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會的自治：一種外在視角《法治的生態環境》書評 —— 查看此書介紹
張健 2006-11-23 10:27:16
姚建宗老師的又一本專著《法治的生態環境》（以下簡稱《法治》）出版，這是一個本土化的問題。與目前國內許多法理學著作一樣，《法治》同樣把國家和個人常常談論的“法治”一詞作為自己問題的論域，只不過在這一問題進入視角上選取“生態環境”進入和展開。《法治》（自序）標題提示，這是“一個法律‘邊緣人’對法治的思考”，在法學學者更多地從專業的角度考慮，從立法、法律程序等進入“法治”思考的今天，或許作者早已意識到，書的題目是很容易被專業化的學者邊緣化而提不起他們的閱讀興趣。對于自己可能被法學界和法學理論邊緣化認識的原因，正像《法治》（自序）表明的那樣，作者認為“這種感覺來自于這樣幾個方面：首先，我對我國法學和法學理論的現狀尤其是它的毫無‘立場’極其失望和不滿，因而我的科研活動與科研成果表達了對這種狀況太多的批評。”因此，一個很“土”的問題，又很邊緣化地思考，決定了《法治》向人們展現的是一個棘手問題。所以，這也是作者選擇了“生態環境”這種“向窗外看”的外在視角進入和展開，而不是選擇“向窗內看”的內在視角，即以純法律問題（如立法、法律程序等）作為問題進入的原因。內在視角和外在視角這兩種法律研究方式都不排除對法律的深度透視，只是選取的視角不同，但是“向窗內看”的內在視角的缺陷在于，一、采用“局內人”看局內問題的方法。制定規則是在當下幾個人做出的意在減輕負擔而做出的判斷，而這種判斷在以后成為其他人的游戲規則，實踐規則的實踐者本身并不制定規則，只是有限地影響著規則的制定。二、注重法律體系本身的形塑并使法律有實體化傾向。三、由以上兩點產生的結果是，法律封閉地存在著既不能產生來自外部的批評，也不能產生來自內部的批評。不能產生來自外部的批評源于自身的封閉，而不能產生來自內部的批評是因為法律自身反思能力的減退和失去。四、這種內在視角容易產生法律的實用主義和拿來主義，并忽視當下所生活的社會生態和真實人的存在狀態。法律實用主義不能對法律整體可能產生的秩序給予橫向和縱向的觀照，即忽視法律、經濟及社會的可能聯系，并且它們之間的聯系是作為社會發展的一部分而存在，這種法律實用主義把社會發展之間的復
雜聯系用法律公式化和簡單化。法律實用主義的極致是法律的單邊傾向，即把法律視為某一方面的問題，用“法律背后的故事”代替“法律是什么”。
“法律背后的故事”與“法律是什么”這兩個命題是有區別的，例如，一個普通人在是否涉訟前后表現會有所不同，在涉訟之前他會以一個普通觀眾的心態（同意某一判決，或批評這一判決）對待任何嚴肅的案件，而保持一種輕松的心態，作為普通觀眾可能是滿足好奇心（或源于好學，或源于獵奇），即他（她）更關心“法律背后的故事”。這種關心“法律背后的故事”的好奇心仍然不是站在法學的立場上思考“法律是什么”；也不是在涉訟之后更關心會受到怎樣審判結果。因為在涉訟之后更關心來自“法律是什么”方面的法律解釋和學理解釋而不僅僅是好奇心。法律人和法學家作為法學局內人而不是普通觀眾和消費者，他（她）們從事的是“法律是什么”的工作和事業，這種工作和事業作為社會角色的工作有別于人們私下的閑談，法學界面對市場經濟大潮，也更多卷入了媒體這樣吸引眼球的工作，并用“法律背后的故事”代替“法律是什么”，這種現象表現在，一、傳媒上經常出現法學家和娛樂明星一樣成為案件的偵探，更多地把觀眾故意帶入案件的玄妙之中（并且其意僅僅為此），而不是更多地指出其中的法律問題。這些法學家沒有揭示法律的復雜性，普法的目的也是有限的，而僅僅提高了傳媒的收視率。二．用歷史上某一時期、某一環境下發生的事件解釋當前環境下的“法律是什么”，這兩個不同時期的“法律是什么”存有不同。法律是歷史長河的跳動之波，正義是這一長河的涌動之源。法律的存在離不開作為背景的價值、利益和目的，從而使“法律是什么”表現出代際性。三、這種做法不能用發展的眼光看當下的中國社會，把歷史上或剛剛過去的偶然的甚至欠真實的事件作為“法律是什么”。這種實具新奇的“法律背后的故事”并不完全符合法律實踐和經驗，而僅僅是法律故事之一，并且任何故事的發生都有偶然性和非常態性，所以法律故事的偶然性不能代替法律的抽象化、形式化、穩定性。既使我無力否認法律人和法學家對中國法學和法制進程的推進，但上述現象仍部分地存在，許多案件是實實地發生的，但是在對待案件的態度上已經致使案件本身無力被解決了。
《法治》對生態環境的定義是這樣，“實際上，世界上存在的任何東西都肯定地是有一個作為其基礎并與其相調適的生存背景或者生存環境――也就是其‘生態環境’的，因此，它們都是極其復雜的而決不是簡單的。”[1]
《法治》不是在告訴人們應該選擇什么樣規則的“唯立法論”和“唯物（制度）論”，而是認為“由上述思維傾向所制約，我國法學者和法律人對法治問題的觀察與思考所展現的單一視角和單向維度，便不能不表現為既與我國的法治理想相疏離又與我國法治的現實相脫節，其真實的價值與意義也就不能不存疑。”（頁1－2）作者選取了“生活立場”、“生存土壤”、“制度基調”、“人文情懷”、“時空場域”、“意義的現實載體”、“法律環境”作為“生態環境”認識上的視界和維度，把法治放在宏大的場景之中，《法治》在理論展開平面上梳理出這幾個似乎并不相關的維度，正像作者所認為的那樣，是在“‘復雜’地看‘復雜’的法治”。與單一視角和單向維度的本體論思維不同，《法治》采取了認識論思維表達了對法治的看法，認識論思維方式一般采取批判的立場看待周圍的世界，相對于所批判的對象來說，批判者持一種“外在觀點”。哈特根據人們對法律規則的不同看法，劃分出內在觀點和外在觀點兩種對法律規則的劃分，“一種是內在觀點（internal point of view），持有這種觀點的人是指他接受這種規則并以此作為指導的人。另一種是外在觀點（external point of view），持有這種觀點的人是指他本人并未接受，但卻是觀察這些規則的人。”[2]法律規則上的“外在觀點”是從法治方面的外在視角得出的，“外在觀點”是一種觀點和結果，而外在視角是一種方法。“內在觀點”與內在視角同理亦然。法治的外在視角更多地考慮人的因素，不是強制性地使人服從法治之內的各種規則，而是在實現法律治理之前使人做好準備，即面對設想實現法治的我們自身比想欲實現的理想中的法治更不成熟的事實，強調外在因素和人的成熟的重要性，而只有人的成熟才能給死的法律以活力。簡單地接受或拒絕一種理想中的法治的內在視角很容易忽視在走向法治之路上，人的因素以及人的環境因素對人的精神的塑造。《法治》對“法治的公共話語語境”的論述充滿了激情，“所以，分析探討法治實踐所面對的社會公共話語及其所蘊含的社會心態與社會情感、社會道德觀念與社會價值準則、社會認知與社會思維方式，對于法治實踐本身具有重大意義。”（頁248）這種重大意義的獲得是以參與主體的形成為前提，即要認識到“我”是誰和怎么樣，也要認識到“別人”是誰和怎么樣，以主體的啟蒙意識的獲得和社會的某種行動自覺為依歸。同時，在法治理想實現方式和過程方面，《法治》深受哈耶克思想的影響，但《法治》更多地是從中國的國情這種生態環境的狀態及其演進出發，而不是從哈耶克思想形成的脈絡出發，接受了哈耶克的結論而不是其理論產生的過程和條件，即更多地考慮法治問題作為一個老的本土問題在當下環境中如何生長。《法治》“更傾向于進化主義的法治理論與實踐”。
二
姚建宗老師多年前曾進行法律與發展方面的研究，這對任何法學研究者來說都是一個難題，這一難題在于作為一種當下的法律與發展研究離不開發展的歷史過程，也離不開發展本身的研究，并且因為發展本身的不確定性和難以把握性，加大了法律與發展橫向研究的難度，從法律的視角透視法律與發展研究的相互關系正缺少這一平臺發展這一理論。法學研究者歷來喜歡從內在視角出發的研究方法，而不太關心外界其它社科研究的發展情況，因此法律與發展的研究更少受到重視。姚建宗老師或許意識到法律與發展研究問題的艱巨性，因而把其研究成果成書為《法律與發展研究導論》（以下簡稱《導論》）。該書給我們帶來了兩個信息，一、發展問題獨立于法理學問題而存在，法律與發展研究主要限定在理論探討的層面，基本上是一種法理學研究。[3]二、因為作者認為該書只是導論性的，因而給那些對于法律與發展問題感興趣的同仁以期待。但是，多年來，姚建宗老師沒有對法律與發展問題進行理論深入并對導論進行展開，我們并不知道他對這一問題有怎樣的考慮或有哪些看法的變化，與此同時，法律與發展問題與多年前相比，在中國的生態環境下已經成為緊迫的問題。但是通過對前后兩書的比較可知，《法治》中的問題并不是《導論》中所列問題的橫向延伸，而是更重視現實性問題的縱向展開，如《導論》所言的“法治理想”變成“法治現實”的問題。[4]從方法上講，《導論》仍然給《法治》留下了用發展的眼光看法治問題的視角，即《法治》中一再強調的復雜性的發展問題，但是，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與發展問題仍然是兩個范疇的問題，發展問題作為具體問題的匯合并不具有方法上的普適性，而具有很強的特殊性。例如，中國耕地面種逐年減少、土地荒漠化中的發展問題，與理論方法上怎樣發展一種理論而不單單是建構一種理論是兩回事。《法治》與《導論》的差異之處在于，一、《法治》不是像《導論》那樣對問題的占有，而是對具體問題的深挖和展開，權利（主要指個人權利）仍然是《法治》一書中實現法治的描述和分析基點，“所以，對于法治而言，國家優位觀念當然不足取，但社會優位觀念也同樣有其缺陷與矛盾，只有個人優位觀念才是其根本，也只有個人優位觀念基礎上的社會優位觀念才能與法治相容。”（頁5）《法治》的理論展開也是以這一問題而尋找路徑、土壤和載體的。二、揭示法治理想的復雜性，這種復雜性既體現在生態環境上，也體現在作為生活立場之理想的實施過程當中。三、《法治》對制度基調的設置不是放在如何實現理想之善的多樣性上，而是放在理想實現時可能受到的限制上。《法治》采用了悲觀主義基調的內斂式法治設置。（頁125）四、信仰法律并遵守良好的法治啟蒙是法治所必需的，致此實現人權和人的發展。
筆者認為，《法治》對法治問題并沒有采取建構的方式，更多關心實現法治時所需要素的分析上，即分析各個要素與理想的法治要求之間有著何種關系，如果《法治》與《導論》中“法律與發展研究”有關，那么這種相關性也體現在關注人的發展上，是“法律與發展研究”的濃縮，把眼光放在了不斷移動的人身上。《法治》不同于多數國內學者對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的區分及其各自的操作路徑，（頁9－10）即不同于形式法治也不同于實質法治。《法治》的論述更傾向于為形式法治和實質法治創造條件，不是從某一社會群體或社會現象在特殊群體的內在視角出發的，而是從外在視角來分析的。但是任何理論都不是通過簡單化或復雜化處理就可以解決其中抽象著或隱喻著的問題，使問題變得容易處理的最大可能是處理問題的人。《法治》正是為了尋找這樣處理法治問題的人，并對怎樣獲得這種理想的法治中人作出設想。姚建宗老師用“產床”這樣的詞來形容生態環境，這種擁抱法治的熱情正在激發一個學者的想像力，但是在各章之間論題相關性方面因為沒有進一步的邏輯說明和深挖，而對讀者有一種突兀的感覺。
三
《法治》對法治這樣定義，“我們認為，所謂法治，簡而言之就是合法權力在充分尊重社會習俗和歷史傳統的前提下，運用合法程序制定的反映社會生活真實運作規律的良法而對人類行為及其生活的規制與調整，以及這種規制與調整的過程與狀態。”（頁114）法治包含著體制內和體制外兩種力量合力作用的結果，作為體制外的社會習俗和歷史傳統是體制內的良法的源泉性支撐。“尊重社會習俗和歷史傳統”本身就是尊重社會的自治，而實際情況是社會自治不是法治，一些沒有實行法治的社會也可能實現自治，如主要由血緣和情感編織的家庭中的關系并不是由法治支撐，但卻實現某種程度上的自治；而社會中的法律至上也不是法治社會的自治。《法治》把法律的至上性和法的人格養成看作是法治的共同要素，即法律的至上性和法治社會的自治共同組成法治，法治不僅僅包括創建法律方面，而且包括法律實現方面。法律至上處于法治目標創建和實現過程之中，包括立法、司法等組成的法律體系運作的權威性，法治社會的自治主要是法治社會的公民實現法治啟蒙的過程。法律至上和法治社會的自治的有機結合構成了理想中的法治社會。不管是主張法治是由下而上地自發形成，還是由上而下地人為建構，都離不開在地上行走著的人的真實的活動，提倡法治時主張法律的至上性時正是因為有了人的參與，法治才時常脫離它應然的軌道而演變為人治或治人。人治是人高于法，人駕馭法，而不是法框定和制約著人；治人是人治社會的一個方面，即法律變成了目的性很強的東西，不是著眼于法治之公共利益，而成為實現私人利益的工具。如果作為具有批判性的法學和法律在人的參與和實踐面前的失語和批判力的喪失，那么，既使表面上法律在這種失語和批判力喪失的社會中存在著，法律在其中的運行也不是真正的法治，原因在于我們最想實現的法治和正在運行的所謂“法治”并沒有真正實現自治，而被某種力量牽著鼻子走。法治社會的自治并不是法治之路走向自我封閉，恰恰相反，而是法治從單純的理性建構的道路上走出來，反向求諸于日常生活，作為主體的公民從心理、智識上擁抱法治、喜歡法治、理解法治、實踐法治，使這種人們意欲實現的法治在實踐的層面不致于成為于己無關的東西，而是一種理性的參與，不至于使公民在法治面前淪為無意識的“趕集”，這種無意識的“趕集”會使人們理想中的法治成為幻滅人們理想的東西。一句話，實現法治首先需要能夠在法治社會中實現自治的公民的大量出現。《法治》認為這樣的自治公民應該“具有作為人的尊嚴和平等獨立的人格”、“相互平等地尊重的基礎上更容易彼此寬容”、“在相互交往、彼此共同活動的領域，更易于相互信任和合作，在發生各種矛盾、糾紛或者沖突的時候，往往更多容易妥協”、“在自治的生活和行動中更有責任意識”、“具有公民的美德或者風范”。（頁57－58）《法治》對法治社會自治公民的品性和特質的規定并無令人耳目一新之處，而正是這些人們常常提起的人的基本素質卻是人們在面對法治時常常遺忘的。《法治》不同之處在公民的品性與特質的獲得方面所作的努力走得更遠，而這種常常提起又常常遺忘的人的基本素質作為公民社會自治一部分，更容易被看作私人性的東西，其所提出的理論問題和個人觀點也會被人看作（如本書作者所說）“邊緣人”的。這種誤識在于《法治》的目的可能不在于提出更多的理論問題，而是在于提醒人們走入法治殿堂之前的精神歷煉，以及側重人的因素方面的法治實踐的可操作性。
在《法治》的理論進路上，作者首先選取的不是法學界熟識的法學進路，而是一種從法學之外的視野進入法學的進路，論述中引入了哲學、美學、心理學的某種觀點為該書的論證作鋪墊，加之該書視角的多層維度促使全書有一種極強的理論彈性，這種理論彈性最終歸結于“法治的精神意蘊”的獲得。在“法治的生活立場”一章中作者提到了信仰問題，“法治的意蘊便是人對法的神圣性的制度信仰”。（頁29）而這一提法與幾年前提出的“信仰：法治精神意蘊”一文相呼應，表明作者多年來理論態度的一致性和觀點的相似性。而余下幾章也主要著眼于制度前的鋪墊，強調人的信仰問題和精神性因素對于法治的重要性。如果缺乏學術研究的批判和反思，學術觀點也會流于宗教式的陳述，《法治》從其所生活的當下環境入手，使信仰問題和精神性因素與生活的邏輯相互滲透，即避免了口號化傾向，也躲避了宗教化傾向。法治需要某種“制度信仰”，這種“制度信仰”與宗教化傾向有所不同，宗教化傾向表現在信仰的非理性上，即不關心所信對象如何，而信其應該如此。法治信仰問題是一種理性行為而不是非理性行為，法治信仰具有地方性和本土性，是信仰者理性選擇的結果，即法治的信仰是培養出來的而不應該在強制下產生出來的，宗教化傾向有渲染和神化的成分，這與作為理性制度安排的法治是相悖的。有學者認為啟蒙與信仰是矛盾的，[5]但是畢竟啟蒙式地有所信仰與信仰式地有所啟蒙是不一樣的，前者是先有啟蒙后有信仰存在，而后者是先有存在的信仰后有啟蒙。啟蒙式地有所信仰和信仰式地有所啟蒙是有區別的，比如我們教育一個不懂事的孩子信仰某種宗教和教育她（他）們養成某種信仰是不同的。對于法治問題，《法治》一書認識到啟蒙先于信仰存在的重要性，由于這種區分在《法治》中不太突出而容易使人誤解。
法治社會的自治是用一種外在視角認識尚在研究中的“法治”。現在，對法治社會的認識存在一個誤區，過多地把“法治”理解為“有法可依”、“執法必嚴”，較少考慮這種“有法可依”當時所立之法在生態環境里是否能夠生根并成長，即是否能夠把法在人們的心中樹立起來，成為值得膜拜的封碑和指示性的座標，一旦這種在當下的生態環境里并不能生根的所立之法被執行起來可能錯誤不斷。這種“有法可依”式的思維本身并不存在可非議之處，問題在于“有法可依”式的思維作為內在視角僅僅是在實現法治社會的道路上的一個階段，這種內在視角并沒有反思所立之法是否是法治社會所需之法，是否是所知之法，是否可接受之法。而根據這種“有法可依”式思維推導出的“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糾”自然理解成法治社會中“法治”的全部，作為法治社會重要載體的權利運行有被扭曲之虞。因此，只重視權利在法條上的規定，忽視權利在入法之前的生成；只重視權利的普遍性特征，忽視了在現實生活中弱者的權利更容易受侵犯；只重視權利體現在法治社會公民身上的一點一滴和一個部分，忽視了每個人的權利更好地組成之后能夠給權利成長的土壤帶來一片綠色。
法治社會認識上的內在視角和外在視角的區別在于，前者重視立法中法條的生成和執行，而后者更重視立法之前“觀念先行”、“精神意識之培育優先”。托克維爾曾經提出，“我確信，最佳的地理位置和最好的法制，沒有民情的支持也不能維護一個政體；但民情卻能減緩最不利的地理環境和最壞的法制的影響。民情的這種重要性，是研究和經驗不斷提醒我們注意的一項普遍真理。我覺得應當把它視為我的觀察的焦點，我也把它看做我的全部想法的終點。”[6]托克維爾看到了民情對法治的支撐，民情是一種先在的獨立狀態，所以在看待法律時要考慮到法律與民情是相互影響的關系，托克維爾論述，“于是，我想像出一個社會，在這個社會里，人人都把法律視為自己的創造，他們愛護法律，并毫無怨言地服從法律；人們尊重政府的權威是因為必要，而不是因為它神圣；人們對國家首長的愛戴雖然不夠熱烈，但出自有理有節的真實情感。”[7]托克維爾在特定的地域內經驗地看民情，而不是科學地看民情，不是把法律看作是某些人強烈要求的結果，而是看作一種民情推動的結果，法律作為民情發展的必然，成為實現法治的一種自然引入機制，法律是民情的升華。而《法治》正是在法治的道路上揭示這種自然引入機制的存在，并論述這種自然引入機制如何能形成。所以，《法治》所說的“復雜性”并不是法治作為一種機制本身有多么復雜，而是認識到這種在某些方面有些成熟的法治（包括理論上和操作上），在具體的生態環境下產生了復雜性。
邊沁認為，“法律是什么，在不同的國家中有差別而且差別很大。然而，法律應該是什么，在所有的國家中卻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8]《法治》不是采用內在視角的解釋者的角度來看待法治，而是對法治建設采取批判的立場，這種批判構成了實現法治的前奏之一部分。所以，在各自尋找和確證“法律是什么”的道路上，對個人和一種制度有意義的是，不是簡單地提出許多學說，也不是簡單地對各種職業和功能進行不斷劃分，而是對作為背景的生態環境給予足夠的重視，這種作為背景的生態環境是這樣存在的，即怎樣形成由滿眼草地形成綠意意義上的，而不是向沙漠中尋找綠洲意義上的，前者意在消滅沙漠而后者不是。在2002年世界杯足球賽小組賽上，第一次進入世界杯決賽圈的中國隊和世界第一的巴西隊同組，中國隊輸了，中國足球界沒人提出如果踢352或451陣型，中國隊就會戰勝巴西隊，因為，我們承認中國足球不如巴西足球，中國隊輸給巴西隊不是輸在排兵布陣上，而是輸在足球整體的資源上。整體資源作為一種背景，其形成不是一朝一夕，足球與法治的相似之處在于，二者都是由各自的生態環境決定的，足球先進與否不是由這個國家習慣的踢法決定的，關于決定“法律是什么”的評論和法治是否成立的爭論，不全是由是否立法、立什么法決定的，而是應該清楚什么樣的法對我們更合適。所以，應該對法治與立法劃等號的作法保持謹慎的批評。
聯邦黨人在美國建國前論述了精神準備的必要性，經過周密的考慮，完備的憲法是需要的，“但是，所有各方都會承認，我們的憲法并不是什么抽象理論的產物，而是‘我們政治形勢特點所不可或缺的互相尊重忍讓、友好敦睦精神’的產物，既然如此，從理論上去考察這部憲法的任何部分，也就是多余無用的。”[9]法律是需要的產物，法律也需要去信仰和愛戴，作為某種精神的體現，法律不是僵化的。法律之中的誠信不僅體現在合同雙方之間，也體現在合同雙方之外，因此在違背誠信時應該會受到良心的譴責，也會受到輿論的譴責，這種社會壓力不僅僅來自某些具有高尚道德的某種良心，也來自社會大多數人都會這樣做出譴責。
法治的生態環境復雜性展開是實現法治的難點，作為階段性成果的標志，《法治》尚沒有對法治生成所需的必要條件進行有機地要素區分以示同仁。法治的信仰和法治的精神最終要回到法治的運行，從法治的運行中獲得法治的信仰和法治的精神不是仍有可能性嗎？在一個所具有的信仰不能運行的社會，難免其精英化和個性化理論大于其社會化理論實現，雖然《法治》作者對法治的信仰是堅定和連貫的。理論的推進對于單兵作戰學者來說是困難的，因為社會科學理論本身的歷史性和社會性，使理論主張不得不返身求助于前人所積累的成果。而在當下對法治理論的研究，學者們的單兵作戰很難產生一蹴而就的效果，甚至對前人作為整體的理論人為切割，或許姚建宗老師也在為此困惑。理論的推進不同于理論的推動，理論的推動不同于理論的騷動。事實上，帶著理論推進的初衷，更多的理論并沒有獲得前進，而僅僅是在動一動的情況下復歸原位，而更多的是，在推動中有更多騷動的因子，而這種理論騷動更多產生于理論信仰和理論精神的缺乏，而《法治》作者對理論信仰和理論精神的堅持是一貫的，《法治》作者用這種一貫的堅持時刻會對人有所促動，然而作為理論推進的目標并非一觸而蹴，走上法治路途尚十分艱巨。理論的推進是每一個研究者的任務（當然包括學理的批評），為了避免走入理論騷動的誤區，《法治》中對法治生態環境的縱深推進是橫在這一理論面前的門檻。
（姚建宗著：《法治的生態環境》，山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注釋】
[1]姚建宗：《法治的生態環境》，山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頁15，下文引自該書的僅在括號內標注頁碼。
[2]沈宗靈：《現代西方法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頁191。
[3]姚建宗：《法律與發展研究導論》，吉林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頁15。
[4]同上揭，頁417；
[5]朱蘇力：《面向中國的法學》，資料來源：（吉林大學理論法學研究中心信息網，最后訪問時間：2004年5月20日。
[6]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上），董果良譯，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頁358。
[7]同上揭，頁11；
[8]邊沁：《政治片論》，沈叔平等譯，商務印書館1995年4月第1版，頁97。
[9]漢密爾頓等著：《聯邦黨人文集》，程逢如等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頁314。
本文摘自《法律書評》（第3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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