不得已的‘惡’”，因此不能過多地使
用，更不能濫用刑罰。對于某些較輕的犯罪，從有利于矯正犯罪。
預防犯罪的目的出發，應盡可能避免刑罰的適用。綜觀世界各國
的量刑實踐，輕刑化與非刑罰化是一個共同的發展趨勢。中國在
這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進展，積累了一些經驗，但還有待于進一步
改善。
1．輕罪不起訴制度。又稱“酌定不起訴”或“相對不起訴”。
刑訴法第142條第2款規定“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依照刑法規定不
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的，人民檢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訴決
定。”此外第3款還規定“對被不起訴人需要給予行政處罰、行政處
分或者需要沒收其違法所得的，人民檢察院應當提出檢察意見，移
送有關主管機關處理，有關主管機關應當將處理結果及時通知人
民檢察院。”可見“輕罪不起訴”制度的實質是賦予檢察機關一定程
度的自由裁量權，對某些雖已構成犯罪，但由于犯罪情節輕微沒有
追訴必要的犯罪作“非刑罰化”處理。這種處理方法可以避免給犯
輕罪的人打上犯罪分子的烙印，有利于其改過自新，重返社會，尤
其對未成年人更能體現出其愛護和教育的價值，是一項非常符合
刑罰目的的好制度。但是我國司法實踐中輕罪不起訴的適用力度
不夠大，比例不夠多。這主要是因為檢察機關存有‘郵放縱犯罪”
的思想顧慮，因而在輕罪案件的審查起訴過程中從嚴掌握不起訴
的條件，可訴可不訴的案件一般按起訴處理。另外現行法律對于
“輕罪不起訴”的適用條件和程序規定得也偏于嚴格。我們認為可
適當降低“輕罪不起訴”的條件，擴大“輕罪不起訴”的適用范圍，例
如對某些特定對象如未成年人、老人、殘疾人等，應當放寬其適用
輕罪不起訴的范圍，以使更多的犯罪者能夠通過“非刑罰化”途徑
得到解決。
2．調解制度。調解是我國人民司法工作的優良傳統和寶貴
經驗，也是我國古代“和為貴”傳統文化在訴訟中的體現和發揚。
刑訴法規定：對自訴案件中告訴才處理的案件和被害人起訴的有
證據證明的輕微刑事案件，人民法院可以對自訴人和被告人進行
調解。在審理過程中，宣告判決前，自訴人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
解，或者撤回自訴。此外在刑事訴訟實踐中，被告人當庭認罪，主
動表示愿意賠償的，法院也可以不對其判處刑罰。調解作為一種
典型的非刑罰化措施，在平等、自愿、合法的基礎上，按照當事人之
間達成的協議結案，有利于及時妥善地解決刑事案件，提高訴訟效
率，并且可以防止當事人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激化，有利于維護社會
關系的和諧、穩定。我國刑事自訴案件的審判實踐中普遍采用調
解的方式，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應進一步總結和推廣經驗，適
當增加調解結案的數量。
3．簡易程序。正當程序的簡易化是世界各國刑事審判程序
改革的共同趨勢之一。一方面，案件自身復雜程度的不同，決定了
程序繁簡分立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世界范圍內犯罪數量的增長使
各國法院系統均面臨著司法資源不足，審判壓力過重的問題，這是
促使各國紛紛設立簡易、速決程序的現實原因。從各國的立法實
踐來看，簡易程序一般只適用于輕罪或較輕罪案件，這是因為這些
案件一般事實較為清楚，法律關系簡單，法律適用也不存在太大爭
議，處理結果一般不會為社會公眾關注。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案件，
不僅可以節約司法資源，加快辦案速度，更重要的是犯罪人能夠得
到比適用普通程序較輕的刑罰或免除刑罰。之所以對適用簡易程
序的被告人判處較輕的刑罰，是為了獎勵其放棄普通程序、選擇簡
易程序而為國家節約司法資源，也是為了鼓勵被告人認罪伏法。
因此簡易程序的設置也是一種輕刑化和非刑罰化的途徑。
中國1996年刑訴法修改增設了簡易程序，其適用案件范圍
是：（l）依法可能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單處罰金的
公訴案件，事實清楚、證據充分，人民檢察院建議或者同意適用簡
易程序的；（2）告訴才處理的案件；（3）被害人起訴的有證據證明的
輕微刑事案件。對以上三類案件可以適用簡易程序，并且一般對
適用簡易程序的被告人判處更為輕緩的刑罰。這一做法體現了我
國量刑實踐中在貫徹罪刑相當原則的同時兼顧矯正犯罪需要和訴
訟效率的刑事政策。新刑訴法實施三年來的情況表明，簡易程序
在實踐中適用的比例不大，遠未達到立法時預期的比例。有些法
院只有當案件壓力大時才適用簡易程序，案件壓力小時則很少適
用簡易程序，這說明有些實務部門似乎并沒有真正領會簡易程序
的精髓，只是把簡易程序作為解決積案的一種權宜之計。此外法
律對簡易程序的運作規定得過于嚴格，必須檢察院和法院兩家都
同意才能適用簡易程序，而在實踐中法院、檢察院互相扯皮，極大
地限制了簡易程序的適用，造成了簡易程序不簡易。我們認為對
此應作出必要的改革，將適用簡易程序的選擇權交給被告人，即只
要符合刑訴法規定的案件范圍，被告人認罪并同意適用簡易程序
的，就可以適用，而無需法院、檢察院同意，應盡量減少周轉環節，
最大限度地發揮簡易程序作用，提高訴訟效率。
五、量刑公正與死刑程序
中國保留了死刑這一最嚴厲的刑罰方法，但“死刑只適用于罪
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刑法》第48條）。所謂罪行極其嚴重，
一般是指對國家、社會和人民的利益危害特別嚴重，情節特別惡劣
的犯罪。我國刑法涉及死刑的罪名有68個，對于刑法沒有明文規
定死刑的犯罪，一律不得適用死刑。我國對死刑的適用歷來采取
慎重和嚴格控制的態度，不僅在實體法上限制了適用死刑的主體，
規定犯罪時不滿18歲的人和審判時懷孕的婦女不適用死刑，并創
造了判處死刑緩期執行這種獨特的刑罰執行方式，而且在死刑案
件的程序上予以一系列保障：（1）提高死刑案件的審判管轄級別，
規定可能判處死刑的案件必須由中級以上人民法院管轄。（2）為
可能判處死刑而沒有委托辯護人的被告人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
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并且這種指定辯護是強制性的，被告人一般
不得拒絕。（3）設置死刑復核程序。死刑復核是對死刑的判決和
裁定進行復審核準的一種特殊程序，即凡判處死刑的案件，除經過
第一審程序和第二審程序以外，還需經過一個特別的復查核準程
序。死刑復核是我國獨有的一種特殊程序，一方面對死刑案件從
刑事訴訟上多設一道程序，可以切實保障死刑的正確適用，另一方
面也有利于統一執法尺度，平衡把握對死刑案件的判處，對確保死
刑案件量刑的公正性具有重要意義。但目前我國死刑復核程序還
存在以下若干問題有待解決與完善：（1）刑法、刑訴法均規定，死刑
立即執行案件的核準權屬于最高人民法院，但是自從1983年修改
人民法院組織法時將一部分死刑案件的核準權下放給各高級人民
法院以來，除某些嚴重犯罪外，大部分死刑案件仍由高級人民法院
進行死刑復核。死刑核準權由高院行使的弊端在于：高級人民法
院同時是死刑的二審法院，死刑復核程序與二審程序合而為一，從
而使死刑復核為被告人多設一道程序保障的目的落空；此外，各高
院之間在復審核準死刑時采用的標準也不盡一致，從而與死刑復
核程序統一執法尺度，平衡掌握對死刑案件之處理的初衷背離。
我們認為，從嚴格適用死刑、統一量刑標準的角度講，應當盡快創
造條件將下放的死刑立即執行案件的核準權全部收歸最高人民法
院統一行使。（2）關于最高人民法院判處死刑的案件是否應進行
死刑復核的問題，理論界存在不同看法。有人根據刑法第48條的
規定，即“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決的以外，都應當報請最
高人民法院核準”，認為最高人民法院判處的死刑案件無需經過死
刑復核程序。有人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99條的規定，即“死刑由最
高人民法院核準”，認為最高院判處的死刑案件也要經過死刑復
核。我們認為，死刑復核屬于程序性問題，應以程序法即刑事訴訟
法的規定為準，而且從設立死刑復核制度的目的來看，是為死刑案
件增設一道屏障，從而保證死刑適用的準確性。最高人民法院判
處的死刑案件既包括最高院作為二審法院判處死刑的情況，也包
括最高院作為一審法院判處死刑的情況，對于前一種情況，應當與
其他法院判處的死刑案件一樣，在二審程序之后再經死刑復核程
序；對于后一種情況，由于最高院作為一審法院審理的案件是一審
終審，更應當充分發揮死刑復核的作用，以保證其死刑判決的準確
性，同時這也是被告人不可剝奪的訴訟權利。（3）死刑復核程序為
書面審核程序，缺乏訴訟的特征，不利于被判刑人充分行使辯護
權。我們認為死刑復核也應當舉行聽證，通知控、辯雙方人員出
庭，如被告人出庭有困難，必須保證辯護人出庭，并認真聽取其辯
護意見，也就是要增加死刑復核程序的對抗性，促使其轉化為一個
審級，即把死刑復核程序改革為三審終審制。在現有條件下這一
轉化一時還難以做到，但應努力創造條件，逐漸增強死刑復核程序
的訴訟特征，惟其如此才能充分保證死刑適用的公正性。
總之，我國刑事訴訟制度對于量刑公正起著重要保證作用，如
果沒有完善的程序作為保障，無論多么科學的量刑原則也只是“紙
上談兵”。我國現行訴訟制度中還有一些影響量刑公正的不足之
處，需要進一步加以改革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