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欲與治理《中國法視野下的同性戀》書評 —— 查看此書介紹

胡月軍 2008-11-6 15:47:30

愛欲與治理：評《中國法視野下的同性戀》
胡月軍
前不久，我完全是沖著李安大導演去看了電影《斷臂山》，看完之后使我大開眼界和匪夷所思的是：原來兩個男人之間也可以相愛而且愛得那樣纏綿深沉，可是，這又絕不僅僅是一部狹隘的同性戀題材電影，李安導演將屬于人性共通點的愛情和追求寬容的永恒精神主題融為一體，使得一個原本頗為平凡的故事平添了蕩氣回腸的藝術感染力，于千萬人之中遇見自己所要遇見的人，于千萬年之中時間的無涯的荒野里，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兩個十九歲的少年，就這樣將自己的愛情迷失在了斷臂山，為這份深沉的愛戀，竟然承受了二十多年的壓力與煎熬，然而他們內心明明一直深愛著對方，在愛面前，他們從來就不曾猶豫和遲疑，盡管他們取舍的依然是分離，世俗壓力下爭吵毆打后的緊緊擁抱，涕淚交加間的深情熱吻，偷偷摸摸的歡愉情欲，遮遮掩掩的揪心牽掛，這一切都是因為一個男人深愛著另一個男人。李安說：每個人心里都有一座斷臂山，每個人都有浪漫的情懷，都有一些秘密，都有被壓抑的情感，都有你嘗過以后再想折回去卻又抓不到的情感，你想占有那些東西，可你就是上不去，那個就是斷臂山。 對此，我不解其意。
記得電影《新流星蝴蝶劍》中有一首主題插曲，它的歌詞如下：“如果失去是苦，你還怕不怕付出？如果墮落是苦，你還要不要幸福？如果迷亂是苦，再開始還是結束；如果追求是苦，這是堅強還是執迷不悟？如果分離是苦，你要把苦向誰訴？如果承諾是苦，真情要不要流露？如果癡心是苦，難道愛本是錯誤？如果相愛是苦，這世上的真情它在何處？…”。這段歌詞中的一系列追問，頗耐人尋味。有人說：在對的時間里遇到對的人，是一生幸福；在對的時間里遇到錯的人，是一場傷心；在錯的時間里遇到對的人，是一聲嘆息；在錯的時間里遇到錯的人，是一段荒唐。然而殘酷的現實卻是，當一個人在對的時間里遇到了對的人，未必就能夠一生幸福，很可能結果是一聲嘆息，這種情況比如說，一個人在對的時間里遇到對的人，可是對方跟自己同性。然而同性相愛又何錯之有？一份在世俗人看來天理難容的同性愛欲究竟要承擔多少社會壓力，社會為何要去治理同性愛欲？《斷臂山》和上面提到的歌詞促使我有了對此問題的好奇心，帶者這份好奇心，我認真拜讀了郭曉飛博士的專著《中國法視野下的同性戀》。
“本書是國內第一本集中探討中國法律和同性戀關系的專著，通過關注邊緣之物和被遺忘被排斥之物，旨在恢復‘被總體化敘事所壓制的自主話語、知識和聲音’。”這是本書內容概要中的評語。關于自己為何研究同性戀？曉飛博士反問到：“為什么不研究同性戀？同性戀的成因是先天的還是后天的？問了同性戀成因就要問問異性戀的成因，‘強制性異性戀’的說法已經提醒我們，如果主流文化對生活的滲透無遠弗屆，誰可以信誓旦旦地說自己是天生的異性戀？”在此，我們應當非常感謝曉飛博士的智慧，這就是學術貢獻。沒有這個天分的人，很可能一輩子也想不到這個問題。陳興良老師曾經談到：“世界上大凡天才人物，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先驅者。這種天才富于開創性，具有創新精神，其對人類的貢獻往往在于認識視角的轉換。二是集大成者。這種天才富于總結性，具有構造體系的非凡能力，其對人類的貢獻往往在于認識視角的凝聚。”此言甚是。曉飛博士屬于第一種類型，這應當不是過譽之詞。
“如果癡心是苦，難道愛本是錯誤？如果相愛是苦，這世上的真情它在何處？”同性相愛何錯之有？人存善念，天必存之。真心相愛，天應憐之。國家法憑什么理由可以理直氣壯地懸在供個人私生活使用的床上？正如本書開頭耶魯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律師周丹的序言《同性愛欲表達中的詩性正義》中所說：“自２０世紀中葉以來，已經形成了１００多年的‘性’學理論，在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領域已經發生了一場革命性的突破和發展。尤其是對‘同性’問題，理論的發展基本擺脫了１００多年前由德語的精神病醫生開始已經形成的醫學話語壟斷，同性之間的‘性’，更大程度上凸現為社會關系中的公民與社會，個人行為與
社會制約，私權力與公權力之間的權力關系結構。”“究竟一個公民的‘性’是誰的？對于公民的‘性’行為表現，而且是面對形形色色的公民的形形色色的‘性’行為表現，法律要保護什么？制約什么？打擊什么？制裁什么？從理論上說，這是關系到誰是公民‘性’權利的主體這一原則的問題。”是啊，透過一個“同性戀”現象，值得我們挖掘在它背后的東西居然如此嚴肅，如此復雜。
通讀本書 ，我把本書的特點概括如下：
一、思想深厚與信息寬廣并茂。北京大學儲槐植先生指出，思想是學術研究的生命 ，學術研究貴在出思想，哪怕是星星點點的思想火花。而信息則是學術研究的基礎，信息是否寬廣表明研究者的學術視野是否開闊，只有根據寬廣的學術信息才能產出深厚的學術思想。

凡是讀過此書的讀者，大概都會感覺佩服本書的信息寬廣與思想深厚。“中國有過同性戀行為的非犯罪化嗎？同性之間的性交易是否構成組織賣淫罪？同性強奸不為罪僅僅是立法的疏忽嗎？同性戀身份是在各個文化中普遍存在的一種類型。還是西方近代以來的一種建構？離婚過錯賠償案件在何種意義上揭示了中國同性戀者和傳統婚姻所遭遇的困境？”曉飛博士綜合運用歷史學、性學、政治學、社會學、倫理學、心理學、法理學，特別是通過比較法社會學的框架以及跨學科的研究路徑，嚴密而詳細地論證了其個人學術主張。這不僅展現了其高超的跨學科研究的學術駕馭能力，而且使其對“中國法視野下的同性戀”的學術分析具有寬廣豐厚的學術信息，真正作到了思想深厚與信息寬廣并茂。
二、歷史研究與現實關懷并存。“中國法視野下的同性戀”中對清代相關法律的研究，“是國內同類研究中甚為少見的，更為鮮明地表現了這部法學專著的本土化研究特色。清代形成這些法律的歷史時段，是男男性關系、性活動在歷史、文化傳承因素的影響下，公開活躍于社會生活中的時段，也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社會關系初步萌芽于中國社會，封建主義法權開始受到傳統人文主義法理沖擊的時段。站在人權思想已經極大發展的今天來認識和分析清代的相關法律，對我們具有’化腐朽為神奇’的歷史啟示意義。”從清末的雞奸立法到今天公共論壇和學術界的同性婚姻討論，從流氓罪中貶斥的流氓行為到今天的同性戀者。本書分析了這個過程是如何發生的？是什么樣的社會變遷導致了中國法視野下的同性戀成為一個必須關注的問題。本書頗有一些“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論說風格。
三、“象牙塔與草根組織的珠聯璧合”。這是北京紀安德咨詢中心主任郭雅琦的說法，本人認為還應再加一個比喻：“理論建樹與調查實踐的天作之和”。郭雅琦有個形象而又貼切的說法：“如果說博士學位象征著學術領域里的象牙塔，那么民間機構就是積極參與社會生活的草根。象牙塔因為追求理論建樹而常常流于凌空蹈虛，草根常常因為腳踏實地而可能流于視野狹窄。這本博士論文的出版象征著我們互相取長補短的努力。”此言甚是。北京紀安德咨詢中心是一家民間的健康、咨詢、研究機構。作為一家民間的機構，用一個２００６年開始流行的詞語說就是一家“草根機構”。曉飛博士正是這個中心自建立以來一位支持者、合作者。他曾親身參與調查實踐。所以，作者在研究實踐中注意了國內同性戀群體所表達的自我闡釋話語。同樣是多元化的。同樣是見仁見智的。因而作者能夠在尊重這些多元主體表述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獨到的理解和分析。這絕對不是文章中能否舉出一些鮮活調查個例的簡單技術問題。國內有關同性戀的研究。一些研究者往往只是接觸到一些同性戀。就以這些同性戀標本表述的話語。作為了同性戀人群整體的自我認同、需求表現，妄下結論，或者研究者以自己的好惡（道德觀、價值觀的主觀評價）。肯定一種話語，否定另外的話語。這樣的片面性，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層面上，不是一個技術性問題，而是思想方法的問題，是思想方向的問題。這樣形成的調查研究結果，也只能是“盲人摸象”式的片面展示。
四、問題與主義并重。法理學著作向來以充滿“大詞”的長篇大論讓外行人望而卻步。比如有些法理學著作不以具體的社會現實問題為研究對象。而是言必稱“法的價值”、“法的本質”等大言大詞，讓讀者如墜云里霧里，通篇都在大談特談某某“主義”，讓讀者反倒沒有了“主意”。可喜的是，曉飛博士這本書完全沒有這些通病，可以當之無愧地稱為“問題與主義并重”。比如本書第五章《同性婚姻的理論爭論和中國同性戀者的婚姻困境》。他以“同性婚姻”為研究對象。用后現代理論加以分析論證。一本法理學專著。只有某某主義的論說，而沒有問題意識。就好象一個人往前走路的時候，眼睛一直在仰視天空，而不關心腳下路面狀況，有華而不實的嫌疑，有不實事求是的傾向；然而只有問題意識。沒有運用某某主義進行論證，這就好象一個人往前行走時眼睛只盯著腳下路面，而從不抬頭張望前面情況和沒有時不時地思考一下方向性問題。顯而易見，以上兩種做法都不可取。我們應當在行走時，既要注意腳下路面狀況，又要時不時地抬頭看看前方，也就是說要注意方向問題。同樣道理，一本法理學著作，偏重問題或者主義的任何一邊都不是好事，只有做到了“問題與主義并重”才能吸引更多讀者。
五、法學理論與具體個案水乳交融。“傳統的法理學面臨著如何走向形而下的困境。純粹思辯的法理學遭到脫離實際、脫離部門法的質疑。其實這與其說是法理學走到了盡頭，不如說是表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大部分人并不具備法哲學的功底，要在這個領域作出成績更加困難而使得大多數學者望而卻步”。應當使法學理論和具體而微的個案研究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并且努力使得二者水乳交融，而非“兩張皮”。”事實上，也只有這樣的研究范式才能避免以往的中國法學對同性戀研究的缺失，以往的研究或者只有法律理論，而沒有對同性戀具體生活的考察，沒有對社會變遷中具體而微的個案分析，沒有法條的分析；或者只是就某一個具體案例作出分析，就某一個法學領域的具體問題比如同性婚姻問題作出分析”。曉飛博士志在使得二者水乳交融，讀過此書，我深感他不是僅僅“坐而論道”，難能可貴的是他的“身體力行”。本書使得法學理論與具體個案分析相結合。詳細解讀了南京“組織同性賣淫案”。另外，“本書還分析了是什么樣的社會變遷導致了同性戀成為中國法視野下的一個問題？我們的法律條文面對這個領域有哪些退縮和擴張？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變化？是什么樣的機制使得同性戀的權利訴求“橫空出世”？這些問題是傳統的法理學和部門法學都不屑一顧的問題，或者是不能單獨作出回答的問題，這就凸顯了本書寫作的理論意義”。
當然，本書可圈可點的地方還有很多，以上僅僅是其中的幾個方面。本書足以顯示曉飛博士學術功底扎實、問題意識敏銳、研究方法獨到。筆者認為，一個卓越的法律人應該是一位新“四有”新人：有知識，有思想，有理論，有情趣。按照這樣的標準，有些所謂的學者屬于既沒有知識又沒有思想，既沒有理論又沒有情趣（指人文關懷）。有些學者就屬于雖有知識但沒有思想，雖有理論但沒有情趣。只有少數非常卓越的學者屬于既有知識又有思想，既有理論又有情趣。如果按照蘇力教授的說法，前兩種學者頂多可以算得上“知道分子”，第三種學者才能被尊稱為“知識分子”。我認為，第一種所謂的學者，從“專業槽”角度來看，其專業本領還沒有練到家，其論說不過是在拾人牙慧，毫無新意可言，從思想性層面來看，其作品無異于“行尸走肉”，毫無思想閃光點；第二種學者，從“專業槽”角度來看，其專業本領雖然基本練到了，但是從思想性層面來看，其作品始終不過是“池中之物”，因缺乏“畫龍點睛”而不成龍成鳳；第三類學者鳳毛麟角，其人必然是學貫中西、博古通今，其論說頗有“智者”風范。令人可喜的是，曉飛博士初步具備了既有知識又有思想，既有理論又有情趣的學術潛質。本書充滿了思辯性、反思和質疑了很多傳統觀念，使人耳目一新，這實屬難能可貴。蔡桂生博士指出：反思，是一個沉甸甸的字眼，是一種思考的升華，反思是基于一定的材料整合后通過理性思辯的方式來進行的，材料需要通過學術整理才能洗盡鉛華，研究者再經歷智力上的艱辛跋涉，也就是反思，方能領略學術勝景。反思是對既有知識的揚棄和對新知識的創造。學術知識體系的進步有賴于對于舊體系的結合社會事實生活的反思。當代是一個需要、崇尚反思同時卻又缺乏反思的時代。無疑，曉飛在反思傳統觀念這方面為我們樹立了榜樣。
“如今隨著‘同性戀話語’在中國內地的生成，‘同性戀法律話語’也開始形成，即使如此。這也僅僅是個開始，在中國內地，‘同性戀與法’目前仍然是一個有待披荊斬棘和精耕細作的法學學術與實務領域。”好在曉飛博士作為先行者已經為我們殺開了一條血路。歷史總會為自己隱藏在時間之流里的東西被看透而記住先行者的名字。沈家本曾言：“大抵專門之學，非博觀約取，其論說必不能詳；非極深研幾，其精蘊必不能磬。此固非積數十寒署之功侯，不能有所成就。”確實如此。這本《中國法視野下的同性戀》正是曉飛博士厚積薄發之作。我們期待他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今后會有更多更好的學術作品問世。

所評之書簡介：郭曉飛著《中國法視野下的同性戀》，知識產權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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